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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秦汉民间礼俗、学人论著以及法律文书申，都有反映山林保护意识的内容。秦汉社会山林保护意识的形成，有神秘主义观念的基础，
内容提要秦汉民间礼俗、学人论著以及法律文书申，都有反映山林保护意识的内容。秦汉社会山林保护意识的形成，有神秘主义观念的基础，也有体现当时天人观的文化理念的作用，这些观念因素影响着国家的行政倾向，而相应的法令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强化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规范。讨论相关社会文化现象，对于中国生态史和中国生态观念史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关键词秦汉山林自然生态保护秦汉时期的社会礼俗、学人论说以及政府法令中，都可以看到反映山林保护意识的内容。秦汉社会山林保护意识的形成和影响，有民间神秘主义观念的基础，也有为当时知识阶层普遍认同的自然观的作用，这些理念因素影响国家治理者的行政倾向，而相应的法令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强化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规范。分析秦汉社会的山林保护意识，有益于深化对当时社会精神生活的全面理解，而中国传统天人观的若干细节，也可以得到具体的说明．进行相关讨论，对于中国生态史和中国生态观念史的研究，无疑也是有意义的。一反映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画像资料中，多见表现林木繁盛的画面，可以体现当时人对“茂树a蔚”⑴、“翠气”宛延”⑵情境的――――――――⑴《后汉书?班固传》引《西都赋》，又《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⑵《汉书?扬雄传上》引《甘泉赋》：“r翠气之冤延。”《文选》卷七扬雄《甘泉赋》：“r翠气之宛延。”倾心向往。通过有关民间礼俗的若干内容，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自然山林的爱护。《日书》是秦汉时期民间通行的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数术之学，在秦汉时期曾经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中，处处都可以看到神秘主义文化的制约．《日书》中有关于民间传统禁忌形式的内容，其中有的涉及当时人对于林木的观念。例如，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除》题下写道，“外阴日一不可以之狻保ㄒ0正贰）。整理小组释文作“不可以之野外”⑴，李家浩释文怍“不可以之ㄒ埃┩狻雹啤＝癜矗骸耙巴狻保端滴摹へ绮俊肺健敖纪馕街埃巴馕街帧薄！抖拧な偷亍吩蛩担骸敖纪馕街粒镣馕街埃巴馕街帧！彼健爸狻保笤际撬抵劣谖纯驯俚淖匀簧搅帧又如关于“十二支害殃”的内容中，可见“毋以木斩大木，必有大英”（一0九正贰）文句。“大英”即“大殃”。“毋以木斩大木”，整理小组释文：“毋以木未斩大木。”⑶《史记?律书》：“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汉书?律历志》：“昧B于未。一未”字像林木枝叶繁茂之状，在《说文?未部》中写作：“木重枝叶也。”⑷段玉裁注：“老则枝叶重叠。”当“万物皆成”之时，“斩一枝叶重叠”浓荫“昧B”之“大木’，从象征主义的视角看，自有消极的意义。在《门》题下，又有“入月七日及冬未、春戌、夏丑、秋辰，是胃（谓）四敫，不可……伐木”（一四三背至一四四背）的内容。也体现出保护山林的规则。⑸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又有题为《木日》的内容：木日木良日，庚寅、辛卯、壬辰，利为木事。其忌，甲戌、乙巳、癸酉、丁未、癸丑。六六口口口口口寅、已卯，可以伐木。木忌，甲乙榆、丙丁枣、戊已桑、庚辛李、壬辰M+R（漆）。六七木良日和木忌日的形成，反映“伐木”所受到的限制。榆、枣、桑、李、漆作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树种，砍伐尤其有严格的禁忌。《月令》是集中体现民间礼俗禁忌的文化遗存。《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因气候失常，“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诏书以地震雨涝之灾，责问：“吏何不以时禁？”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所谓“时禁”，就是《月令》中所规定严令禁止的内容。⑹《汉书?成帝纪》也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季，气候严寒异常．汉成帝颁布诏书指责公卿大夫等高级行政长官“所奏请多违时政”，要求“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捐――――――――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1页。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第186页。⑶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⑷《说文?未部》：“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像木重枝叶也。”⑸参看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236、503页。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责，也有学者解释说，“时政”就是《月令》。⑴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灾异频繁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批评“不顾时禁”的行政失误，强调应当“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他说：“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又建议皇帝身边的臣下都应当“通知《月令》之意”，假如皇帝颁布的命令有不合于“时”的，应当及时指出，“以顺时气”。李寻的奏言，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李寻自称曾经“学天文、《月令》、阴阳”，可知西汉时《月令》已经成为专学，被列入正统教育内容之中。《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吕氏春秋?序意》写道，有人问这部书中《十二纪》的思想要点，吕不韦有明确的回答。他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日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也就是说，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在于无为而行。吕不韦的这段话，很可能是当时说明《吕氏春秋》中《十二纪》写作宗旨的序言，全书的著述意图，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体现。《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系统地说明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生产程序以及应当分别注重的诸多事项。其中涉及生态保护的内容，非凡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无焚山林”。季春之月，“无伐桑柘”。此外又有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规定。《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大体相近的内容。”《吕氏春秋?孟春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季春纪》：“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夏纪》：“（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纪》：“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淮南子?时则》：“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国乃有恐．一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违反了“时序”、“时政”，则可以导致山林“草木”的生命秩序的破坏，由此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定。――――――――⑴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时政，《月令》也。”⑵《明史?职官志三》写道：“荐新，循《月令》献其品物。”太平天国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录，草木萌芽在何辰。”说明《月令》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有久远的历史影响。当然，其中有生态保护意义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所受到重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⑶吕品：《中岳汉三阙》，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页。中岳嵩山《少室阙铭》文字大都漫漶，不易辨识，其中第21行至第23行“口口清远，口口口木，连口于口”，以及第37行“於林芷”字样⑶，或许与对山林的描述有关。熹平三年《娄寿碑》有“甘山林之杳蔼”文字，有学者释“杳蔼”谓：“杳蔼，双声连语。犹‘庵蔼’、‘庵’，冥暗之意，即隐姓埋名。”⑴此说似不确。“杳蔼”形容山林之茂密、苍茫、幽深。《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描写南阳地方的山林形势，有“杳蔼蓊郁于谷底，森艹+尊艹+尊而刺天”语。李善注：“皆繁茂貌也。”⑵而娄寿正是“南阳隆人”。陈琳《柳赋》也写道：“蔚昙昙其杳蔼。像翠盖之葳蕤。”⑶“杳蔼”形容柳树之“伟姿逸态”，也不是说“隐姓埋名”。《娄寿碑》所谓“甘山林之杳蔼”，形容了秦汉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由此也可以解读其心境中的自然：意趣。二《管子?八观》写道：“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指出“山泽虽广”，然而“草木毋禁”，则是“闭货之门”，这样的国度，即使多有“金玉”，依然是“贫国”。强调“草木”之“禁”的合理性，是渊源十分久远的主张。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保护的言辞。其中说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⑷“德”及“草木”，万物“皆被其泽”的说法，当然是儒学的宣传。论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四时节”，“风雨时”。然而这其实又是值得重视的体现当时进步的生态观的表述，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淮南子?本经》说，先王盛世，天地阴阳和合，于是“凤麟至”，“甘露下”，“朱草生”。然而至于衰世。则苛求于自然，以致“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又“榛秽，聚埒亩，芟野I，长苗秀”。于是“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皇室贵族官僚豪强们宫室建筑的奢华，更导致了对林木的过度取用，“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鏖荛撂猓褡量田危侵α獍蛉蒈梁桑宀烧ぃ髀嚼耄锴，夭矫曾桡，芒繁纷，以相交持”，天下名匠穷其技巧，依然不能满足君王的欲望。生态的严重破坏，甚至可以导致社会的危机，“是以松柏露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天早地坼，凤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淮南子?本经》批评浮侈时俗，又指出：“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遁”，按照东汉学者高诱的解释，“流，放也，遁，逸也。”指消费生活的放纵奢逸。所谓“流遁之所生者五”，指“遁于木’，“遁于水”，“遁于土”，“遁于金”，“遁于火”五种。论者指出：“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就最后一种“遁于火”而言，直接指责了对山林的破坏：“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剩韵伊骷岫停蕺_足目，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殄地财。”――――――――⑴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⑵《文选》卷一张衡《西京赋》：“苯艹+尊蓬茸，弥皋被冈。”李善注引薛综日：“言草木炽盛。覆被于高泽及山岗之上也。”⑶《初学记》卷二八引。⑷《汉书?晁错传》。《淮南子?主术》甚至将山林生态的合理保护看做理想政治的标志之一：“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置J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d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取用自然资源有所节制，反而可以“有所以致之”。与《淮南子》同样透露出山林保护意识的汉代文献，还有儒学名著《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麒麟至。一四面张罔，焚林而猎，咎及毛虫，则走兽不为，白虎妄搏，麒麟远去。”同书《求雨》篇则说：“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⑴与《淮南子?本经》对建筑形式过度奢丽导致山林损害的批评相同，《盐铁论?散不足》也尖锐地指出：“宫室奢侈，林木之蠢也。”《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说，东汉末年，洛阳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据《后汉书?杨彪传》，董卓拟议迁都关中，以为“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华峤《汉书》也说：“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可知长安四周山林已经破坏殆尽。这些史实可以说明，当时有识之士有关“林木之蠹”的警告，是有事实根据的。《潜夫论?浮侈》批判厚葬之俗，也直接涉及对山林的破坏：“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F梗罕咴断峦粒嗑合喾滦А７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坎坷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在当时浮侈世风中保持清醒的智者，甚至注重到对远至江南的“深山穷谷”原始森林的摧残。――――――――⑴《续汉书?礼仪志中》说求雨仪式，刘昭《注补》：“董仲舒云：‘春旱求桑钕匾匾运樟蠲竦簧琊胰遂艋АＮ惴ッ荆阏渡搅帧！《后汉书?法雄传》记载，法雄任南郡地方长官，“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不得妄捕山林。”《风俗通义?宋均令虎渡江》称：“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将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赋课，郡境界皆设陷阱。后太守宋均到，乃移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渊，物性之所托。故江淮之间有猛兽，犹江北之有鸡豚．今数为民害者，咎在贪残居职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于是下令“坏槛阱”。虎患的发生，自有环境方面的因素。⑴这些故事，却是开明的知识人在自己的政治权限之内将山林保护意识落实于行政实践的史例。三《礼记?月令》中多规范了天子和官府在不同季节的作为，因而具有制度史资料的意义，与主要反映民间礼俗的《月令》明显不同。其中写道：孟春之月，“草木萌动”，“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⑵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猎置罘、罗罔、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命野虞毋伐桑柘。”⑶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⑷”毋大田猎。”⑸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⑹“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⑺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⑻所谓“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郑玄注：“伐木必因杀气。”这自然是汉代人的熟悉。《礼记?王制》也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可知《月令》对于山林的原则，是春夏时严密保护，秋冬时方才取用。人事和天时的一致，体现在对山林生命的尊重。睡虎地秦简整理者定名为《秦律十八种》的内容中，有《田律》，其中可见关于山林保护的条文：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上亦下卵（卵）d，毋口口口口口口四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五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六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田律七――――――――⑴参看王子今：“秦汉虎患考”，《华学》第1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⑵郑玄注：“为伤萌幼之类。”⑶郑玄注：“‘野虞’，谓主田及山林之官。”⑷郑玄注：“亦为逆时气。”⑸郑玄注：“为伤蕃庑之气。”⑹郑玄注：“务收敛野物也，大泽曰‘薮’。草木之实为‘蔬食’。”⑺郑玄注：“此其坚成之极时。”⑻郑玄注：“四监，主山林川泽之官也。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给燎。《春秋传》曰：其父析薪。今《月令》无及百祀之薪燎。”整理小组译文：“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因有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的，不受季节限制。居邑靠近养牛马的皂和其他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百姓的狗进入禁苑而没有追兽和捕兽的，不准打死。如追兽和捕兽，要打死。在专门设置警戒的地区打死的狗，都要完整地上缴官府，其他禁苑打死的，可以吃掉狗肉而上缴狗皮。”这样的法律规定，可以肯定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山林保护法。其内容之严密细致，说明其中的规范已经经历了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正如整理小组所指出的，“到七月而纵之”即“开禁”，正与《逸周书?大聚》中的如下内容相合：“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⑴近年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的条文：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者。九行就是说，从正月直到八月，大小树木都不得砍伐，待秋后“草木零落”时，才可以有选择地砍伐。“中（仲）春月令”又有禁止焚烧山林行猎的内容：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口虫草木……正月尽……二七行这篇文书开篇称“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⑵，时在公元5年，是明确作为最高执政者的最高指令――诏书颁布的。书写在墙壁上，是为了扩大宣传，使有关内容能够众所周知。反映王莽时代制度的居延汉简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简例。例如：制诏纳言其口官伐林木取竹箭始建国天凤口年二月戊寅下95．5可知“伐林木取竹箭”，竟然是最高执政集团关切的行为。年代为东汉初年的居延汉简，也有值得重视的内容。例如：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于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E．P．F22：48A掾谭E．P．F22：48B相邻简例，内容类同且同样署名“掾谭”者还有：“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书日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犯四时禁者敢言之”（E．P．F22：50A），“掾谭”（E．P．F22：50B）。“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7页。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胡子生、张德芳：《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199页。守候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犯四”（E．P．F22：51A），“掾谭令史嘉”（E．P．F22：51B），“时禁者敢言之”（E．P．F22：52）；“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候敢言之府书日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E．P．F22：53A），“掾谭令史嘉”（E．P．F22：53B）．。此类文书的总题，或许即：“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时禁者”（E．P．F22：46）。⑴看来，当时有逐级强调“吏民毋犯四时禁”，“吏民毋得伐树木”的制度，并严格检查，责任吏员必须定时上报“有无”情形，并具名存档。⑵《风俗通义?五岳》：“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山虞长守之。”《周礼?地官?山虞》：“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每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守者，谓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郑司农云：‘厉，遮列守之。’”非凡设置官职为山林“守禁”，作为制度，是非凡值得我们注重的。董仲舒回顾秦时制度，有“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批评。⑶事实上，汉代依然多有禁止平民进入的规模辽阔的山林苑囿，形成非凡的“自然保护区”．其性质则为皇家专有，其中“利”与“饶”不能为社会共享。当然，也有非凡情况下的例外，就是在灾难严重的年代，皇帝准许民众入内采摘渔猎，以取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所谓“守禁”，所谓“遮列守之”，在客观上对于维护一定区域内的生态平衡是有益的。《晋书?刑法志》说，曹魏政权曾经“改定刑制”，陈群等“傍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新律序》回顾汉律内容，说：“《贼律》有贼伐树木。’法律有关“贼伐树木”的处罚规定，应是山林保护的重要措施。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四有“贼伐树木”条，然而只限于“封树”，又说：“贼伐者不必皆封树，而封树亦在其中，其事无征，姑缺之。”⑷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也没有相关内容。或许今后新的出土资料的发现，可以为所谓“《贼律》有贼伐树木”提供实证。四秦汉时期以禁忌形式体现的山林保护措施，有复杂的观念背景。《汉书?货殖传》写道，对于自然生物，应当“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从合理利用资源的观念出发，“山字下出头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螅河ヶ牢椿鳎D弋不施于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Y，泽不伐夭，m鱼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宜气，蕃阜庶物，V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有关熟悉，似乎是以“V足功用”，也就是经济利益的考虑作为基本出发点的。――――――――⑴E．P．F22：49简文完全相同。⑵其他相关简例，又有“以书言会月二日?谨案部燧六所吏七人卒廿四人毋犯四时禁者谒报敢言之“（E．P．T59：161）等。⑶《汉书?食货志上》．⑷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3册．第页。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论约》则写道：“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口口口，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⑴所谓“四时有度”，“四时代正”，形成确定恒常的“法式”的观念，明显影响着当时人的心理。而其内心所遵循的，是“天地之李（理）”、“天地之纪”、“天地之道”。《月令》的约束，正是这种思想史的深刻遗迹。自然山林，万界生物，在秦汉人的意识中，都是和“天”保持着确定关系的存在。⑵从这样的观念基础出发，山林本身也具有了某种神性。《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始皇封禅泰山的闻名故事：“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齐鲁诸儒生所谓“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体现了一种文化传统，透露出对山林自然生态的尊重。“蒲车”，司马贞《索隐》：“谓蒲裹车轮，恶伤草木。”秦始皇没有遵循这一东方传统，因此遭到儒学学者的非议。据司马迁记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儒学信仰体系中对山林的重视，恐怕不宜以所谓“恩至禽兽，泽及草木”⑶一类德治宣传进行简单化的解释，而应当透视其背后的神学背景。《续汉书?祭奠志上》记载：“（建武三十年）三月，上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岳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配林”为什么能够成为祭奠对象呢？刘昭《注补》：“卢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谓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将祀之，先即其渐，天子则否矣。”《礼记?礼器》郑玄注：“配林，林名。”《公羊传?成公十七年》何休注作“蜚林”．唐代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春秋公羊音义》：“蜚林，芳尾反，又音配。”《风俗通义?林》说：“《礼记》：‘将祭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林，树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临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观之，树木盖不足言．由七八百载间有衰索乎。”这里所谓“配林”之“祭”，就体现了山林崇拜形成制度的事实。――――――――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7页。⑵《汉书?叙传上》：“譬犹山字下出头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苓落，参天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山林草木生物的“蕃滋”和“苓落”，最终都决定于天命的“气”和“时”，而与“人事之厚薄”没有直接关系。⑶《汉书?严助传》引淮南王上书。《汉书?郊祀志下》说到“天神o之物”，颜师古注指出其崇拜对象中，有所谓“山林之o”。《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说刘秀即皇帝位，“燔燎告天，于六宗，望于群神。”李贤注：“山林川谷能兴致云雨者皆曰神。”《后汉书?明帝纪》载汉明帝诏，颂扬汉光武帝刘秀“怀柔百神’，李贤注：“怀，安也。柔，和也。《礼》曰：‘凡山林能兴云致雨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怀柔百神也。”也显示了“山林”之神的权威。《论衡?祭意》说到“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论衡?订鬼》：“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见鬼则见山林之精。”又说到“山林之精”，“山林”之“鬼”。熹平元年《陈叔敬镇墓文》所告神灵包括“仓林君”⑴，应即“苍林君”。这一信仰形式是否确实体现了当时民间对山林的神秘主义意识也已经凝集形成了确定的神}，也许有讨论的必要。秦汉时期民间的神秘主义意识中，又有崇拜某些神异树木的内容。这种现象，在世界各民族不同的观念体系中，有文化的共性。树木在当时成为重要社会结构组织的信仰中心“社”的标志。“社树”于是在体现某种意义上的宗教的权威的同时，又兼有宗族的权威和宗法的权威的意义。某些树木所具有的神性，还表现于驱邪厌胜的功能。与树木有关的异象往往被理解为吉凶的征兆，也透露出值得注重的社会心理倾向。相关文化现象，也与本文讨论的山林保护意识有某种关联。――――――――⑴《陈叔敬镇墓文》全文为：“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为陈叔敬等立冢墓之根，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m。告西冢宫伯，地下二千石、仓林君、武夷王。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异路。急急如律令。善者陈氏吉昌，恶者五精自受其殃。急。”刘昭瑞；《汉魏石刻文字系年》，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研究丛刊，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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