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神分析会被现代心理学抛弃？ - 知乎2770被浏览259057分享邀请回答1022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7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3 个回答被折叠（）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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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心理咨询师&&赵山奎：论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文学
来源：爱思想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富有科学色彩的对人性、人情、人心进行深度解释的方法，作为曾广泛应用的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以及作为一场颇有声势、影响遍及各个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运动，在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从传记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传记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的专业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在1997年与1998年接连推出了两期和传记相关的专刊，其中谈到此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双向利用和相互启发。戴维?胡德森认为，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在今日已经密不可分了，精神分析与传记是“构建生命叙事的两种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构、记录其病人的个案史时常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当代的传记家则往往必须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1](P324-325)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则从文体风格的相互影响这一角度指出：“许多文学类别，尤其是传记与自传，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与观念浸透了；而我们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写作中追溯一下文学惯例的话，其结果将把我们引入一个难以把捉的双重镜像之中。”[2](P255)但客观地说，这一影响虽是相互的，但并非对等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传记从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来用以改变自身的因素，远比精神分析从传记那里所获取的东西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的实践进行总体描绘，并对精神分析的传记遗产做出评价。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历史性相遇
　　正如“现代”这一概念本身一样，“现代传记”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记的“现代性”也很难做出确切的界定。但就迄今为止的传记史而言，学界一般认为，现代传记大致上就是指20世纪传记，“传记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然它有其伟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3](P209)我国学者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也将20世纪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划归为“现代传记”，并认为现代传记“把表现心理真实看作更重要任务”[4](P425)。美国当代传记家詹姆斯?斯特劳斯对于现代传记也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过去，传记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众经验，而对于传主内心的、情感的动力因素则甚少注意。”[5](P86)通过考察传记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认为，现代传记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学因素在传记中的凸现；作为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理论参与并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
　　简单追溯一下西方学界关于传记的归属问题看法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看法。1683年，约翰?德莱顿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传记”(biographia)一词，将其界定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动、战争、谈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务”的领域。[6](P1 7)及至19世纪晚期以及整个20世纪，几乎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传记作品的文学属性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心理学的洞察力对于传记写作的重要作用。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勃夫很重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作品的影响，把自己写作的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性作品称作“心理图像”(psychography)。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首次将以人的精神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作“精神学科”。狄尔泰非常重视传记，他尤其喜欢撰写思想家的传记，在他心目中，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心理学是诸精神学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学科”，[7](P2)而“传记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在问题中的应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发展及其命运变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8](P27)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一定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但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而由于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发展，更有学者认为，现代传记在整体上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传记。[9]根据西方20世纪传记的实践情况，心理学对传记发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的影响。
　　弗洛伊德发表于1910年的《达?芬奇》，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正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弗洛伊德对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不满意传统的圣徒传记，也不赞成对那些创造性艺术家进行纯粹病理学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达?芬奇》并算不上典型的传记作品，但它对后世的传记写作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无可置疑的传记史意义。首先，《达?芬奇》将传统传记很少涉及的人生阶段(童年)、人性领域(性、精神病态)与心理层面(无意识动机、幻想或梦)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传记的表现范围，增加了传记的透视深度。其次，《达?芬奇》一反传统传记中重事实轻解释的倾向，将解释置于传记写作的核心，由此带来了传记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从关注外部行为的真实到追求心理真实、深度真实。再次，在结构模式、叙述风格方面，《达?芬奇》更是开一代新风，为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呈现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全书六章打乱了传统传记作品以时间为线索编织传记材料的直线形式，而是以“秃鹫幻想”这一中心图景组织全篇，形成一种放射状的结构模式，而对于传记材料的解释更常常是多元线索相交织。《达?芬奇》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范例。
　　弗洛伊德之后，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即精神分析传记(psychoanalytical biography)应运而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应用精神分析方法写作传记一时成为风尚，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都已经被精神分析“研究”了至少一遍。[10](P194)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为精神分析给传记发展带来的新气象和契机所鼓舞。他们相信，传主“行为背后的动机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11](P34-35)，认为精神分析的介入将有助于传记家“从圣徒传记那里夺取自由”[6](P141)。法国传记家安德列?莫洛亚在1928年的讲演中说，弗洛伊德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或人类参与的事件要比以前所相信的远为复杂。……他一往深处看，就会发现一种常常被忽略的神秘生活，而他正是这一生活的主人”[12](P25)；美国批评家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nford)在《现代传记的任务》(1934)一文中也指出，对于现代传记家来说，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对于无意识的研究者”；历史学家哈里?艾尔莫?巴纳斯(H. E. Barnes)则不无偏激地认为，1900年以前写的传记由于缺少“有效的心理学”而都是“花言巧语，一无是处”。[10](P194)
　　但这个时期绝大部分传记作品对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利用总体来看还是十分粗糙。其一是简化和僵化的倾向，诚如利昂?艾德尔所说，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原材料被加以简单化，有创造力的个性处理成了陈套”[10](P194)；其二是作品中精神分析和病理学术语的滥用，这尤其表现在那些专业精神分析学家的作品中。历史学家雅克?巴增对此批评说，传记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利用有些“饥不择食”，他们“运用‘神经症的’、‘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的’这些术语，幼稚地认为这些就是解释了。”[6](P158)弗洛伊德最早的法国学生之一勒内?拉福格(René Laforgue)写作的法国第一部精神分析传记《波德莱尔的失败》(1931)，就被批评家讽刺为“一份疾病的纪录”。[13](P69-70)
　　在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精神分析传记中，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及英国著名“新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的某些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传记作品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多注重对传主的心理探索。这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他在《三个描绘自己生活的诗人》中，用“俄狄浦斯情结”对传主进行了解释。在结识弗洛伊德之后写作的《玛丽?斯图亚特》等作品中，精神分析的色彩更为浓厚，艾德尔因而称茨威格的一系列传记作品“是把精神分析引入传记文学的最初尝试”[14](P583)。斯特拉奇尽管在成名作《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记》中，处理传主的方法主要不是心理学的，但在探索“真实内容”这一点上，其结论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他虽没有深入传主的“原始场景”，但给他的读者提供了关于传主隐秘一面的一种“半专业的、半弗洛伊德式叙述”。[15](P107)而其后期作品《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的精神分析影响已比较明显。
　　经过20世纪40年代短暂的停顿，接下来的50年代到70年代是精神分析传记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由专业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所写的传记作品中，出现了琼斯(E. Jones)的《弗洛伊德的生平和工作》()、埃里克森(E. Erikson)的《青年路德》(1958)以及《甘地的真理》(1969)；而在由文学批评家所写的作品中，派因特尔(G. Painter)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与利昂?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1 5卷，)，都堪称经典之作。
　　尤其是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与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在传记史上更有其独特的地位。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通过这部作品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专注于童年经验的对于传主的解释模式。在埃里克森的解释模式里，自我理想和身份危机代替了俄狄浦斯情结和性，他在强调生物学因素和家庭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影响，从而“将弗洛伊德主义看待个人的观点从重复延伸到成长”，[16](P188)由此开启了“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力比多动力学模式到目前更为常用的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变”。[17](P126)他的心理历史理论由于沟通了精神分析和传统的传记方法，对于传记家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尤其在以历史人物为传主的作品中更成为一种经典范式。
　　利昂?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所取得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文学传统的结合上。艾德尔对詹姆斯兄弟竞争主题的挖掘、对传主小说中人物名字深层意义的考察、对传主梦的解析以及对传主愧疚感的探索等等，都显然受精神分析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利希滕伯格报告了一个令人叹服的事实：“一个由精神分析学家组成的小组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后认为，艾德尔这部包罗万象的亨利?詹姆斯传记作品综合了传记家对于传主生平和作品透彻了解、对传记艺术的精到把握以及精神分析不断发展的核心关注和探索精神。”[18](P52)西方学界给予这部传记以极高的评价，在第2、3卷出版的当年就获得普里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被公认为是20世纪西方最优秀的传记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的传记研究者也试图对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总结，如埃里克森所提出的“心理历史”，艾德尔所主张的“文学心理学”，法国批评家夏尔?莫隆为代表的“精神批评”，以及美国新精神分析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倡导的“文学精神分析学”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对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深层联系进行系统探讨，以及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传记写作实践本身进行深入研究，都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1981年北卡洛林纳大学教堂山召开了“传记的心理学”研讨会，1982年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精神分析与传记的跨学科研究”，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传记写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探讨。这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对传记与精神分析关系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争论。来自历史、文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等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合作，对传记与精神分析的关系的理解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通过从“外部”引入精神分析学家这一角色，传记操作过程的主体因素以及传主与传记家的复杂关系首次以精神分析临床实验的方式得到颇具深度的揭示和理解；传记家对自己的主体因素在传主身上的投射现象也有了更为敏锐和清醒的认识，为传记家更加深入准确地描画传主的“个人史”与写作一种更为敏锐精细的、富有心理学洞察力的现代传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到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尽管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相遇作为一个“事件”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探讨仍在继续。2003年美国《精神分析年刊》杂志出版了一期“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专刊，对自50年代以来的心理史学(其中主要是精神分析传记作品)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主编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在将“精神分析视野应用于传记写作”方面，“总会有新的方法出现，总会有新的改进和提高的空间”[19](P3)。但在传记写作实践中，作为一种传记类型的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目前基本上已经被专业的心理学家所“归化”，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常常被看做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工具”，并不具有完整的传记特征，①而在那些将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的当代传记家那里，也往往有意淡化精神分析的“理论”色彩，而更多地强调和其他心理学流派相融合，并有意引入诸如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多元阐释。有的作品甚至极力反对和消解传记中的精神分析的解释。②
　　尽管不无争议，回顾精神分析与传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相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经由精神分析的冲击和渗透，西方传记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精神分析传记的巨大影响，由于当代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日益倾斜，有学者甚至声称：“在一般传记与精神分析传记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9]此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传记还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塑造了读者对传记作品的期待，这就是对深度解释的强烈要求。传记理论家艾尔姆斯说，一部令人着迷的传记作品需要“审视个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困惑与矛盾，解释从前难以解释的那些跳跃和扭曲。”[20](P21)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未来
　　精神分析对于20世纪西方传记的影响是巨大、深远和整体性的。20世纪西方传记的现代化与精神分析的介入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精神分析开辟了现代传记叙事的新领域、新角度，现代传记对传主的童年经验、精神病态、梦、性欲等问题的重视，对传主的身份认同、个人神话、无意识动机和深层人格等问题的探讨，无不与精神分析的启发和灵感密切相关。在传记叙事和解释策略方面，精神分析对“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一系列洞见也更新了传记家对“传记事实”和“传记证据”的看法，启发了现代传记家打破传统的传记叙事模式，在过去和未来、事实和虚构、现实和梦幻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联，通过对传主“精神地形”的层层描摹，传记家对传主的人生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在现代传记的叙事伦理方面，精神分析解释了或者说“合理化”了那些容易引发伦理论争的有关传主生活的主要方面，从而使得传统传记的伦理功能逐渐让位于现代传记对于复杂人性的理解，推动了现代传记叙事伦理的转向。此外，精神分析对传记作品及传记操作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也为理解传记家与传主之间捉摸不定的关系这一长期以来困扰传记理论界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洞察力。所有这一切，都将一系列重要的传记理论问题的探讨推向了深入。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就西方传记在20世纪的新发展而言，弗洛伊德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传记家说，“即使弗洛伊德不出现的话，我怀疑我们也必须创造一个他出来。”[5](P87)传记理论家约翰?格拉提(John A. Garraty)早在50年代就曾从传记史的角度为这一介入做出了定位，称之为“自18世纪以来在传记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新发展”。[21](P112)美国当代学者查尔斯?斯特泽尔(Charles B. Strozier)也指出，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没有比精神分析本身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传记的了”[22](P281)。
　　精神分析已经改变了20世纪西方传记的整体面貌，那么在新的世纪里，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位置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精神分析学家约瑟夫?利希滕伯格的意见对我们仍有启发：
　　传记家要重视他自己伟大的人文传统的遗产，这一传统建立在一种关于人类的知识基础上，他总是和他身在其中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而今天，随着精神分析的到来，这一新的看待人类心灵发展的洞察力已经改变了或者说已经构成了这一时代精神。[23](P62-63)
　　利希滕伯格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站在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总体、时代精神以及整个人文遗产的层面上来理解精神分析对于传记实践及传记惯例的改变；精神分析在当代传记中应处的位置说到底其实也就是精神分析在当代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知识传统、在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总体中所应处的位置。历代优秀的传记家所取得的成功也都是和他们充分汲取其所处时代的优秀文化精神分不开的，普鲁塔克是这样，鲍斯威尔是这样，艾德尔也是这样；而艾德尔的成功显然得益于他对精神分析的优秀成果的创造性利用，这归根结底是他和自己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结果。
　　与利希滕伯格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坎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则认为，优秀传记和所谓“时代精神”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张力。他的看法是，一个时代的传记的质量取决于这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心理意识水平”与这个时代所接受的关于生活的“陈旧观念”(established attitude)或“官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优秀的传记作品应该挑战与颠覆种种陈旧观念。[24](P144)
　　我们认为，一方面，精神分析对曾经控制人类生活的种种“成见”作了强有力的颠覆和瓦解，更新了我们看待人性和人生的“知识气候”，③为我们的“时代精神”添加了新的要素，从而为传记家提供了探察人性的深刻眼光，极大地拓展了传记家对人类精神自由的理解，它的传记遗产理应为未来的传记家所继承和汲取；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随着它本身已经或正在形成种种“成见”，精神分析也已经或正在对认识世界和我们自身状况的视野构成新的遮蔽。这在不少现代传记中精神分析方法对传记材料的模式化处理，某种“码砖式”的机械操作中早已表现出来。[25](P3)同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相对于过时的时代精神的颠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潜伏着对这一颠覆力量的抑制。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种将欲望拖入绝境……的虚幻之物。……是一种反生命的东西，一种死亡、戒律和阉割的颂歌，一种超验的渴望，一种教士的神职，一种教士的心理。”[25](P164-165)他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向，不无偏激、偏颇之处，但对于那些过度依赖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家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提醒。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敢于突破他们自己也从属于其中的关于人性的现成观念而做出某种真正原创性的构想。
　　在当代，对于传记“科学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我们讨论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地位时，这一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杨正润先生认为，传记文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而“精神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27](P94)高鉴国先生认为，有三种专业知识是传记作者需要掌握的，即“历史学、文学和心理学”；[28](P83)当代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在论及弗洛伊德的传记写作时则特别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结合了历史的、科学的和文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经验”，而其他人没有做到这一点。[29](P28)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思想与文学和艺术的亲近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而有保证的”，但他却没有把握对弗洛伊德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样的保证。[30](P219)实际上，围绕着心理学科的“科学性”问题，精神分析学派与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延续至今的“百年大战”，[31]“差不多在弗洛伊德开始发展精神分析的时候，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正致力于将心理学弄得像是一门严格的科学”。[31]弗洛伊德拒绝以实验的方法验证其理论，而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学的尊严。
　　针对这种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诺曼?霍兰德在《精神分析作为科学》一文中，为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作了一些辩护，希望有利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指出，从实验证据来看，大量研究证明了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结论(当然也有一些未获得支持)；而从方法论来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holistic method)，而这种研究方法在许多社会科学甚至“硬”科学领域(hard science)也广泛采用。他认为，争论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学”还是“解释学”，或仅仅是“文学”，其实这一划分本身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错误观念，[31]他暗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无谓的论争，消除学派、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精神分析的敏锐洞察力与建立在严格实验证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所说：“我能够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最好未来，乃是一种来自精神分析和神经系统科学洞见的融合。”[32]
　　这一看法也适用于传记的精神分析解释。新世纪的传记写作需要将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心理学成果融入传记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去，同时，也正是在传记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以及当代科学所构成的“时代精神”中，精神分析才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传记文学实践也表明，越是成熟的影响，就越是隐蔽的影响，就越少模式化和教条性的因素。这里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优秀的、堪称20世纪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无不是充满创造性的，远非我们自以为熟知因而感到已失去新意，但实际上仍是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条条框框所能包容。或许和所有充满生命力的理论一样，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激励下，精神分析理论自身也具有某种自我发展的前景和与时俱进的潜能。我们相信，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有能力将这种潜能发掘出来，描绘出富有人性光泽的、令当代读者惊叹不已的人生图案。我国的传记文学在20世纪出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21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良好前景。有学者大胆预言，21世纪的中国传记文学将会“产生优秀的伟大作品，出现优秀的、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但他同时也指出，要出现这样的诱人景象，中国的传记文学家必须“在借鉴国外优秀传记文学的经验的同时，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33]而20世纪国外优秀传记文学的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来自于精神分析的成功介入(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实践所带来的反思和教训)。目前在我国传记界，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精神分析心理学视野的传记作品。但总的来看，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精神分析诸多合理因素还远未为我国传记写作者所充分吸收。在我国传记的现代化过程中，精神分析仍大有可为。我们需要总结并借鉴西方传记实践的成败得失，将我国优秀的传记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传记方法结合起来，将传记的文学、历史传统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提高我国传记文学的健康发展与整体水平。
(责任编辑：赵本军 U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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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心理学对设计心理学的启示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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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J.A舍伦伯格甚至将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作为20世纪社会心理学大师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地审察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内容就会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缺少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更广泛的联系.在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实质性解释上精神分析理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认知理论等各种理论学说对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说明.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的根据是什么呢?查普林和克拉威可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是有限的”[1](P578).那么,作为精神分析的整个学派是否也缺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呢?或者说,精神分析理论是否也同其他心理学流派一样主要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心理学呢?显然,简单地否定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心理学价值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的确,精神分析一开始与社会心理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它甚至仅仅是一种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代表人物并没有使这一理论仅仅停留在个性心理研究的层面上,而是从关注与人类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入手,使精神分析逐渐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融及到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说,在各种心理学理论流派中,精神分析是最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心理学流派.至于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体系中,除了个体社会化理论及态度学说等少数的几个方面外,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缺乏应有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也随之发生了偏移,这种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逐渐被排斥到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边缘.与当代完全尊奉实证主义原则的科学社会心理学相比,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显得极不合时宜.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当代社会心理学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文主义取向的排斥已经使社会心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二,长期以来缺少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概括.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其内容丰富而庞杂,既有对一般心理动力的探索,也有对变态心理过程的研究,许多社会心理学论题就是与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当把它们从精神分析话语中“翻译”成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之前,人们往往会忽视它们的社会心理学价值.因此,在精神分析创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发掘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可以系统地总结精神分析学派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所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期获得关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启迪.二、精神分析中的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精神分析,就其内容来看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理论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人物那里,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我们很难估计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论中到底涉及到了多少社会心理学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把各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学说中具有社会心理学本质意义的内容加以概括则发现,精神分析理论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社会心理学论题.论题之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研究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如E.A.罗斯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c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托马斯则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主观方面的普通科学[2](P1-2).与这些社会心理学主张一样,精神分析理论也是从探索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而涉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自《梦的释义》出版之后最为自信的一本著作——《图腾与禁忌》,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开始了社会心理学的历程.在该书中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扩展到了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上,他指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情结构成了心理症的核心不谋而合.”[3](P192-193)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拜活动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儿童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表现.因为他相信,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原始人曾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一个充满暴力和嫉妒的父亲将所有的女性都占为己有,并驱逐了他的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有一天,被驱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继而儿子们后悔了,罪恶感使他们制定了两条戒律,(1)祭奉象征父亲的某种图腾动物；(2)宣布放弃那些促成他们和父亲发生冲突的女性.——这便是原始图腾崇拜以及外婚制的由来.总之,道德、宗教、艺术以及一切文明化的制度都是起源于某种心理动力——在这里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从这种心理动力中弗洛伊德得到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起源的说明.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大弟子（后来又与其分道扬镳）卡尔·荣格那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表述——集体无意识说.所谓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个人无意识深处的更深广、更隐晦、年代也更久远的东西,“他不是源于个人获得物,而是源于遗传的一般心理功能的潜能,即源于遗传的大脑的结构,这就是神话联想——即那些不需要历史传统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发于任何时代和国土上的动机和意象”[4](P588).荣格相信,曾经被原始人所获得的集体无意识内容,经过世代相传已经积淀在人的天性之中了.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类活动中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一样,荣格也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按照他的祖先当时面临的类似情境所表现的方式去行动的先在的决定因素.进而,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因为无论是科学发明还是艺术创作,虽然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最后都得凭借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例如,荣格认为,“能量与能量守恒观念一定是某种潜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5](P68).这种原始意象在最原始的时代就存在,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魔鬼的信仰、魔力、灵魂不死的观念等.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这些充满着神秘主义迷雾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科学研究的证明.但是作为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却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各种文明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其中涵括着人类心理活动的轨迹也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中我们看到,探索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6](P56).论题之二：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决定把社会文化要素看成是人的心理生活的决定力量,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文化学派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社会心理学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的探索上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则把这个过程颠倒了过来,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因此,寻求心理活动的社会文化原因便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自觉任务.而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也就构成了精神分析中又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本能或性本能学说,强调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他认为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正是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使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了从注重本能和个体因素到注重社会群体因素的转向.沿着阿德勒开辟的道路,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霍尼进一步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了首位,使得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旋律.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霍尼指出,要了解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必须考虑他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冷漠、对立、疏离和怀疑之感,这往往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孤立无助的失意与惶惑,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里的人,难免从儿童时代起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由此埋下了日后产生神经症的隐患.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改变自私自利的状况,神经症的自私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概括起来看,霍尼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心理活动是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反映,个人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是他所处的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与阿德勒和霍尼一脉相承,精神分析学者沙利文和弗洛姆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生活的决定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理论.沙利文认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心理过程（包括变态过程）的主要参数.从这一观点出发,沙利文提出了一个极其独特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社会文化观的思想,即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即社会心理学”[7](P166).这一让人感到奇特的思想的前提是：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体的构造决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际关系受损造成的,人际关系的损伤造成了患者的焦虑,并进而导致了其整个经验世界的分裂.总之,精神障碍导源于不适宜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精神病学所涉及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7](P167).这种观点能否得到生物医学的承认暂且不论,但仅就沙利文对社会文化因素——人际关系——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来看,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同沙利文及其他社会文化学派的学者们相比,弗洛姆则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弗洛姆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本性,他的热情和焦虑,都是文化的产物”[7](P173).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历史创造人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对人的创造过程加以理解和解释.弗洛姆在其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等理论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精神世界的机制.如弗洛姆认为社会潜意识就是通过语言、逻辑和禁忌这三把“文化滤斗”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同语言中的语法和句法规则通过其蕴涵的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则决定着其成员认定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内容；而社会文化中的禁忌则对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起着塑造作用,那些被认为是不合理或危险的思想、情感或态度就会被排除在意识之外.通过文化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这就是社会潜意识形成的文化机制.总之,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中看到了一种极具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即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为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论题之三：群体心理问题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个性心理学理论,这与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对象是个体的患者不无关系.然而,精神分析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精神分析学家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群体心理问题应是不争的事实.群体心理问题也是蕴涵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学论题.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首先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集中关注的当是弗洛伊德.为了实现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体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的转变,弗洛伊德于1921年完成了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在该书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接受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G.勒朋关于群体心理的观点,认为群体之所以使人“着迷”,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1)从纯粹的人员数量上获得无敌感；(2)行为和感情的相互感染；(3)暗示感受性.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试图用里比多的概念给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8](P96).他从精神分析特有的立场出发,强调联结群体的力量是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他认为暗示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受暗示者具有与他人保持和谐的爱他人的倾向.换言之,只有体现这种爱的关系的里比多“才是构成群体心理本质的东西”[8](P98).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观.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是力图将群体心理的产生纳入他的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中.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认为他除了重复和肯定勒朋的观点之外,自己在群体心理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9](P72).对此,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把群体心理研究看成是精神分析的份内之事,对群体心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在精神分析的体系内部无疑是极具社会心理学意义的“举措”.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属于动态的群体过程中的心理问题,这种群体被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称之为“群众”(crowd),它属于群体的一种非常规形式——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形式.弗洛伊德的研究集中地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论对群体心理学中的集体行为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精神分析还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探讨了群体心理问题,或者说,该派理论家们还以诸如民族、部落等社会群体为对象进行了富有精神分析特色的群体心理研究.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弗罗姆认为,每个具体的人的性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性格,它体现的是同一社会群体中成员间的心理差异.二是社会性格,它是一社会阶级或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重要的性格成分,“社会性格体现着一既定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性格结构的核心”[7](P174).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心理就是该群体全体代表在某种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也就是由共同的存在条件引起的对他们来说是典型的心理”[10](P185).应该说弗罗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已经正确地揭示出了群体心理的本质,相对于行为主义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的否定而言,这是群体分析理论对社会心理学的重大贡献.而在文化人类学阵营中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类似于弗罗姆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准确和具体的表述.如拉尔夫·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以及杜波依斯的“众数人格”等都是对类似于“社会性格”的群体心理问题的典型研究.当人们在感叹因缺少有效的方法而不能对诸如阶级、民族等这样的大型群体心理进行科学分析时[10](P179),精神分析理论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还使用了颇具科学意义的统计方法——“众数人格”正是通过人格资料的统计学处理而获得的一种属于民族、阶级等大型群体的人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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