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文思潮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 《福柯的权力理论》实录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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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文思潮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 《福柯的权力理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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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了我们今天来黑这本书。首先说一下茅先生这本书的背景。1. 关于本书挑战的对象——“主流叙事”熟悉历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近代史存在一个“主流叙事”。这玩意我以前在讲“新清史”的一个答案里提过。我们知道，近代史的诞生其实目的性是很强的，粗略来讲就是要调动一切历史资源，塑造一个勇敢、勤劳、坚韧不拔、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形象，从而解决近代的民族危机和复兴问题。共产主义传入后，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书写，用“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逻辑，将民族主义史学和共产主义的角度结合了起来，此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很模糊不清了。“主流叙事”有一套特别堂皇的历史叙事体系，我们从小到大都学过很多次了，不细说。1980年代开始，包括近代史“主流叙事”在内的整个主流意识形态，陆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历史学界，常见的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寻找历史中传统文化的脉络，论证古代和近代不一定只有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这一种故事可讲。1990年代的国学热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其二是利用后现代史学理论来反思“主流叙事”，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杨念群《儒家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将近代思想史看作是三个地域性儒学流派之间关系的调整，这样就颠覆了“主流叙事”中近代思想史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这个基于时间的序列。这里费这么多口沫，主要就是想说，学界很少有人直接否定“主流叙事”，而是通过“寻找另一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一种多元的反思。2. 关于本书成书环境1990年代中期的社科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时这里有徐友渔等等非常善于思考的很不错的学者，也有一大票“左”得离奇的左棍。茅先生当时反正肯定是不属于左棍这一系的，但是茅先生跟那些以国学或者后现代史学来反思左棍史学的人又不大一样，他骨子里有点叛逆，于是就有点“拧着”，一直对西方文明对中国冲击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大致就是在这么个背景下面冒出来的。于是写出来就犯了天条，被近代史那帮人一通狂批，觉得他史观不正、为帝国主义说话。当时批茅海建的手法特别阴毒，几乎跟“反右”时候引蛇出洞的行径差不多（专门为了整黑材料而开了个关于“西方理论在中国史学中应用”的会，让茅先生作主题发言，幸好茅先生预先得到消息，只说了些空话敷衍，这事儿才过去）。幸得何芳川先生援手，将他调来北大，茅先生才算逃过一劫——北大历史系都是痴迷爬梳史料的人，左棍在这里影响力小得多；而且茅先生到北大以后，社科院的左棍不能再影响他评职称了。（本段参考文献：茅海建《依然如旧的月色》；“辣笔萧三匝”公众号上刊登的那几篇徐友渔的访谈。）了解了这本书的背景以后，《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当中某些不协调之处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大家稍多关注一些近20年以来历史学的进展，就会觉得这本书的史学方法虽然非常棒（大量搜集档案，全面贴近史料），但史观有明显的弱点，或者说比较“二杆子”：对近代史主流叙事的反思，史学界确实有不少大家做过，但正面单挑、将“爱国官兵”和“怯懦官员”等而视之、从价值上否定“勇抗外敌”这一民族精神的实际意义、直接论证“鸦片战争中的帝国主义不可战胜”，这个路数很少有人这么干。为什么？不止是因为这个结论让人不自在，更重要的是，从方法论上讲，如果始终拘执于“主流叙事”中的议题是否正确，而不考虑历史事实的多元性、复杂性，这仍然是寻找历史中“谁对谁错”，本质上是在重演“主流叙事”“单一化”的错误。换句话说，只考虑“主流叙事”哪儿说错了，得到的结论本质上跟“主流叙事”仍是一丘之貉，甚至还差——“主流叙事”有近代民族主义的关怀，“反主流叙事”又有什么关怀？否定中国人的存在意义吗？况且直接否定“主流叙事”的代价很高昂，它能够稳定存在，肯定不单纯是面壁虚构，在史料上肯定有些依据。“坚韧不拔”、“勇抗外敌”既然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只要我们这个民族还肯寻找历史出口、寻求复兴，那么这些精神在鸦片战争中就未必没有体现。这种自尊心谁都会有，不待史料证明。强要跟“主流叙事”对着干，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你看茅先生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比较成功，但他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乃至近代史其他事件还能做出类似的、有足够说服力和启发性的结论吗？肯定不能嘛。用自然科学的话讲，这个办法不具备可重现性。幸好茅先生这本书的历史学功底是真不错，史料论证相当扎实，历史幽思虽然比较大，但也还基本可控，这比之前的河殇派和后来的袁伟时都强得多。而且茅先生紧紧地抓住了“主流叙事”对鸦片战争中不同群体的形象塑造，逐个形象加以批驳（大官未必是怯战奸臣、官兵未必都勇敢不怕死、人民群众未必是要保卫祖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问题意识特别好。这种发覆史料的过程，本身隐含着一种多元的可能——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心中自然地会产生一种“多面历史”的思考。因而虽然茅先生自己得出的是一个跟主流叙事直接相悖的结论，但在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是可以获取一种“多元性”的。而且从后来的研究来看，茅先生也超越了这种正面挑战、“你说一我就说不是一”的治史方式。他对戊戌变法的研究，着力点并不是强要证明“戊戌变法不能带来富强的中国”，而是力图对康梁发明、近人因袭的诸多历史神话加以解析（如关于公车上书的研究），同时尝试展现戊戌变法过程中那些“康梁-西太后”对立之外的因素，例如张之洞及其党徒的活动等。这些研究，客观上讲是在复原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比单纯的寻找一个真相要有意义得多，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关怀上不一定差。茅先生研究戊戌变法时的保举，文章最后用很强烈的语气感叹：当民族危亡、朝廷急需人才、擢用不次的时候，相当多的官员竟然将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大意）这种反思，我觉得相比于《天朝的崩溃》，并不显得廉价。总之就是，《天朝的崩溃》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的历史学著作，但以我的看法，它算不上“神书”，距离第一流的历史学著作还差了一截。这一截就是对历史整体性的思考，一种人文关怀。只有当茅先生从“用史料来打脸”提升到“用史料来复原历史场景”，他才真正走入大师级历史学家之列。所以我认为茅先生最好的作品是《从甲午到戊戌》，章法谨严，意在言外，思辨宏深，这才是最好的研究。（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大师的，有的人一辈子可能也迈不过这个坎儿，始终痴迷于给“主流叙事”作祥林嫂一样的打脸。对这种人我们还是要给予一种有保留的同情，并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悟出来。）
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因为该书描述的古老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故事今天还都在发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足球。把皇上换成体育总局主管，巡抚换成足协主席，球员换成士兵，民众换成天朝子民，把体制的缺陷说成是官员 f b和球员爱国拼搏意志不够坚强，你会发现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没有什么太多变化。我把全书的精华《天朝的崩溃》绪论 奸臣模式——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第三部分摘录如下，有兴趣的可以看全文和全书。 本书并非为琦善翻案而作。本人对琦善也无好感。更何况翻案的工作，早在三十年代时，蒋廷黻教授就已经做过。我也不同意蒋先生的基本观点—把琦善描绘成“远超时人”的外交家。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写上如此一大堆为琦善辩诬的话，日的并不是辩诬本身，只是为能突出地思考这些问题： 　　为何把琦善说成卖国贼? 　　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说法的存在有何利弊? 　　我以为，在检讨以往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时，这些问题是十分一重要的，不应也不能回避。本书以此为绪论，也反映出本人的思考过程。 　　对琦善的非议，实际上很早就有了。 　　检视鸦片战争的中文资料，即使在战争进行期间，对琦善的指责就已比比皆是。这类批评大多可以归类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三、第四项罪名。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第一批中文著述，其中最能代表当时人(尤其是士大夫)思想，且又影响到今。兀的，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这批著作毫无例外地对琦善持批判态度，把他描绘成大清朝的“奸臣”。 　　这是为什么呢?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乳，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由此，我们可得到一种解释，尽管“妥协”的决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一，但是，“妥协”的失败责任却应当由执行者琦善来承担。与此相反，若“妥协”一策获得胜利，又应当归功于“圣裁”，作为执行者的琦善，也不会有多大的殊荣。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已经涉足于“妥协”的决策过程，并影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应当负责，但没有一个人敢把矛头对准道光帝。 　　如果把这种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现象，完全归结于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那就低估了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力。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按照“奸臣模式”，我们还可以同样地推论，如果道光帝继续重用林则徐，如果林则徐最终也不免于失败，那么，这种失败的责任也绝不会由道光帝来承担，而只能由林则徐独自吞食这一枚苦果：，很可能林则徐当时就会被贬斥为“奸臣”，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林则徐的形象。 　　按照儒家的学说，按照天朝的制度，按照“夷夏”的观念，按照时人的心理，对于那些粱鹜不驯的“蛮夷”，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来一个“大兵进剿”，杀他个“片帆不归”。丁是，事实却开玩笑般的恰恰相反，在这场战争中，堂堂夭朝居然惨败，区区岛夷竟然逞志。这是一个使当时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大惑不解的难题。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间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他们津津乐道的灵嘲文物制度上。对于已经成为事实的失败，他们口不服输，心亦不服输。 　　既然“剿夷”是唯一正确之途，那么，他们也就合乎逻辑地推论，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剿夷”的不力。之所以“剿夷”不力，又被进一步推论为是因为“奸臣”的破坏。仅仅琦善一个“奸臣”显然不够，于是又有浙江的伊里布、余步云，江苏的牛鉴、誉英一在这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的笔下，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奸臣”，每一次战役的失败，无不是“奸臣”作祟的结果。与奸臣截然对立的，是忠臣的精忠报国。于是乎，他们又以其笔端将胜利的希望，系在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主张或实行抵扰的人士身上。他们的结论是：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沿海疆臣均同林则徐，如果军机阁辅均同林则徐，中国一定胜利。 　　用忠臣而摒奸臣，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最常青又最常见的定理之一。在这些史料和著作中，奸臣是中国传统政治规范的破坏者—竟然与“蛮夷”讲和;忠臣是中国传统政治规范的维护者—坚决地不妥协地“剿夷”。这里而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 　　顺便说一句，林则徐当时之所以得到喝彩，并非其“知夷”或“师夷”的工夫，对于这些当时并不受欣赏的内容，时人大多不清楚，林则徐本人也不宣扬。他得到众人的拥戴，正是他表示出与“逆夷”不共戴天。 　　不能说用忠奸的理论来解释鸦片战争完全一无是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概括或反映出一部分官员英勇殉国，一部分官员贪生怕死的历史真实。但是，这种理论确有其致命伤：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夭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由此又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需要说明的是，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A力。正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上，琦善的“奸臣”形象很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综上所述，我以为，鸦片战争时期的史料和鸦片战争之后的早期著作，对琦善所作的“奸臣”形象的描绘，不管其具有几分的历史真实，因其理论上的局限，在总体上仍是错误的。 　　孔子作(春秋)，为警世计，以周礼为标准，立“善善”“恶恶”的原则。这一被一中国传统史家普遍承认和接受的观念，也被他们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著作中，以规范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善善”“恶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准则。它附粘于史籍，却着眼于现实。 　　从“夷夏”的观念出发，对于“逆夷”的肆虐，“剿曳，本是应有之义。从近代民族主义出发，对于外来的侵略，抵抗本是应有之义。这就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研究鸦片战争的史学家，订立了大体相同的评价是非的标准。“剿夷”和反抗是正确的，与此不同或对立的一切行为，都是错误的。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未中止，接连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至本世纪兰十年代，日本更是欲灭亡中国。在这么一个世道面前，前期的士林学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警世计，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官员‘无不进行猛烈的抨击，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抵抗的官员，无不加以热情的褒颂。很明显，这一时期对琦善之流的批判，无疑是对当时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发出的警告。 　　面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疯狂侵华的局势，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中任何妥协的主张，都是后来投降的托词，其最终必然走向卖国。此中的典型，就是早期功名显赫最后人皆不齿的汪精卫。“妥协—投降一卖国”的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 　　琦善的角色变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一切向帝国土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揉合到厉史著作之中。这里面，一部分人是因为现实中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一妥协、投降官员的蔑视，而表现为在史学著作巾的不自觉，一部分人却是自觉地举起已被当时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善善”“恶恶”的标准，贬斥主张妥协的琦善之流的一切，推崇主张抵抗的林则涂等人的一切。 　　琦与林，以前所未有的对立程度出现了，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史学理论中反神话、反鬼化的学说、与史学著作中的神话或鬼化的实践，同时并存不悖。原来因个人的情感、主义的差别而无意造成的“将真迹放大”，此时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在“善善”“恶恶”原则的运用中，已经人为地将真迹尽最大可能地放大。他们用激昂的文字告诫人们，妥协是最为可卑的。这种为警世而作的历史著作和文章，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 　　1931年1l月，即“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东北局势吃紧之时，蒋廷献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贬斥林则徐的盲动，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且持久的反弹。联系到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低调俱乐部”的言论，蒋先生的论文，也被一些人视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 宣传与研究不同 　　当时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干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事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原本不用去详加考证的。至一于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已有足够多的研究者说了足够多的话，任何二位读者都能体会此中的差异。 　　史学的情况还有点特殊性。它本来就具备宣传的功能。自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宣传功能尤其为人所重。“善善”“恶恶”原则的长存，相当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宣传的需要。长久以来，中国史家经常将自己混同干宣传家，或热衷干为宣传家服务，于是便有了“摆大钱”、“借古讽今”、“影射史学”等等说法。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巨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又是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今天不应否定这种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回过头来，又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段时期的鸦片战争研究，虽在国际态势、英国内部状况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只不过分别把“奸臣”、“忠臣”，变为“卖国”、‘。爱国”;把“抚”、“剿”，改为“投降”、“抵抗”，等等而已。 　　“奸臣模式”、宣传家的角色，说明了以往的鸦片战争史，包括琦善在内的许多问题，仍需要考证、分析、评价。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种种情况，又从许多方面限制了研究的条件和气氛。 　　直至今日，我们看到的鸦片战争史的主要著作、论文和众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此的叙说，似乎大多都继承了以往的基本论点。批判性的工作刚刚开始，但又不自觉地收住脚步。励为数不少的论文和著作，似乎只是将原有的结论更加完善化，加以时代的标记。在一些著作中，似乎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对立消长的两条路线斗争。 　　而在另一些场合，又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在赞扬的高度或贬斥的力度上竟赛，看谁捧得高，看谁骂得狠。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变，已经使历史学家对清王朝的实质、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这种新认识似乎没有改变鸦片战争史的旧结论，反而与它们混杂揉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了日前鸦片战争基本观点的矛盾现象： 　　在整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在具体叙说上又一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句， 　　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买施，中国就有救。这种不和谐的论点放在一起，反映出厉史学家的深层意识—不服输的心气，总认为中国当时还不致于几不可挽回地失败，还是有希望获胜。这种不和谐的论点被放在了一起，正是历史学家在内心中把愤懑和希望放在了一起。 　　历史学家这种不服输的心气，从本质上说来。仍是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挚爱
真正的穿越战争。两江总督牛鉴当时仔细分析过英国人的战术，都是先火力压制炮台，然后陆战队登陆迂回攻击炮台。所以对策就是在敌方炮击时人员和武器先躲到工事
里，消耗敌方弹药，等陆战队登陆，舰炮为避免误伤必然要停火，这时清军再还击。陆军主力布置在敌人射程外，等印度士兵进攻炮台时就进行包围，将其一网打
尽。这个思路和一战联军思路如出一辙，确实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是实际打起来计划完全破产。英国舰炮可以直接射穿中国炮台和工事，一轮齐射过后，炮台和工事坍塌，清军全部阵亡。陆战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炮台，随后军舰轰击赶来的清军主力。
牛总督哀叹：“逆夷凶猛，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亲眼目睹，方知凶焰非可淬制，而非将士不肯用命。”
因为海战实在么有，岸防又不灵，于是关门打虎和敌人玩陆战自然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大名鼎鼎的魏源算是眼界开阔的人，他当时的建议也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择地利，守内河，坚亘垒，备火攻，设奇伏”
最后朝廷真的按这个方法办了，照样一败涂地。 原因很简单：战略的核心在于机动，水运的效率远远高于陆运，洋人可以把上万士兵装上船在几周内投入到中国任意一个海岸，而从陆地向战区调动军队要数月甚至半年，如果沿海处处设防，需要的人力是天文数字。唯一靠谱的方式就是放弃所有国土，龟缩防守京师，等着敌人来战略决战，当然，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义和团战争的情况看，就算真的决战京师，也绝无可能打得过洋人。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中国军队无论装备，建制，后勤，官兵素质，都是十足的原始部落水平，和英国人比完全不是强军和弱军的区别，纯粹就是是国家队踢小学校队，被刷零蛋天经地义，保平争胜纯属梦话。浙江巡抚刘韵珂当时负责军需，上过前线，败责又比较轻，他的意见应该是最客观的:“伏查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
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
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逆乃直如破竹，盖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
所必不能及”。
文言文博大精深，这简单的“尚”“甚”“益”“仍”“而”，折射出作者的绝望与震惊，更毫无掩饰地撕破了中华文明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什么“鸦片战争前GDP世界领先”，什么“四大发明”，什么“文明古国”，面对西方的先进文明，纯粹是夜郎自大，徒增笑料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会发生180度的转向，亲手毁灭自己一手创造的文明，借“中国特色”和“伟大复兴”之名全盘西化，投奔“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去了。
谢谢邀请。虽然我们老师有让我们看过这本书，不过我觉得我写的读书心得着实拿不出手。不过我的学霸同学给我推荐过罗志田先生的书评，我觉得看了之后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自可想见。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简称《天朝》)一书，就很能体现克罗齐这句话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茅海建君本来的愿望是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主观愿望和识力在我们目前的史学界并不多见，实属难得；但依我一孔之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实际努力似乎不能说完全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或者在于有些茅君自认为是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茅君从主观上已注意到文本(人与事也是文本)的时代性及置文本于其时代语境之中的必要，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有心栽花而花不开，亦良有以也。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的观念”或语境本身，是否也需要重建呢?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的诠释时指出:历代解释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庾信字)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则很少涉及，实不具陈先生一向提倡的“了解之同情”。这正是因为他们“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而于当时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而“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 可以说，古典与今典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语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重建工夫。只有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据之以诠释文本，也才可能接近昔日立说者或当事人的直接动机及其特所致意之处。 　　　　“今典”说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性发展，老实说我们继承得很不够。据我所知，茅君本人就曾受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晚年在那里执教甚久。茅君那注重“当时观念”的初衷，或者就是间接得自陈先生的风教，亦未可知。但他在实际研究和写作中，倒放电影的倾向比较明显，造成全书浓厚的“当代史”味道，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诠释”。 　　 “倒放电影”的手法自有其好处，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件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正是这样的事件。如果据后见之明，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茅君在这方面颇能言人所未言，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详后)。 　　　　但“倒放电影”的手法也有不好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天朝》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思路，但几乎所有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多少使人疑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的发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合逻辑，就越接近原初的动态真相。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西人的史著也特别讲究主题鲜明，但重建出的历史竟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似乎也太干净利落；虽然清晰，总觉得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是不是有点失真?　　“倒放电影”是今日史学界的共同现象，但茅君的本意正在突破“成规”，却仍未能完全跳出窠臼，这是特别值得惋惜的。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茅君最大的先入之见，即他笔下的“天朝”二字，实暗带揶揄之意，每次出现，都存贬义。他的诠释，常常先存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有时问题还未提出已先有结论，实无需回答。如说邓廷桢本“天朝”中人，故对敌情不能有与其他人不同的(即正确的)判断(第162页)，便是一例。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又如述该书宗旨即分析中国决策者“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根据即该书的一个基本预设:对天朝而言，鸦片战争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第25页)。全书的许多判断，特别是对清朝各级官员对策的得失，正多从这一预设出发进行评判。盖只要“主战”，即已选择了错误的大方向，以后当然只能是“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了”。可知这一问题是在先有答案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更常规的取径，或者应先讨论他们究竟“是否”犯了错误。 　　　　实际上，中国必败这一预设也是可以讨论的。或者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军事史的研究，故对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特别注目。但是，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鸦片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即已提示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这实际牵涉到近代史上一个至今未被清楚解答的基本问题:近代历次中外冲突与对抗中，中国对外真是不能一战吗?茅君已指出，鸦片战争中设防最弱的镇江，由于抵抗最为激烈，使英军损失最大，为“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第443页)。同样，甲午中日战争时，因台湾抵抗最激烈，日本在此一地的伤亡就超过其整个陆战，而两方面的战术和装备实不能比。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这里的关键其实还不在甲午或鸦片具体一战的胜负，而在于可使日本人或英国人认识到战争的代价，从而影响其今后的决策。其实，茅君在全书结尾处也曾指出，当时中外力量的差距比后来要小。以鸦片战争时中英实力与抗日战争时中日实力对比，既然后者能取胜，前者取胜的可能性难道不是更大吗? 　　　　“倒放电影”手法的一个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一判就“错”(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 　　　　茅君有时正是这样，以类似古人“增字解经”的办法，先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应该举国参与的战争(第164页)，然后指出清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并指责道光帝(及群臣)没有“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但是，茅君已指出清政府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一个并非未卜先知的中央政府，当一个来自其极不了解的地方也并不知名的“夷狄”对遥远的南方边陲进行侵犯时，如果做出举国参与的决定，不是更不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吗?显然，茅君要求的所谓“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正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眼光。实际上，如作者所考察，清廷为应付此事，已动用远至西南西北的兵力，速度(以当时中国标准言)也不可谓不快。但基本上，清廷并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观其对此与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就可知)。 　　　　同样，茅君常常先给道光时人布下“近代”的任务，然后据此指责许多清人。比如琦善，就有“近代外交”任务，但却“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不像“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第181页)。问题在于，对于琦善来说，他所办正“当代”之事，又哪里来什么“近代”?由150年后的人据后见之明来提出当时举国之人思虑不及的任务，这仍是先有答案后提问题的手法。时人所思尚不及此，全不知后之学者笔下会有此“历史任务”的出现，试问如何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不知150年后的人对史学研究有何见解，但如果他们据那时的史学观念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以我辈(含茅君)之论著检核之，实难知我辈完成这未来任务的成绩可有多大。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这一倾向最明显之处是在书的结尾部分，茅君为林则徐提出了两个“应当”，而其要义，不外超越时代。因为，“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第578页)。更有意思的是，茅君指出魏源等人的思想对其同时代人来说已明显超前，故此“孤独”而难有共鸣；但他们的思想又“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实为中国之不幸(第581页)。这就是说，魏源等人的思想已超前于所处之时代，却“落后”于“历史所要求的”时代!至此，当代史的倾向已发展到极致。 　　　　我不知道茅君的“近代化”如何指谓，以我个人不广的见闻，把现代化提到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一高度，在20世纪也是到70年代才确立下来。换言之，这一“历史使命”不过是近年才为国人所明确认知，百多年前的林则徐及其同辈、儿辈、甚而孙辈，又何能梦见。茅君自供说，“本书的主旨”即“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那次战争的意义”(第24页)，故全书基本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评判19世纪中叶的人物，结果常出现诸如“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这类指责。这里的“我们”和“希望”都很值得注意。显然，“历史提出的标准”其实就是茅君自己的标准，他不过在代“历史”立言而已。 　　　　历史未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正是茅君最觉不满之处，也就是他眼中的琦善及其他人“错误”之所在。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如意事显然深深触动了茅君，他说了一段半是题外的话:“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第313页)茅君写作此书时的基本心态，跃然可见。鸦片战争以来，国耻的感觉深深压在好几代中国人心头，茅君也不例外。爱之深则责之切，故在他看来，“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许多缺陷”。而消除缺陷的前提是正视缺陷，后者即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但或者因为他努力“正视缺陷”的作圣之心太重，这种“羞愧、厌恶和耻辱”的情绪无意中会压倒史学的戒律，致使茅君对昔人虽有返其旧心的初衷，有时仍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对史事的处理偶尔便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茅君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及保家与卫国之区别的立论(第309—313页)，就是一例。他提出的三元里人抗英时心里只想家而不想国这一论断实不啻无米之炊，盖其并无坚实的材料证明之(茅君确曾举出其他地区百姓甚至向英军出售粮草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转证三元里人，因为别处百姓并未起事，恰是三元里人起而抗英)。从一般的史识推断，茅君的观察应大致不差。但史学研究要立论便需要实证，无证立论，便犯了傅斯年所说的“以不知为不有”这一“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实际上，凡史料不足以肯定一事时，应该说也就不足以否定之。 　　　　关键在于，如果将保家与卫国的区别落实在当事人当下的心态上，中外历史上大量“爱国”的范例恐怕都可以打个问号。鸦片战争导致了“天朝的崩溃”是150年后的茅君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彼时全国之人并不作此想，三元里人也不至太超前于时代。当一场家乡附近的(局部)战争并未危及国之存亡时，要起而反抗者心里预想着国之存亡，似乎太强人所难。以茅君的标准论，三元里人实际上已注定了不可能因“爱国”而起事，也就不可能是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作者竟然费了许多笔墨去论证这样一个答案已前定的问题，岂非多余!　但是，如果不像章太炎说蔡元培那样以欧美眼光看中国问题，而是从中国文化体系这一框架来考察，许多问题便不那么曲折。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人其实本来就不太讲抽象的“国家”。儒家主张超越的道，法家强调居位势的君。“国家”不一定置于第一，是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一大区别。汉代独尊儒家(实则儒法合流)，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是文化意义为主的，包容了道、人民、国家等诸范畴，显然超越于单独的国家之上。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像今人理解的那样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 　　　　茅君注意到三元里人的“民族主义”不外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夷夏观念，颇有所见。但他顺口就说时人以为“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实不知从何说起(书中提到类似观念有数处，均无出处，可知是当做人人认可的“通则”来应用的。但我翻检从先秦至清代中叶的有关论说，却找不到此说的出处，还盼茅君能开我茅塞)。今人(特别是治中国近代史之人)讲夷夏之辨时每好效法西人转拾梁启超牙慧，说什么古人以为“中国即世界”。然而，夷夏格局要有夷有夏，然后可“辨”；若中国即世界，是“夷夏”共为中国呢?还是“夏”为中国?若取前者，对新老之“夷狄”的不平等态度便与此“世界观”无关。若取后者，则在“世界”之外的“夷狄”又是什么界?故“华夏中心说”或者有之，“中国即世界说”实未必存在。而且，夷夏之辨本是以开放为主流的，许多时候夷也可变为夏(反之亦然)，故中心与边缘是可以转换的。 　　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欧洲和亚非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可是，茅君却认为，产生于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便是国际观念”(第309页)。“国际”当然比“世界”更注重“国”，但茅君这里的“国际”，正是接近于“世界”(即与“国”对立)那一面的意义。可惜茅君并未列举西方民族主义这一特征的出处，我倒有点怀疑他是否是从其所列举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思想中的“中国特征”那里反观出了这一“西方特征”。　　　　茅君敏锐地观察到19世纪中叶的“天朝”中人有着一套与今人源自近代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第482页)。这一洞见是过去许多研究者所见不及的。但是他马上又从史学家的立场上移位，立即做出近代中国人恰因此不同的观念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这一价值判断，此判断的基础实即并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价值标准与西方的“平等”。 　　　　如果能返其旧心，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角度考虑，那时的中国人接受许多今日看来是不平等的条款(如治外法权，这样可不以夷事烦扰天朝官吏)并无困难，有时还颇为主动。如果说中英条约谈判时中方提出此项内容是“上当”，在随后的中美条约谈判时，美方主动提出由中国官方负责在华港口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等(针对的是英国的海上霸权)，道光帝的御批仍是“断断不准”。其实，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条约，特别是那些不平等的具体条款，如最为人所瞩目的治外法权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实质性伤害并不见得特别大，对外国人的保护也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最能说明问题的，即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 　　更重要的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这才是真正最不平等之处。这种方式说得简单点，就是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从更深层次言，这种订约方式在东亚确立了西方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从《天朝》一书随处可以看到，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此后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和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翻开20世纪上半叶中外谈判的档案，处处可以看到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的利益，而往往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同时，这样一种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属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鸦片)战争而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也只有以武力为之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情形下为之。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中国首次主动废约是在战场上已能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就是显例)。这样，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无意中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此时三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鸦片战争后不过几年(1848年)的名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不能不佩服他们过人的远见。 　　　　的确，不论鸦片战争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以何种形象留存，不论中国人在其集体历史记忆中以怎样的方式(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地)强化、淡化、甚或再造一个特定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给中国人的鉴戒是广泛而深远的——其广度和远程也许还不是150年后的我们所能完全领会的。因此，关于鸦片战争的诠释本身很可能也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天朝的崩溃》无疑是一部掩卷仍令人反复思考的力作。坦率地说，这样的史学著作现在并不多见。 　　　　该书最主要的贡献，正如王庆成先生在评语中所指出的，在于作者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军事面相是历来鸦片战争研究的薄弱点，却是《天朝》一书的强项。而茅君所为又是一种广义的军事史: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天朝》一书里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茅君注意到清代中国军队的基本职责是内卫，即以防民为主(第51页)；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定位的军队，自然不很适应对外战争。从更广义的文化层面看，书中所引的一位西人在1836年说的话是很有启发 　　性的:当今“评价各种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最正确的标准已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作者在引用此段话后指出，西方始终把这方面的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中国则反是(第47页)。依我的陋见，中西军队的社会定位不同，特别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偏于尚文而西方文化偏于尚武(皆相对而言)，正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一个关键。 　　　　全书重建的作战史实，绝大部分是不易之论。作者从整体战争的观念出发，对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跨越调动五万余兵员及因此而必需支出的巨额军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史实重建，为理解今人或觉奇异 　　的许多清廷的因应措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战术层面，茅君指出了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关天培的整个防御部署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第223页)。特别是茅君反复强调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极强，不仅战术远超过清军，且其不怕死也给道光帝以深刻印象。过去一般的印象是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长于海战，茅君不仅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认知，而且指出了这一认知正起源于战争的当时。 　　　　按我们通常的观念，鸦片战争既然在远离英国的中国海岸进行，中国人至少在距离上占有优势。但《天朝》一书证明，不但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距中国甚近，大量武装力量可就近从印度调来，比清廷从云南贵州调兵快得多；就是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澳门的时间，由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与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相差无几，都在两个月左右(第326页)。这一意义当然不仅仅在军事实践之上。从心态上看，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领导人处理鸦片战争事宜的“观念距离”与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中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英国政府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远，而对中国政府也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近。如果“距离”与事件的“重要性”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这一意义上鸦片战争的“重要”对双方政府也是差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双方政府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当不无益处。 　　　　就战争史实的重建而言，茅君给自己提出的要为治史者提供素材的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这当然只是作者的客气话，他原本的目的，实远不止于此)。但战争史实的重建只是《天朝》一书的一个强项，遍及全书随处可见的更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洞见来自通识。有通识然后凡事能见其大，每一历史细部无不表达出超越于具体事件的意义。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视野宽阔。一般而言，史学研究题目可专，眼界一定要通。眼界通而后可从上下左右各面相去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见到其时代意义；并及其言外之意，看出每一具体“事件”背后隐伏的当事者的时代关怀，及其蕴涵的更广远的文化意义，包括处于动态的时代潮流风尚之演变(变自何来及往何处去)和变化不大的静态文化结构。茅君仔细论证了鸦片战争期间“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这就澄清了过去将清朝官员两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做法是缺乏史实基础的，而以前据此做出的相应评价也就成了无根之谈。更有意义的是，作者细心地体察到当时的官员要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他进而认识到，对外的“抚”字在鸦片战争初起时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让步，而到19世纪末几乎已成“降”的同义词。故“抚”这一政治术语在中国近代的含义变化，“也大体反映出清朝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第424、242页)。这样，一个传统术语含义的演变，就成为茅君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研讨近代中外关系之“眼”，由此入手，滴水中折射的太阳就呼之欲出了。 　　　　又如，清代士人在鸦片战争失利后，其批判的锋芒所向只及琦善，却并不指责实际负全责的道光皇帝。对此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封建专制”，而茅君却看到这并非仅“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第17页)。清代士人下意识的自律自抑(self-censorship)现象渊源广远，至为曲折复杂(可参王?森的研究)。茅君对此问题虽未展开，但已显露出深刻的识力。可知作者读史料并非一扫而过，即使与该书主题所涉不很密切的论断，也多经过用心思索。一般研究近代史的人都很强调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勇气及在了解西方情形方面的实际贡献。但是，很少有人像茅君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当时最感困惑的外国地理问题，恰恰并不需要再怎么“开眼”:且不说明代已有包括地理学知识的西学传入，康熙时传教士南怀仁按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便一直在紫禁城宫中(第430页)。近代中国士人(特别是在宫廷服务的士人)可及的思想资源中，明明有关于西方的知识，何以林则徐、魏源等人要舍近求远?如果说林、魏等人所能接触的明代刻书有限，道光帝又何以会舍近求远，反向疆臣问夷情?而当皇帝的兴趣已经明确时，身边的侍读近臣又何以会无人想得起宫廷书库中尚有此类藏书?清代文字狱并不曾祸及西学，从明到清(康熙以前)传入的西学是怎样无意中就在士人的记忆中由淡而无?这一历史记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同样，一般人都很注重早期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但茅君却观察到，林则徐在当时得到众人的拥戴，主要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不共戴天，而并非如后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他“知夷”或“师夷”的工夫(第18页)。这正是作者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的成功之处。今日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师夷”这一观念在提出时并未引起时人充分注意，而茅君的眼光并不仅限于他所侧重的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还注意到后来左宗棠那一代人读了《海国图志》时产生的“心灵的沟通”。这就从时人心态的角度提供了“世变”的消息:中国的社会心态到左宗棠那一代人有一个大的转折。心态转变之后，以前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观念就突然有了市场，故得以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 　　　　全书最有新意的一章，我以为或者要属结尾对此次事件所涉人物的“清算”。从事后相当时期内的发展演化反观所研究事件蕴涵的深意，这一手法的确别具匠心。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考察问题的方式，在国内外鸦片战争研究中实不多见。实际上，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只有从其上下左右去考察，才能得到与历史真实相接近的认知。我们一般事件史论著的结尾，多为“意义”和“评价”一类。然而，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恰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过去史家爱说“盖棺论定”，其实“盖棺”只意味着人物或事件本身不能再有发展和变化，而后人对此人物或事件的认识，正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比较客观和深入；而“论定”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今日许多史家且根本不认为可以“论定”)。这一点，许多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至少国内尚少见有人将此认识实际运用到事件史研究之中。 　　　　不过，茅君的清算仍是先代历史立言、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任务一一清算时人，结论是他们都没有“完成任务”。其实，如果放弃这150年后给出的任务，返其旧心，仅以当时人的思虑为标准，我们就会发现，茅君“清算”后的结论，与他的基本预设不合，而是指向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诠释:当时并没有出现茅君所谓的“全国紧张”，鸦片战争的重要性甚至战争本身也未得到时人的重视(这样不重视的“对”或“错”，是另一问题)。正如茅君观察到的，那时的中国朝野“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战争的惨败也并未引起茅君认为应当发生的“震荡”；整个中国朝野在战后基本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第89、560、578页)。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陈寅恪后来也指出:“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前面说过，历史未必是逻辑式的发展。根据茅君考察的结果，是否可以说，鸦片战争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许多事物都因此而开始走向(最后可能是质变或全盘变化的)转化，惟在此转变中的当局之人却尚未出现明显的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转折初起之时，人的转变最慢也最小。这个看法，不知茅君以为然否?孟子曾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先生据此提出读史要能把握历史变化的大转折处。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言，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但近代中国的转变与延续虽有隐有显，却是同时并存的。如果没有通识，就容易忽略事物延续不变的一面。茅君显然着意于同时考察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两方面。他既强调了鸦片战争变的一面，也注意其不变的一面。这样的通识也许来自他跨越了几个历史子学科，从技术史、军事史、政治史、文化史及心态史等多角度考察分析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尝试了一种在历史大学科范围内的“跨学科事件史”研究方法。从长远看，这一尝试本身在史学方法上的开拓意义，恐怕还在该书对鸦片战争研究的直接贡献之上。 　　　　概言之，《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要想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作者有返其旧心的初衷，若能做到“不思近世”，即尽量缩减当代史成分(包括某些纯粹“移情”式的推论)，在分析诠释层面进行适当程度的修订，当可更上一层楼。掩卷之后，我有理由大胆断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作者附识:这一书评写于茅书出版后不久，现不揣粗陋，印出以就教于同人。倘茅先生或当世方家肯不吝指教，则幸甚。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个人感觉这本书讲的很具体啊，从战术层面说明了中国战败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还有什么呢？无非就是还原了历史，把林则徐拉下了神坛，把某些之前认为的卖国贼还原成也不是那么毫无道理的现实派而已，但是，落后就要挨打，固然是一条真理，但倘若想以此一句话来全部概括中国近代史的悲哀那未免可笑，至少我想日本表示不服。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悲剧不是什么落后就要挨打，更重要的是满清的统治。事实上，清军的绿营八旗本身已经烂到骨子里了，如同明末卫所军遇到倭寇一触即溃一般，后来的清军也是被太平军横扫大江南北，更不用说是对上船坚炮利又久经战阵的洋人了。何况这仗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其近代战争方式完全出乎清军的意料，也根本没时间适应，毫无经验可言，战场上的失败是注定的，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军事落后就是军事落后而已，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说得就是如此，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清朝也完全能建立一只近代化的军队抵御外侮，而后来之所以彻底失败就是连军队近代化这一基本最直接的工作也没能完成，不是装备了洋枪洋炮就是近代化了的，训练跟不上，还是原来那一套，也还是一只封建军队。有些人可能还是教科书看多了，硬是觉得中国不立即把皇帝扯下马，建立现代民主体制就不能在战场上战胜洋人，那是迂腐之见，战场上的胜负，生死相搏与政治体制有个毛关系，而后来日本战胜沙俄从事实上说也不是什么鸟宪政战胜专制乱七八糟的，就是俄国离远东太远，远东实在鞭长莫及而已！总而言之，清军的战败是必然的，鸦片战争输得不冤，也是满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大兴文字狱，防汉心理的苦果之一，但输了后完全麻木就是统治集团的无能了，至于火烧圆明园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在我看来完完全全的显示出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得过且过的混日子心理，完全缺乏一个正常国家的自我意识，究其根本还是满洲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那些人入关以来，根本没把中国当做自己，而是以殖民的心态统治中国，只要自己过得好，中国烂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大不了退回关外好了，宁与外人不与家奴！所以，还是那就话说的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统治集团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其次才是洋人的入侵，后者远远没有前者那么重要，若要中国自强，则满洲江山不稳，所以在太平盛世就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轻视火器，在乱世末期，改革不得不实行也是小心翼翼，既不希望中国自强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也不希望外国太过欺辱自己，但前者是根本大计远远重要于后者的，就是在这样的心理，一个事实上处于被满洲民族殖民的中国怎么可能靠一个殖民政权又会积极吸收西方文明自强自立呢？那是笑话！所以中国要崛起的首要条件是，也就是后来孙中山终于认清的一件事，那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上
看此书前，我对历史的了解和态度，如同对自然科学一样，单纯的积累加梳理，顶多再看些人云亦云的分析。看完此书，我所震惊的，不是鸦片战争中详尽的细节，而是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反映出当时的意识形态，我不再简单的认为那是“清廷的无能”或“人民的麻木”，而是产生了“如果你生在当时，也一球样”的感觉。观历史，不能只知道发生了什么，更要体会当时人民的三观，尤其是世界观。我们老是觉得古人短视、愚蠢，可再过几百年，我们也是古人。我开始喜欢那些记录生活的文物，小如秦简家书，大若清明上河图。这些可以观察到百姓的生活细节、举止心理，我感到历史不再是少数人的壮举，也不再是一个きらきら的事件名称。当那些细碎的“小历史”汇聚起来，再看“大事件”，就不再会有与你无关的悬空感。枝繁叶茂，顺枝而下，终于摸到了土壤，那就是默默无闻的人民。你应该跑去博物馆，认真端详每一件物品，回想千年前物主使用时的样子；你应该静静的站在古建筑下，体会工匠们挥汗如雨的场景。悠悠岁月，因这些遗存，你与千百年前的他们产生了联系……带着无限的情感去领悟历史，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文明的伟大……和自己堵不住的脑洞。
组织和组织之间比拼的是效率和工具的力量，而效率来自于组织的人的动力，而动力来自于机制，只有先进的体制才能产生先进的组织，只有先进的组织才能产生先进的效率和力量，而英国人的保护个人财产权的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体制，大清体制不行，无法有效组织力量，
看到这道题目，心中不禁泛起很多思绪。这是当年震撼我，洗刷我历史观的一本书。现在看来，此书的许多观点或许有一些不准确之处，或许考证不一定够精到，但是此书的写法和内容都让还是少年的我有暴雨中行走，目睹周围电闪雷鸣而信心激荡之感觉。此书也是建构我现在的世界观的要素之一，从此书出发，我大量阅读了许多近代史书籍，感觉到，教科书里面的古代史或许还有课保留的部分，中国近代史，则必须全面重写。若不重写中国近代史，则毒害我们民族的心灵的剧痛一代一代相传。
非常好的一本书，也是可以毁三观的一本书，配合《黑天鹅》一起看，毁三观效果更佳。全书我最喜欢的是绪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建议大家抽个半小时读一下。后面个人读得马马虎虎。这本书给我个人的影响不在于知道了清朝和英国的差距有多么大（就像最高票讲的那样），而是怎样看待史书、历史、以及决策。举个例子，人们评价历史人物因为已知了结果，总有马后炮的嫌疑。什么才是好的决策？如果一个决策带来了坏的结果，我们回顾的时候总说这是不好的，但是如果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呢，也许是一个好的决策，只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决定事情发展的走向罢了。不过，作为当代人，我们很难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因为史书记录各有各的偏见性，我们只有读各家之言才能有个尽量客观的认识。说得极端一点，历史记录和新闻一样，没有真相，只有立场。之前有作者回答说他从此书出发，大量阅读了许多近代史书籍，我却恰恰相反，打那以后就对带价值判断的政治史历史书没兴趣了，只看一些艺术史、技术史之类的东西了。而在生活中，也越来越不想judge人了，因为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东西太多了。
“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是《天朝的崩溃》结尾的一句话。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时间的车轮又向前走了20年。此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肆虐于中华民族的那些恶症顽疾，直至今天依然缠绕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身上。本人眼光浅薄，只概括了下面几点~1.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鸵鸟思维。清朝始终自居“天朝上国”，视西方各国为“化外蛮夷之邦”，傲视四夷，其“掩耳盗铃”的功力在整个鸦片战争中体现地淋漓尽致，整个中国因此白白失去了多少国家利益！！！即使经历鸦片战争中数次惨败，道光帝与清朝大吏们依然称之为“夷”，以“天朝”姿态与英国互通照会。早在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使华时，英方曾邀请清军名将福康安观其操演。而福康安却摆出一副“天朝”大将的架子，表示不屑一顾。甚至鸦片战争失败后，日，美国使者顾盛带来准备送给道光帝的礼物，包括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海陆军战术、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等等，这些正是战败的中国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员耆英视之为“奇技淫巧”，竟然“谢绝”了。对比现状：今日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在于缺少权力制衡的畸形政治制度。因此造成的数次政治灾难和经济代价已经足够沉重，但是我们依然置身于“一九八四式”的乌托邦中。所有的官方政治教材无不痛批“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用这些漏洞百出的逻辑给民众洗脑。决策层不断自我催眠，前两天还注意到Boss们特意开会坚决批评“三权分立”制度，要始终保持巴拉巴拉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巴拉巴拉......。殊不知那些给中国带来灾难的荒谬决策从来都是高效率的，因为道理只在某些人甚至是某个人的手中。鸦片战争表面上是两个国家军队的较量，实质上是两种制度和文化的碰撞。它的意义，就是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中国若想强大，必须顺合世界之潮流。面对问题，却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子里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今天的我们和170多年的“天朝人”有何区别？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2.面子大于一切。管它什么国计民生，面子上一定不能折损了“天朝”的威严！比如，日的中美望厦条约，其签订的主要原因之一，竟然是避免美国“逆夷”觐见道光帝，丢了“天朝”的威风，扫了“大皇帝”的颜面；比如，英军释放清军战俘时每名给银3元，清军释放英军战俘时显得颇有“天朝”的大度，“黑夷”（印度兵）每名15元，“白夷”每名30元，即使战争后期国库空虚，军费完全依靠捐征；比如......对比现状：具体的例子不用我说，今日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于村镇政府，好大喜功，讲排场，重数据指标忽视实际利益的脑残行径实在是数不胜数。除了本能的追求面子外，缺少权力制衡机制和独立有效的监督制度，需要用看似漂亮的政绩和数据维持执政合法性也是此类行径的重要原因。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现在已经开始显现，经济资源环境等等领域的问题在《新闻联播》之流的宣传伪装下还能遮蔽多久呢？出来混，早晚要还的。3.官场乃至军队的腐朽混乱。官场奢华之风盛行。乾隆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生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国难当头，奸臣污吏却从国难中牟利。按照清朝当时的办事规则，制造军器、修筑工事、调防兵力等等，凡是涉及到银钱之项，无不从中侵蚀。清军此时的军纪败坏，致使他们从解放民众的“救星”身份坠化为祸害民众的灾星。清军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祸害社会。主帅之一奕经曾经驻扎的苏州，战争期间其下兵将皆自命“小钦差”“小星使”，淫娼酗酒，索财贪贿，闹得乌烟瘴气。这批从4000里之外“风尘仆仆”“星夜兼程”赶来的生力军，军纪无存，以致在近百年后仍在民间留下了“沿途掳丁壮，掠板扉，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的口碑。清军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在鸦片战争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大黄滘炮台守将在临战前一天，与英军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空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对比现状：中国的官场我无需多言，只要不是“掩耳盗铃”的人都了解。军队方面似乎没有清军那样严重。但是类似官场中的各种“潜规则”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其他领域的风气，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所有人都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人性必然极端的功利自私，毫无信仰与底线。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后，即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这并不是我们民族的道德问题。假设一下，让美国官员到中国执政一样是贪官。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拥有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制度。4.集权统治导致决策的混乱不合理。清朝空前的高度集权方式，使朝廷的决策难以建立在理性上，往往跟着君王的感觉走。所有的重要决策只能通过皇帝决断。臣子的生死荣辱全部维系于“圣主”的决断，官场老手们的决策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和国家利益，而是以揣摩上级心意为能事，讨上级欢心，方可保全自身。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奕山、杨芳等前方主帅不约而同的扯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弥天大谎，甚至与英军联手欺骗道光帝，或从国难中牟利，或逃避责任，使得道光帝在战争开始一年多之后竟然还不了解真实战况。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林则徐和琦善对道光帝大体上是诚实的，却因罪发落。奕山谎言满天飞却得赏宠。他还保举了各色人等554人升官，补缺。战败后的广州，上上下下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包括广州当时全部官员），又如何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奕山的谎言，使他自己再次免受厄运，却使这个国家陷入一场新的灾难中。而道光帝本人的游移轻率，又使得中国遭受了多少本应避免的灾难！对比现状：中国目前的执政体系效率极低，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是随机性的，甚至发生难以挽回的问题时才被注意到。而太祖时代的专制，更是比封建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中空话套话，捏谎粉饰的盛行成风，批评某个人没有意义，那种容不得不同声音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总是有人说“这么大的国家，上面的人还能不知道这点儿事啊？”对不起，就是因为这么大的国家，所以采用集权制是不合理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用如此低效的制度应对，社会不变的千疮百孔才怪。5.民众的麻木无知。整个鸦片战争中，很多清朝民众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还有很多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 ，以求工钱。这些被清朝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十分常见。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文文献中屡见不鲜。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外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鲁迅小说中的诸多“看客”描述地真是形象生动。对比现状：现在总是有人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一副牛逼的样子，仿佛精神里将自己置身于政治和历史之外，就真的能摆脱干系了一样，阿Q精神着实可贵。更有甚者，被政治攻势彻底洗脑，凡是说不好听的都是“美分”“汉奸”，今日中国俨然已成为另一个“天朝”。只要我们身处在这个国家，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摆脱政治和历史的影响，不管是宏观的角度还是微观的角度。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终究只是一种鸵鸟思维。说回这本书自身，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传递出的一种完全于不同教材的历史观。在很多史学家的笔下，失败是“奸臣”作祟，“忠臣”即是精忠报国。在现实的驱使下，在“善恶”原则的运用中，真迹已经被尽可能的放大，他们激昂的文字已超出历史研究的范围，成为了一种宣传。而宣传家们手中的道具，往往是无需考证的。而本书作者通过极其详尽的研究，将整个鸦片战争几乎完美的还原到读者的面前，包括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大小历史人物的背景，战斗细节，地形环境等等，摒弃了简单的道德历史观，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尽可能客观理性的还原。确实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推荐每一个真正爱国，对真实历史感兴趣的人去读一下。弱小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固步自封的愚昧。痛苦与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不愿直面失败，甚至是美化失败，寻找借口，这就不只是无能了，简直是无耻。借用本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评论已关闭，有人直接对应着我的第5点粉墨登场了，不想和某些只会贴标签的装睡者废话~敬请其他有素质的知友谅解。）
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之作。当时清军面对英军就跟后来伊拉克军队对阵美军一般。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军队。罗志田说这本书有倒放电影倾向。我觉得这种批评几乎无聊，被人家打的屁滚尿流，反思才是第一要务。
推荐配合，《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这本书一起看。这本书是法国人写的，以外国人的视角描写 马嘎尔尼使团乾隆年间访华的事情，抛弃中文对你的影响，用纯粹的（欧洲偏向现代化的）描述语言，审视那个中国究竟是怎样的。这两本书非常适合一起来看
专注中国崩溃二十年啊
刷了一把初中以来的历史观
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一遍就知道了。你要书评的话，罗志田老师有专文谈论此书的优点和不足。知网上有
刚看完这本书，花两天时间撰此书评，搬上来： 大学时候教育见习，班会课时一学生问：“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为何如今发达程度却不及西方国家？”很平常自然的一个问题，然而却是很多人的困惑，尤其是对于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历史课本中的中国历史太过光辉灿烂，让人不禁自豪感满满，当然事实也大抵的确如此，作为世界粮食生产起源地之一，唯一没有文化断层世代延续至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的世界第一强国，中国有太多可圈可点的光辉岁月。然而，何以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锋中一触即溃，在屈辱的斗争和外交中饱受欺凌？
当时我想到一些原因，如中国历史虽长，然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过是王朝的更替，时间的重复，在政治体制方面并无重大的进展，而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史较为短暂，到鸦片战争时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又如历史课本中提到的中国历朝历代并无扩张野心，在以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之中闭关锁国，而西方国家则往往积极地扩张，到处建立殖民地。如今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在看了一些科普性的史书中的分析之后，又有一些新的补充认识：如《极简欧洲史》中认为，欧洲的权力分散，从来不曾建立起统一的的强国，且各国国王的权力也有限，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欧洲的社会开放源远流长，中国则受到儒家文化的形塑。《人类简史》中认为，欧洲在未知世界面前能发现并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勇于探索，这是近代科学之所以发端于欧洲的基础；欧洲率先发展出了一套更有效的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这是欧洲科技发达的内在动力，也是为何中国后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要不改变体制，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能成功的原因所在。而《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作者从生物地理的角度阐明了欧洲的分裂状态（国家之间诸多的地理障碍）和中国的统一状态的原因(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南北并无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这于中国本是优势，然而在近代化过程中却成了劣势，欧洲的分裂促使其更能催生创新和探索，并且相互竞争，而中国要否定一个奇思妙想或者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创新的萌芽，只需要皇帝的一个旨意。如哥伦布曾分别游说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最后到了西班牙才成功说服女皇支持其航海，而相较之下，早于哥伦布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舰队，因皇帝的一个命令成行，行程远达东非的红海，又因一个命令而消逝了帆影，只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令人扼腕的叹息。
总之，中国曾经的辉煌是公认的，然而中国后来的落后同样有目共睹。历史的述说满含着悲痛和惋惜，却又坚定的告诉我们，环境改变了，时间变化了，曾经的第一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 中国尽可以陶醉地回望过去，但却也不得不直面现在，展望未来！然而要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已经做了几千年的天朝上国梦的中国，又是何等的艰难！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没有自己醒来，而是在1840年，被万里之外远道而来的英吉利叩开了国门，以枪炮与钢铁，火与剑的方式揍醒了，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的中国，血泪奔涌。
《天朝的崩溃》，副标题是“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用详实的史料、数据，回顾了鸦片战争的始末，书写了当西方列强开着军舰猝然来临，如入无人之境般势如破竹地与清朝的交锋，展现了两个文明之间惨烈的战争对话。残酷与悲痛，偶然与必然，交织成一幅沉重的黑白色调的历史画卷。下面谈几点印象较深的：一、 忠臣与奸臣，爱国与卖国
谈到忠臣，岳飞、文天祥、于谦、林则徐，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飘过，谈到奸臣，秦桧、李林甫、严嵩、琦善，同样熟悉的名字闪现，中国的政治，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忠奸之分泾渭分明。这有时是客观的，忠臣因其忠君爱国得人敬重，奸臣因其玩弄权术欺君愚民使人生厌，然而有时所谓“奸臣”，也许却只是皇帝的替罪羊。“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 责任。在鸦片战争中，琦善、奕山、奕经、杨芳、伊里布等人在道光帝的重用之下奔赴战场，失败之后遭到贬斥，甚至变成奸臣、卖国贼，然而道光帝自己，又是否就毫无过错？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道光帝给林则徐的旨意是一个悖论，林因此悲剧，鸦片战争开始之后，远在朝堂对英国几乎一无所知的道光帝的诸多旨意，又是同样的不切实际，有时甚至荒谬滑稽，战争失败的责任，又岂能推卸给几个奸臣就一笔勾销？
面对“逆夷”来犯，满怀着天朝上国的自信的君君臣臣，一开始均是坚定的“主战派”，又岂肯露卑微之色，行卖国之事？然而真正见识了英国的“船坚炮利”的官员慢慢开始动摇而成为“主和派”，这种稍微认清形势之后的审时度势，放弃抵抗的妥协，却又不可避免地在大背景之下成为卖国的奸臣行径。这并非为奸臣和卖国贼们翻案，面对同样的境遇，关天培、葛云飞们的壮烈牺牲让我们肃然起敬，但对细节的重新分析却有助于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候做出一些思考：何人不想活的大义凛然，这些在国内的战役中屡立战功，声名显赫的官员为何有此180度的转变？鸦片战争的失败，又岂只是忠奸之辩？二、国家，政府，祖国，民族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祖国，中华民族，在现在人们的理念中是高度统一的概念，然而国家、政府、祖国、民族这些范畴实质上有区别，前两者是理性的政治概念，后两者则较为感性，饱含感情。他们有时是统一的，就是当国家、政府能代表祖国、民族的利益的时候，有时又是对立的，就是当国家、政府不是为其治下的民族谋利，而是进行压迫、剥削的时候。因而所谓爱国，应当指的是爱祖国、爱民族，却未必是爱国家、爱政府。因而，屈原投江，孙中山反清，我们都不会怀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其实关于国家和爱国的界定，中共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早已有深刻的阐释：“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外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以及他的臣子们，不管是林则徐、关天培还是琦善、耆英之流，在面对“逆夷”侵扰之时，想到的是国家、政府，还是祖国、民族呢？这个问题无法一刀切的回答，但就倾向性而言，答案又是显而易见。《南京条约》是基于无奈被迫签订，无话可说，但是《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的包括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一系列条款，又有多少是为了维系政府而对民族权益的践踏！不唯清朝的君臣，普通民众对这些抽象的概念更是缺乏理解，尤其是鸦片战争的时代，爱国主义的教育并未深入人心。因而对于三元里人民抗英，简单的理解为民众自发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不一定妥当了。“家”与“国”，普通民众更关心的还是前者吧，当侵略者要来袭扰民众的家园之时，保卫家园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有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动机在其中，却又未必，当然，不管怎么说，至少在行动上，保卫家园抵抗侵略者已经是一种爱国行为。三、文化属性与时代局限（技术、制度、文化）《遥远的救世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思，提出文化属性：“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观之，我认为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最直接的因素是技术，最根本的因素是制度和文化。《天朝的崩溃》中用大量篇幅对清军和英军的武器装备、兵制、战术战法等做了数据对比和深入分析，近代化的英军在技术上甩了清军不知几条街，而原曾想清军本土作战以逸待劳，相对英军万里远航后援难继的优势实际上却成了劣势，清军及清军的将领一开始无一不傲慢轻敌，见识了英军炮火的猛烈之难以想象之后又心生恐惧无心恋战，一触即溃，屡战屡败。不必到战略战术的层面，更不必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层面，由于军事技术的巨大差距，战争未打响之前，实际上败局已定。 这并非悲观主义，而是在历史中充满了例证。1532年西班牙168名士兵对美洲印加帝国的碾压即是如此。由此想到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描绘的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博弈和对决，不知道大刘的写作是否受到鸦片战争这一史实的影响，在巨大的科技差距面前，三体人遥控的几个“水滴”探测器就将地球光辉灿烂的无敌舰队毁灭在太空之中，两个文明的战争对话，实力胜过一切。至于传统战争中高扬的“军心”“士气”“谋略”等因素，在面对近代化的英军之时几乎毫无用处。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技术为何反而落后于后起的英国？这又直接决定于背后的制度和文化，本文开篇即有分析，不再赘述。四、觉醒与反思 鸦片战争已经过了175年，因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早已被废除，时间的强大力量抹去了直接的血泪和悲痛，然而这场战争于中国来说意义太过重大，又岂能任其随风消散在记忆中？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战争有何价值？最直接的，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了世界，从此被动而缓慢地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以无数的血泪和屈辱作为代价。然而清政府未被叫醒，一场惨败的阵痛还不如停泊在东京湾的几条黑船，几十年之后的甲午战败让弹丸之国的日本都欺负到了头上！“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然而只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改变体制，不对文化进行反思，终归落得惨淡收场。痛定思痛，历史无法更改，而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不再做一个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再做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是时刻关注与各国的差距并致力于缩小差距，在反思中前进，我想这正是那场剧痛的意义。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洱海扁舟于云南保山
最近我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一本是讲乾隆朝的饥饿的盛世，一本是重读了《天朝的崩溃》。乾隆皇帝是超级厉害的皇帝，又继承了一个好开局，此时清朝国力旺盛，天下太平，他把官僚集团，边疆，百姓都弄得服服帖帖，如果以儒家的标准来看，算是一个治世。但局面变了，此刻，英国已经快要工业革命了，美国已经完成独立战争，欧洲正在在经历法国大革命洗礼。我打个比喻，世界已经进入了win7模式，中国Windows Xp补丁打的再好，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以前觉得鸦片战争输了，就是因为琦善卖国，满清昏庸。我们的林则徐还是好的嘛，关天培还是好的嘛，我们火器不如别人，但是我们的近距离格斗应该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时代不一样了。就算换上忠臣良将加明君组合。我们一样会输的。为什么输的原因，多方面。举一个细节，英国把军队从伦敦运到广州，所花的时间和朝廷北京到广州八百里加急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仗怎么打？这场败局从乾隆开始就注定了，被盛世蒙蔽了双眼，但是却又没办法睁开眼睛。现在很多公司也是这样，如果不交流，不开放，从高楼起到楼塌了，真的是眨眼的事情。哪怕你勤劳，勇敢，公司制度健全，所有的动作如教科书版规范，一样会输。这就是为什么诺基亚说，我们明明没犯错，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的原因。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讲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其实书里面还是隐约有股气，但又不好意思明说，于是就有很多细节。比如，当时用的还是明朝引进的鸟枪，炮弹还不如明朝。
建国之后第一史学佳作！没有之一！作者的史料考证功夫和专业精神堪比欧美大师（通过对比和细读挖掘出数不清的暧昧历史真相，堪比顶级侦探），占三分之一文字量的密密麻麻注解，证明中国学者也可以写成西方式的严谨史学著作，但是上乘的学术性并不影响此书的绝佳可读性，茅海建的文笔之好堪称华语三甲，大量精妙叙述比历史小说还引人入胜，读进去就让人无法自拔，作者偶尔的感慨与犹豫更显示出一代大师的深厚情怀与可贵情操。什么吕思勉蒋廷黻就一边凉快去，这部书蕴含的思想和勇气才叫经典著作呢，茅海建对天朝腐败官场的细致描绘赛过所有官场小说（撒谎功夫天下一绝，忠奸皆愚，堪比原始部落），对今天中国的启发与警示也是振聋发聩的，对道德历史观的批判尤其深刻。推荐给每一位爱国的中国读者，头脑清醒才是走向世界第一前提，读史可以明智，莫过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