华西医院4月4日-9日出诊/停诊信息
本文导读：关于2015年清明节放假有关事项的通知　　清明节：4月4日―4月6日放假，共3天。
　　关于2015年放假有关事项的通知
　　清明节：4月4日&4月6日放假，共3天。其中，4月5日(星期日)为清明节法定节假日，门诊停诊1天，急诊照常运行。4月5日(星期日)公休日调至4月6日(星期一)。
　　急诊在节假日期间不停诊。总值班在节假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
　　日停诊信息(上午)
　　耳鼻喉科:张世杰
　　风湿免疫科:崔贝贝
　　风湿免疫科:刘毅
　　肝胆胰外科:徐明清
　　呼吸科:蔡永宁
　　内科:罗祖明
　　心理卫生中心:单友荷
　　心血管外科:郭应强
　　心血管外科:梁少伟
　　心脏内科:彭勇
　　胸外科:陈龙奇
　　血液内科:吴谨绪
　　日停诊信息(下午)
　　内分泌科:陈大伟
　　神经外科:李鹏
　　肾脏科:沙朝晖
　　胃肠外科:张元川
　　消化内科:冯丽
　　心血管外科:郭应强
　　胸外科:陈龙奇
　　日停诊信息(上午)
　　内分泌科:魏松全
　　日停诊信息(上午)
　　创伤骨科:张世琼
　　儿外科:韦福康
　　耳鼻喉科:范嘉裕
　　风湿免疫科:黄雨梅
　　肝胆胰外科:徐明清
　　骨科运动医学:龚锦源
　　呼吸科:蔡永宁
　　甲状腺乳腺外科:王晓东
　　泌尿外科:张思孝
　　心血管外科:梁少伟
　　胸外科:伍伫
　　血液内科:吴谨绪
　　日停诊信息(下午)
　　创伤骨科:张世琼
　　风湿免疫科:谭淳予
　　科:王曦
　　眼科:曾昌洪
　　肿瘤科:许峰
　　日停诊信息(上午)
　　耳鼻喉科:范嘉裕
　　肝胆胰外科:徐明清
　　骨科运动医学:龚锦源
　　泌尿外科:黄中力
　　内分泌科:黄慧
　　神经外科:关俊文
　　肾脏科:周素云
　　眼科:吕仲平
　　日停诊信息(下午)
　　创伤骨科:张世琼
　　儿外科:韦福康
　　肝胆胰外科:游蓁
　　内分泌科:陈德才
　　内分泌科:童南伟
　　内分泌科:魏松全
　　皮肤科:王曦
　　心脏内科:黄德嘉
　　整形美容烧伤科:段伟强
　　肿瘤科:姚兵
　　关于2015年劳动节放假有关事项的通知
　　劳动节：5月1日&5月3日放假，共3天。其中：5月1日(星期五)为劳动节法定节假日，门诊停诊1天，急诊照常运行。
　　急诊在节假日期间不停诊。医院总值班在节假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
　　关于2015年放假有关事项的通知
　　端午节：6月20日&6月22日放假，共3天。其中， 6月20日(星期六)为端午节法定节假日，门诊停诊1天，急诊照常运行。6月20日(星期六)公休日调至6月22日(星期一)。
　　急诊在节假日期间不停诊。医院总值班在节假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
（责任编辑：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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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者的尊严（一） (VIP作品)　文 /
第一章 医者的尊严（一）
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
最近，一名医生的子女在网上发帖：“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据调查，医生不愿让子女学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医师协会曾就医生对子女学医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为53%，2004年为63%，2011年为78%。
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医生既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外，很多优秀人才之所以愿意付出高昂学费、巨大精力去学医，主要是因为医生的投入虽高，回报也高。一旦拿到医师执照，便可衣食无忧，备受尊敬。
而在我国，医生的职业光环日渐消逝。不仅医学院校很难招到尖子学生，医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有人甚至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叫他当医生。”这一现象发人深省。
医生为何不愿让子女学医？主要原因是投入大、风险大、压力大、收入低。事实上，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当医生，往往意味着终生的付出与牺牲。一名医学生，经过5至11年的学历教育后，还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方可成长为一名医生。由于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生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潮流，不被淘汰。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医生是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面对大量的病人，不仅需要超负荷工作，还不能有任何差错。因此，医生每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如此，医生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医疗纠纷甚至“医闹”。可见，当医生确实不易。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医生群体的收入并不高。虽然也有医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只是少数。如果只算“阳光收入”，绝大多数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劳动价值。目前，我国的药品价格畸高，而医疗服务价格畸低。“看病的不如算命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扎针的不如扎鞋的”，就是最形象的注解。事实上，如果医生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等值回报，必然导致整个医疗行业的价值被低估。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甚至是名誉委托于律师。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社会上是有争议的。其实，只要把医生和飞行员比一比，答案就清楚了。客观地说，医生的培养难度远远超过飞行员，职业风险和工作强度也超过飞行员。然而，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国家之所以应该给医生高薪，也是为了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
当然，要想让医生成为一个有魅力的职业，不仅需要在收入上尊重医生，还需要在人格上尊重医生。眼下，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强烈，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医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改，解决影响医患和谐的体制问题，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才能重塑医生的职业尊严。
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就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让最优秀的人呵护生命，是一个社会回归理性的标志。如果一流人才去卖药，二流人才当医生，谁还敢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呢？
医生越干越心寒
2010年底，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播出后，在医务界引起强烈反响。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学生王欢患尿毒症，医生全力抢救，做了两次换肾手术，最终王欢因肝功能衰竭死亡，并拖欠了30多万元医药费。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家属无法接受现实，怀疑医生有过错，最终选择了起诉医生。
类似的事情，生活中并不罕见。北大肿瘤医院顾晋教授就曾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叫《一件心寒的事情》：有一名晚期直肠癌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愿收治，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顾晋动了恻隐之心，冒着巨大风险做了手术。由于肿瘤太大，病人术后出现并发症，经过再次手术，完全恢复功能。他原以为病人会满怀感激，没想到病人一出院，就以“出现并发症”起诉了他。
一位医生冒着巨大风险救治病人，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无情地告上法庭，这确实令人心寒。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虽然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仍有很多疾病无法治愈。由于医学的局限性，任何治疗方案都不会尽善尽美，总是有利有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尤其是面对危重病人，医生为了抢救生命必须冒险。但是，冒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柳暗花明，病情好转；一种是险象丛生，病情恶化。而医学就是在一次次冒险中进步的。从长远看，医生越是勇于冒险，病人越是受益。但是，医生敢不敢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态度。
过去，在危重病人面前，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而在今天，病人即便有90%的希望，医生也会犹豫不决。因为有的患者不理解医学的特殊性，动辄闹医院、告医生、要赔偿。一些患者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还有一些患者在术前通情达理，也明白手术的风险性，但一有意外，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伤害之后，医生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面对一名病人，医生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风险，还要考虑法律上的风险。有时，他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官司缠身，“过度防卫”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
当然，患者之所以起诉医生，除了医疗因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目前，在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达35%，城乡居民重病经济负担沉重。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重降到15%~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从全球来看，每年约有1.5亿人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其中1亿人被推向贫困线以下。可以推算，我国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在少数，这还不包括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的家庭。因此，当一些患者无力负担医药费时，自然就会想到诉讼这条渠道。而法院在审理医疗官司时，一般都会倾向于照顾弱者，即便医院无任何过错，往往也要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因此，在有些时候，患者起诉医生，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一些患者把疾病的痛苦，连同经济压力、社会不公带来的不良情绪，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可见，医患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医患本身，还在于医疗体制不完善。只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家庭摆脱灾难性医疗支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冲突。
医生的血不能白流
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一名患者连砍十多刀，身负重伤。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
淋漓的鲜血，喷溅着圣洁的白衣，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没有倒在山崩地裂中，没有倒在枪林弹雨里，却倒在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刀下。其伤何深，其痛何如！这是文明社会的“返祖现象”，也是法治国家的悲哀和耻辱。
近年来，医生频频被害，“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大概率事件”。虽然凶手都受到了严惩，但医生的心灵创伤并未治愈，医患暴力冲突的社会根源也未消除。因此，在此次医生被害事件之后，医患双方都应深刻反思，避免“血溅白衣”的悲剧重演。
从患方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降低对疾病治疗的期望值。近百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仍处于“婴儿时期”。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医生也往往束手无策，徒唤奈何，更不必说恶性肿瘤等不治之症。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医生只是帮助患者缓解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况且，任何治疗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由于人体千差万别，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所以，患者不能对现代医学有过高奢望。
从医方来说，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因此，医生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在本次事件中，患者5年前身患喉癌，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患者认为，医生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致其失声，“每天生不如死”，“变成一个口哑身残的废物”。可以想见，一个人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中，是很容易产生偏执行为的。这从一个侧面警示医生，手术刀事关性命，重若千钧。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屠规益教授曾对学生说过：“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医生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这说明，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
当然，解决暴力冲突，仅靠医患双方的努力是不够的。当前，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是医患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本起血案中，患者起诉已经三年，却迟迟没有结果。一纸诉状，几年苦等，谁能经得起漫长的煎熬？打官司旷日持久，医疗事故鉴定关卡林立，第三方调解难觅影踪。当医疗维权渠道严重不畅时，患者自然就会采取暴力手段自救，这是“逼上梁山”。因此，在医患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下，急需开辟医疗诉讼“绿色通道”，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增强第三方调解的公信力，从而减少暴力维权事件的发生。
医生的血流得太多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血溅白衣”。此次事件，倘能引发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重新思考，促使医患之间增加理解信任，促使有关部门疏通医疗维权渠道，让医疗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血就不算白流。
“血溅白衣”为哪般
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一名“肾积水并尿毒症”重症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日凌晨3时，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并将泌尿外科封闭，医生和病人都被关在病房里。随后，200多人手持木棍及匕首冲至医院，封锁门诊大楼，摆满花圈，并焚烧纸钱，见到穿白大褂的就打，有一名医生身中6刀，被送进医院抢救，另外有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受伤。22日，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23日，医务人员忍无可忍，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市政府作出解释，并严惩肇事凶手。
这是一个“黑色六月”。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五起“血溅白衣”事件。其血腥程度，令人惊悚。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居然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返祖现象”，实在令人惊诧!这些残酷的暴力事件，直逼每一个有良知者的心理承受底线，直逼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年前，深圳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曾戴钢盔上班，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缩影。然而，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并未引起执政者的应有警觉，很多官员一笑了之，仅仅视为“炒作”、“作秀”。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患矛盾不仅未见缓和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直至今天，靠暴力解决医患纠纷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其实，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医生。他们拿着微不足道的报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长期忍辱负重。虽然也有怨言，却从未放弃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守护生命的群体，却连自身的生命安全也无法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耻辱？
应该看到，医患矛盾绝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强烈。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窗口”，自然成为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线。
医学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发生医患纠纷，不足为奇。如果医患双方都能理性对待，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患者往往不愿意诉诸法律，而更喜欢“以闹取胜”。只要病人死在医院，活着的人似乎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不管是谁的责任，医院都要花钱摆平。否则，家属就会和职业“医闹”联合起来，摆花圈、设灵堂、围医院、打医生，仿佛有天大的冤屈。其实，很多“医闹”都是花钱雇来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最后，医院迫于无奈，只好花钱买平安。于是，“医闹”和死者家属坐地分赃，各有所得。如此一来，“医闹”成了一个投资少、风险低、致富快的新职业，黑恶势力，趋之若鹜。
“医闹”之所以越闹越欢，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软弱纵容和公安机关的失职无为。很多地方官员认为，患者闹事，肯定是有冤屈，医院是公家的，赔点钱就“和谐”了。然而，正是这种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和谐观”，导致了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使其有恃无恐，肆意危害公共安全。更奇怪的是，很多警察看到“医闹”围攻医院，往往“坐山观虎斗”，放任自流。他们的理由是，“医闹”是“和平静坐”，只要不流血，就没有执法依据。其实，这是为其失职行为找借口。试想，一个街头乞讨者都能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何况一群“医闹”真的干扰公共秩序？为什么有时对待群众上访可以滥用警力，而对待“医闹”围攻却要“慎用警力”？难道法律的弹性如此之大？
和谐社会的大厦，是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依法打击“医闹”，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也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总是习惯于“花钱买平安”，换来的只能是表面和谐，其背后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作为执政者，只有捍卫法律尊严，才是维护和谐之本。
当然，“医闹”之所以猖獗，也与患者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太高有关。打一个医疗官司，往往黑发人变成白发人，却未必能得到一纸公平的判决。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部门应开辟医疗纠纷处理的“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把患者的维权行动引入法制轨道，最终让“医闹”无事可闹。
“黑色六月”的五起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医患矛盾恶化升级的“报警器”，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假如有一天，医生都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那就真成了国家的耻辱了!
医生被刺的反思
2010年6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连发两起血案。凶手在刺杀了肿瘤中心一名医生之后逃匿，次日又将一名护士刺成重伤。据了解，凶手周某系因宿怨杀人，其父13年前患原发性肝癌，曾在该院就医，不久后去世。周某将其父去世原因归结为医生没尽力，长期怀恨在心，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
近年来，医生被害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却又隐含着一定的必然性，值得深刻反思。
医生被患者杀害，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作为“生命保护神”，如果医生连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又怎能给患者以安全呢？
医生是救人的职业，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医患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医患双方的原因，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以及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
从患者来看，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是导致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认为，看病就是“消费”，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医生就是“图财害命”。事实上，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的复杂性决定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医学上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于某些常见病，治疗上也有无效概率。因此，一位西方医学家说：“医学是一种可能性的科学。”医生只能告诉病人成功的概率，而不能保证绝对成功。然而，一些重症患者在家庭花费了巨额费用之后，往往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过激反应，这属于对医学的误解。
从医生来看，缺乏人文精神、忽视沟通解释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很多医生过分关注技术，把医学的目标仅仅视为“治愈”，而忘记了“帮助”和“安慰”。个别医生态度生硬、冷漠、傲慢，不愿和患者多说一句话。他们认为，只要在治疗上做了最佳选择，技术上做了最好发挥，就算问心无愧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解释，更没有义务解决心理问题。结果，医学越发达，医生越冷酷。其实，人都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心灵格外脆弱敏感。医生的一句解释、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会对病人产生很大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真正具备人文修养、善于换位思考的医生还不多。据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是由于医患交流不畅造成的。而纠纷发生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不屑交流、不善交流的医生，或在手术签字时只会说“丑话”的医生。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仅靠医患双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近年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百姓的医药费用负担很重，“一场大病，拖垮全家”的现象十分普遍，看病难、看病贵呼声日益强烈。而医院作为直接面向百姓的窗口行业，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喷发的“火山口”。尤其是医护人员身处“前沿阵地”，往往代体制受过，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医患关系的坚冰才能化作春水。
警惕另一种医闹
清明时节雨纷纷，四川成都的高速路边出现一则巨幅“广告”。画面上是一名穿着婚纱的女子，旁边写道：“清明痛悼爱妻高德珍，爱妻于日在华西医院附二院手术台分娩时，永远地离开了”。其中，“华西医院附二院”七个大字尤为明显。同时，一条《清明痛悼爱妻》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微博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怀抱自己女儿，他的身后就是那块广告牌。此事引起了很多媒体关注。
据了解，这是当地一家著名策划公司的“杰作”。事情的起因是：某孕妇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分娩，医生发现是前置胎盘，病情非常凶险。医生在术前术中均反复告知风险，并尽力挽救，但产妇终因大出血死亡。当时，家属并无异议。然而，半月之后，死者丈夫突然向医院提出巨额赔偿。在谈判破裂后，该男子聘请策划公司，花15万元竖起了这块标新立异的“广告牌”。
策划公司参与医疗纠纷，用“软暴力”逼迫医院花钱平事，这是一种医闹新形式。过去，人们常见的医闹是患者家属雇人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打砸医院。不过，这种暴力手段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容易触碰法律底线，因而越来越难奏效。因此，一些策划公司纷纷瞄准商机，推出医闹升级版，即通过策划公共事件，吸引公众的眼球，引起媒体的关注，再利用舆论压力逼迫医院谈判，最终达到索赔目的。从“武闹”到“文闹”，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都是医闹。
在这起事件中，策划公司可谓用心良苦，在清明节前大打“悲情牌”，确实吸引了不少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裸的金钱交易。近年来，很多策划公司为了牟取商业利益，不顾社会影响，故意混淆是非，迷惑公众。一位“策划大师”曾经这样描述其“勾引媒体”理论：“最好的广告宣传是新闻”、“勾引媒体的关键是人为制造兴奋点，需要策划人把无化有，把小化大，只要勾引成功，只要记者上钩，他就会添油加醋、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新闻是需要策划的，媒体记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料’是否吸引他们”。由此可见，这些策划公司并非为了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而是黑白不分，见利忘义。所谓成功的“策划”，其实就是设下诱饵，引记者上钩，让媒体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可见，在网络时代，一些看似吸引眼球的“新闻”，很可能是策划公司挖好的“陷阱”。如果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盲目跟风追热，很可能沦为别人的“猎物”，最终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在一个法治社会，患者维权应该选择合法的路径，如医疗事故鉴定、诉讼、第三方调解等，而不应靠“闹”来扩大事态，否则就会误入歧途，把合法的事办成违法的事。眼下，个别患者家属以人死为借口，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肆意损毁医院声誉，从而达到获取钱财目的，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维权方式。而一些策划公司充当幕后“黑手”，把医疗纠纷当成“卖点”，制造社会混乱，加剧医患矛盾，实属害群之马，理应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闹”则两伤。在一个医闹泛滥的社会，医生不能安心执业，患者不能放心就医，谁又是赢家呢？
让医院从纠纷中解脱出来
2010年初，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运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这意味着，我国将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频发态势，一些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正“第三方”，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很多患者更愿意选择摆花圈、拉横幅、闹事端等方式维权，通过扩大事态来施加压力。而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往往花钱了事。于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成了一个“潜规则”。
事实上，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分清是非，也不利于医院的长治久安。很多医院花钱不仅没有买来“平安”，反而传递了错误信号，引来了更多的暴力维权者。
医疗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无论在任何国家，医疗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医方往往占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仅靠医患之间协商，很难达成共识。于是，很多患者迫于无奈，只好选择成本较低的“暴力维权”。
事实证明，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纠纷处理，医患双方往往都能接受，很容易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纠缠和漫长的诉讼，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公共场所，本该是宁静的“港湾”，而不应成为医患冲突的“战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社会公益组织，它由法律、医学、保险等专业人士组成，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因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处理医疗纠纷，可以让医院从喧闹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从事医疗活动，从而实现“院内纠纷、院外处理”。这既有利于维护医院的安宁，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患者的利益，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创新之举。
有感医生“红黑榜”
2010年，一个关于武汉儿科医生“红黑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上万名妈妈根据带宝宝看病的经历和体验，列出了武汉各大医院儿科的“好医生”和“坏医生”，吸引了数十万网民阅读。如今，这个帖子成为很多妈妈的“看病指南”。
那么，一个民间版的医生“红黑榜”，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说到底，是因为真实可信。与很多官方评选的先进榜相比，这个“榜”不教条、不粉饰、不冷漠，都是用真人真事说话，因而更有亲和力和可信度。
也有人认为，这个“榜”都是凭个人主观印象给医生打分，缺乏专业视角，很可能有偏颇之处。应该承认，一个由网民口碑形成的“红黑榜”，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过去，医生的技术和品行主要靠病人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如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每个病人都是“公民记者”，医生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博客、论坛的题材。因此，一个医生要想获得公众好评，唯一的办法就是善待病人。
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它是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自古以来，行医都被称为仁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认为：“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所以，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好医生的标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病家谋幸福”。因为，医生本来就是为病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病人，就不会有医生。
作家陈祖芬曾写过一篇题为《当看病成为温暖享受》的文章，记录了她在美国哈佛医院看病的感受。由于医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以至于她竟然不愿离开医院，甚至觉得“对医院欠下人情债”。相比之下，中国人到医院看病，谁曾有过这样的美妙感受呢？在很多时候，冷漠与傲慢，成为医生的流行表情。诊室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病人恭敬地递上片子，医生接过片子，眼睛根本不看病人，边看片子边问：“怎么了？”于是，病人诚惶诚恐地叙述病情，而医生则低头开单，似听非听，最后来一句：“先去化验吧。”直到病人离开，医生都没有看一眼病人。一个把病人当成机器的医生，即便有妙手回春之力，谁又能说他是好医生呢？
其实，老百姓求医看病，除了希望解除生理上的疾痛，更希望得到医生的情感关怀。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真诚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手势，就足以令人感动一生。对于病人来说，医生虽不可能治愈所有疾病，但至少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不乱开药、不乱检查、不胡折腾。然而，就连这样简单的要求，在很多时候竟也成了奢望，这确实是医学的悲哀。事实上，医术固然重要，但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患者很难对医术作出判断。这正如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所说：“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因此，作为病人，往往更看重医生的人文修养。人文修养虽然无形，却隐藏在医生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没有它，医生就成了修理匠，手术刀就成了屠宰刀。
一张“红黑榜”，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好医生的期盼。也许，好医生的标准有千万条，但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善待病人。
好医生为啥这么缺
最近，一位同事的小孩耳痛，分别到北京多家著名三甲医院看病。结果，专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鼻窦炎。有的让吃抗生素，有的让服中成药，有的让用喷鼻药……几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的耳朵嗡嗡响、鼻涕时常流，吃着喷着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病还是没有好。
几家大医院，居然看不好一个小毛病。在医疗资源云集的北京尚且如此，缺医少药的农村又会怎样呢？近年来，老百姓感叹看病难，说到底还是好医生太稀缺，能治好病的医生不多。所谓“全国人民上协和”，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足。2009年，全国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约1.7人，而美国约为2.6人。同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据卫生部统计，在乡镇卫生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不足23%；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足4%。我国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利用率仅为3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0%~80%。这说明，基层缺乏患者信任的好医生。
我国的好医生为什么这么稀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投入大、产出低，风险大、收入低，这样的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例如，在每年的高考状元榜上，尖子生几乎没有学医的，医学院校的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在我国就业人口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比例不足1%，而英国为6%、美国为4%。
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绝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至5倍。这是因为，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如果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资源的稀缺性，就很难吸引最优秀人才学医从医。但是，我国医生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基层医生的收入还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例如，2009年，北京市社区医生的人均工资是4.2万元，而当年北京市职工的人均工资是4.7万元。为此，全市社区医生流失率达10%。直到2011年，北京市社区医生年薪才涨至5.8万元。同时，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技术收费无法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挂号费不如停车费”、“看病的不如算命的”，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同时，医生的形象长期被扭曲甚至妖魔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事件频频发生，医生普遍缺乏职业尊严感。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病人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医疗需求出现“井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资源的供给。然而，医疗卫生行业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医疗需求猛增；另一方面，人们学医从医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好医生的供给量不能有效增加。这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很低，一个源源不断“制造”好医生的机制尚未形成。
医生是医疗行业的核心，也是医改的主力军。解决看病难，关键在医生。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改就很难成功。因此，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增加好医生供给的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解放医疗生产力，增强医疗卫生行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创造有利于好医生成长的社会环境，看病难才会得到根本缓解。
医生最看重什么
2008年初，《中国青年报》和丁香园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关于医生的调查：63％的受访医生表示，让他们最感快乐的事是“治愈患者疾病，取得患者信任”，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经济收入增加”和“职称得到提升”。
有位受访医生这么描述他的幸福和快乐：“千方百计抢救成功重危患者之后，那种成就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外出时遇到并不熟识的面孔，向你热情地打招呼，自豪感油然而生；在餐馆吃饭，旁边的客人向你点头，虽然你已不记得他是何许人也，可结账时才发现他已经替你结过了，这是病人对医生最朴实的回报。”
虽然这个调查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至少纠正了社会上对医生的一部分误读。当前，不少人认为，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他们吃“回扣”、拿“红包”，把金钱看得越来越重，把病人看得越来越轻。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应该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确实有一部分医生见利忘义，放弃了职业操守。但是，绝大多数人依然坚守理想，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因此，他们最大的快乐就在于用自己的医术治愈患者的疾病，并得到患者的尊重和认可，这也是医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
也许有人问：医生真的不看重钱吗？假如患者做手术不送“红包”，医生会不会故意做坏？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作为医生，谁都想妙手回春，没有人想把病人治坏。至于有的病人没有获得满意疗效，甚至发生了医疗事故，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非医生主观故意。因为医术是医生立身之本，谁敢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谁就是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一旦上了手术台，医生的心中就不会有任何杂念。患者命悬一线，吉凶未卜，医生如履薄冰，哪可能故意让手术失败，甚至还恰到好处地留点“病根”？这不仅在技术上很难把握，而且在主观上也不符合常理。
当然，医生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对于自己付出的劳动，他们也渴望得到回报。但是，这种回报必须是出于患者由衷的感激。北京协和医院著名妇科专家郎景和教授曾说：“我通常不接受病人的礼品，但不绝对。哪怕是很贵重的礼物，如果里面没有蕴含真挚的情感，我也不看重。医生在高强度的生死搏斗中，和病人是战友，他需要病人对花费在他身上的心血和劳动予以理解和敬重。”
可见，医生最看重患者发自内心的敬意。他们渴望患者报以真诚的感激，而不是厚重的礼金。例如，手术前必须给医生送“红包”，就是长期流传的“潜规则”。由于多数患者是出于畏惧和无奈，因此“红包”里并没有多少真情。这与其说是对医生的尊重，不如说是一种商业交易。这样的“潜规则”若不废止，对于医患双方都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污染。
美国《读者文摘》曾通过征文评选“在这世界上谁最快乐”，最佳答案有三个：一是历经风险开刀后，终于挽救了危急患者生命的医生；二是忙碌了一天，为婴儿洗澡的妈妈；三是作品完成后，自己吹着口哨欣赏的艺术家。可见，医生更看重自己的职业成就感。
生命是无价的，无论多少金钱，都换不来鲜活的生命。所以，对于医生付出的辛勤劳动，患者只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就足够了。
教授之死折射媒体浮躁
2009年11月，央视播出了《公益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的节目，称“在校学生无证行医导致死亡事故”。记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证明了北大医院存在严重的“非法行医”现象，是一家“草菅人命”的医院。
与几年前的哈医二院“天价药费”相比，这条新闻的轰动性毫不逊色。但是，看过节目之后，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质疑追问：事实真的如此吗？
众所周知，真实、客观、公正、平衡，是新闻的生命所在，也是媒体的公信力所在。一篇报道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键是看其基本事实是否站得住。从这则报道来看，很多事实都有“硬伤”。
例如，该报道称，医学生于峥嵘在参与抢救熊教授时，没有行医资格，属于“非法行医”。这也是整个报道的核心事实和最大“卖点”。但是，记者的调查显然不够扎实，导致报道严重失实。根据北大医院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在给熊教授诊疗期间，于峥嵘已经于取得了《医师资格证书》，发证日期是日，但其《医师执业证书》当时尚在办理中。根据卫生部规定：“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这就是说，教授之死与“非法行医”没有任何关系，一些媒体炒作的“学生治死教授”更是缺乏依据。
新闻播出后，卫生部也给予回应：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医疗机构的临床实践活动是医学教育中的临床实践活动，而非正式的行医。对这种活动的管理，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我国刑法对于“非法行医”的具体界定，不包括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从事临床实践活动。卫生部和教育部明确规定：“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指导医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诊疗服务。”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医院里也有医学实习生，他们可以协助医生从事临床活动，如书写病历、填写各类检单、对患者实施有关诊疗操作、参加手术等。显然，这是医学教育的特殊规律。而北大医院的医学生参与抢救熊教授，也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又如，央视记者引用患者家属的说法，认为医生没有用抗凝药物，导致病人术后发生肺栓塞并发症。其实，病人术后该不该使用抗凝药，是个纯学术问题，目前骨科学界尚存不小争议。抗凝药是把双刃剑，不使用可能肺栓塞，使用了可能大出血，很难有绝对的结论。在临床上，骨科病人由于长时间卧床，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概率很高，而深静脉血栓又极易引发肺栓塞。而一旦发生肺栓塞，抢救成功率极低。这说明，医学是一门具有复杂性和局限性的科学，很多病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连医学专家也难以预料，或者无能为力。因此，苛求医生的诊治没有任何疏漏，不符合客观规律。
央视记者还引用了另一个说法：抢救过程非常粗暴，病人先是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由于大出血而放弃抢救。这显然歪曲了事实。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心肺复苏术一般适用于心跳停止的病人。这至少说明，先有病人心跳停止，后有医生按压胸廓，而这也是绝地求生的唯一正确选择。事实上，心肺复苏时按压胸廓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而肋骨骨折又会损伤脏器。但是，心肺复苏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压力度，力度越大，心脏泵血越好，但对胸廓的损伤也越大。在紧急抢救中，这样的做法完全符合医学规范。
在这则新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记者使用了很多主观性很强的字眼，例如“惨死”、“离奇死亡”、“蹊跷”、“屡伤人命”等，令公众不寒而栗。这样的词句虽然吸引眼球，但毕竟不如客观描述更有说服力。因为新闻的最高境界是用事实说话，而非渲染煽情。同时，记者似乎忘记了新闻的“平衡原则”。在医患双方的纠纷中，记者从头到尾都在引用了患方的证词，而缺乏对于医方的采访，尤其是没有医院关键当事人的说法。无论何种原因，这都使报道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之所以出现这些“硬伤”，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记者调查采访不深入，有的是因为听信了一面之词，有的是因为缺乏医学常识，还有的则是受利益驱使。从根本上说，这与记者的新闻素养有关，更与媒体的浮躁之风有关。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很多媒体一味追求吸引眼球，盲目迎合受众需求，甚至靠不断增加负面新闻来提高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其后果是：记者不再靠事实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引导公众；媒体不再忠于事实真相，而是忠于公众的情绪。这种错误的新闻价值观，助长了记者的急功近利，催生了大量的失实报道，“纸馅包子”就是一个沉痛教训。
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问题很多、弊端很多，自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从积极的角度看，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揭露丑恶现象，有利于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但是，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建设性的，只有出于善意、出于诚意、出于公心、出于良心，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医患和谐。如果把舆论监督仅仅当成吸引眼球的手段，故意制造“轰动效应”，就会使媒体丧失原则，记者丧失良知，最终失去公众的信任。
被误读的医学
2010年，苏州一家医院招聘“标准化病人”，用于医学生的临床实习。谁知，此举引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标准化病人”是标准的“忽悠”人。也有人认为，用假病号培养不出真医生。其实，这是对医学的误读。
所谓“标准化病人”，就是健康人扮演的患有某些特定病症的病人。医学生根据这些“病人”的症状，提出诊断及治疗方案。“标准化病人”就是一份“活试卷”，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综合水平和实践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标准化病人”早就被运用于临床教学和医师执业考试中，在我国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公众不熟悉医学教育的特点，所以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议。
医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科学之一。一名医生，即便付出毕生精力，往往也只能熟悉一个专业、一个学科，而无法成为“医学通才”。因此，在医学知识上，医生是绝对权威。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医生都习惯于躲在手术室、病房和实验室，而很少有人愿意面向大众做科普，从而导致我国医学科普严重滞后。据卫生部调查，我国公民的健康素养普遍偏低，很多公众连一些基本医学常识都不具备，甚至存在严重错误的认识。这也是公众误读医学的主要原因。
大众传媒是医学科普的重要舞台，记者是医学科普的重要力量。如何把深奥的医学知识“翻译”成白话，考验着记者的综合素养。只有既遵循医学规律，又遵循传播规律，才能讲好“医学的故事”。但遗憾的是，少数媒体记者在医学知识欠缺的情况下，采访作风又很浮躁，结果出现很多违背医学常识的报道。
例如，某记者在报道北大医院一起医疗纠纷时称，医生因抢救粗暴导致患者死亡。其实，“抢救”是个广义词，包括有心跳、有呼吸的危重病人，和无心跳、无呼吸的“临床死亡”的人。对有心跳的危重病人抢救存在抢救不当致死，对无心跳、无呼吸的“临床死亡”的人，只有抢救的成功与不成功，不存在“抢救致死”的说法。正常的心肺复苏的时间一般是半小时，国内外的心肺复苏案例表明，半小时内不复苏的，99%的没希望了。但也有极少例外，出现过1小时外心肺复苏的。本案中，在心肺复苏1小时左右，熊教授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医院要求进行体外循环取栓复苏，但家属不同意，说等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专家，前后等了两个小时，而等待期间不能停止心肺复苏，造成心肺复苏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这么长时间的按压，肋骨会100%断裂，不断裂就说明按压力度不够。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例如，四川发生一起车祸后，急救医生判断伤者死亡。但奇怪的是，“死者”在殡仪馆却发生了心脏复跳现象。于是，医生受到处分。事实上，人死后心脏复跳现象虽然罕见，但确实存在。早在20世纪70年代，医学界就发现很多心跳停止患者可以恢复自主心跳，并产生一系列复杂病理生理状况，这一现象被称为复苏后综合征。
可见，医学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公众的想象力。作为媒体记者，只有尊重医学规律，树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对医学的误读，传播科学、权威、准确的健康知识，促进医患之间的互信与理解。
“高兴死了”医院赔
据报道，2009年重庆一**户朱某因病住院，社区领导前来看望，承诺为他报销部分医疗费用。朱某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重庆北碚区法院判决医院赔偿9万余元，理由是医院降压不力，没有告知病人控制情绪等注意事项。
在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患者的命运令人悲痛心酸，而医院的赔偿更令人如堕云雾。“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这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秘诀”。当发生医疗纠纷之后，患者起诉医院，合理合法，无可指责。但值得深思的是，几乎在所有医疗官司中，医院无论对错，总是以赔偿告终。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怪现象。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看病就医存在过高的期望值。他们认为，患者是消费者，既然花了钱，就应该“买”到健康。如果治疗中存在缺陷，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医院就应给予赔偿。
其实，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医学是一门存在技术缺陷的探索性学科，这是医疗行业区别于所有其他服务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代医学为患者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缺陷服务”。这是因为，医疗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手段。比如，做手术就是通过对人体直接伤害来实现最终治愈疾患的目的。患者有病到医院治疗，而治疗中必然有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往往既是“受益人”，又是“受害人”。但社会之所以接受这种“缺陷服务”，主要是因为许多患者不能等到医疗技术完美无缺了再来治疗。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医疗行业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生命运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运动形式，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精密仪器”。医疗行为未知因素多，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控制性和高风险性。同时，由于患者个体差异，治疗同一种疾病，即便医生所采取的诊疗行为一样，所达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因为医疗行为不是标准流水线，其治疗结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医学经验主要靠临床实践，医生对很多医疗后果是无法完全预测和把握的。加之我国患者多医生少，医生处理每一患者的时间比国外短得多。因此，医生的职业风险也高得多。
在法律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如果简单地采用强者弱者原则，随意加重医生的责任，就有可能使医生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安全性，采取自我保护，放弃对疑难疾病的探索性治疗，这样既不利于患者，也不利于医学的进步。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很多地方出现了“天价”赔偿案例，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具有公益性质。由于医疗收费由政府调控，医院不能依据市场和成本定价，使得每一位患者在看病时，均已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所以，在医疗纠纷中，医院的赔偿数额应有一定限额，而不能无限扩大，这样才有利于公立医院的健康发展。
当然，医学的特殊性并不能成为医院推卸责任的借口，如果医生因失职给患者带来医疗安全风险，理应承担法律责任。不过，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正常非正常，只要人死在医院，就要追究医生的责任，那么，谁还愿意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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