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
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 夺目夕阳红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中有周汝昌鉴赏李商隐《乐游原》诗的一篇文章。《乐游原》虽然只是一首短短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却是传颂千古的绝唱。特别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更被作为晚景虽佳，但已来日无多寓意的象征。周汝昌则在文章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玉谿（李商隐号玉谿生----引者）此诗却久被前人误解，他们把“只是”解成了“只不过”、“但是”之义：以为玉谿是感伤哀叹，好景无多，是一种“没落消极的心境的反映”，云云。殊不知，古代“只是”，原无此义，它本来写作“祗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别家之例，且置不举，单是玉谿自己，就有好例，他在《锦瑟》篇中写道：“此情可待（义即何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意正谓：就是（正是）在那当时之下，已然是惘然难名了。有将这个“只是当时”解为“即使是在当时”的，此乃成为假设语词了，而“只是”是从无此义的，恐难相混。
　　细味“万树鸣蝉隔断虹”（此为李商隐另一首诗中句，其后三句为：“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引者），既有断虹见于碧树鸣蝉之外，则当是雨霁新晴的景色。玉谿固曾有言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大约此二语乃玉谿一生心境之写照，故屡于登高怀远之际，情见乎词。那另一次在乐游原上感而赋诗，指羲和日御而表达了感逝波，惜景光，绿鬓不居，朱颜难再之情----这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若将这种情怀意绪，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一味嗟老伤穷、残光末路的作品，未知其果能获玉谿之诗心句意乎。毫厘易失，而赏析难公，事所常有，焉敢固必。愿共探讨，以期近是。
　　周汝昌的这种阐释是否即“获玉谿之诗心句意”，自然仍可讨论，但所谓“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却十分恰当地写照了周汝昌自己的一生精神心态。他“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周汝昌请一老篆刻家为自己刻石质镇纸上语，题于《献芹集》扉页），对《红楼梦》和其他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孜孜矻矻，老而弥笃，到了八十多岁，耳聋目盲，还顽强奋斗，笔耕不辍，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发表，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创造了一个文化史上的奇观。其中作家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的《红楼夺目红》，更是一印再印，形成走红全国的轰动效应。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90年代后，进入了一种体系化的规模营建。首先应该提到《恭王府与〈红楼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红楼梦〉的真故事》（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三本书的出版。这三本书与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其实构成了一个“系列”，是《〈红楼梦〉新证》中已经包含的红学各个分支雏形的外衍延伸，也可以说是周氏红学体系的展开和深化。
　　《恭王府与〈红楼梦〉》是在1980年6月出版的《恭王府考》基础上再拓深加细，同时在文体上从考证论述更加变成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前者二十三万字，后者十一万八千字。周汝昌自白，《恭王府与〈红楼梦〉》延用了《恭王府考》旧文的，“只有极个别的两三节文字，这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内容比较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先写它之时，精力目力毕竟比目今略好，论证较为细密，没有重写的必要之故”。
　　《恭王府考》共有四章正文，其第一章开宗明义：
　　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恭王府与〈红楼梦〉》则分“纵横编”、“远近编”和“津渡编”三大部分。“纵横编”共有九章，是考证恭王府的“前身”，“粗叙了这处地方的前四百年的情状。最晚到明代万历十年，这儿已经出现了一座不知何人的大宅第，它就是‘荣国府’的前身”（第九章《结上》）。“远近编”则更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证明这座府第到清代曾经先后是和珅府、庆王府，“我们今天称之为‘恭王府’，是以最后一代府主命名的，所能看到的面貌，当然也只是以恭王时代为主的大致的遗迹”。“津渡编”是关注过恭王府与大观园问题的人写的一些文章辑录。
　　《恭王府与〈红楼梦〉》扉页前，除了顾随当年赠周汝昌的词作《木兰花慢》之外，还有叶嘉莹的三首五言律诗和张中行的一阕《浣溪沙》词。叶嘉莹的第一首诗是：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
　　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
　　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
　　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张中行的词是：
　　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
　　仙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涵芳，十年辛苦不寻常。
　　自然，像这种考证性的题目是很难一锤定音的，但无论如何，在周汝昌自己的理路中，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能将枯燥的考证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字，更是周汝昌独擅的长技。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专门探讨《红楼梦》的文化思想内涵，《红楼艺术》专门讲论《红楼梦》的艺术审美，《〈红楼梦〉的真故事》则是探佚的专门性著作。这三本书是从《〈红楼梦〉新证》的基础考辨，上升到小说“文本”和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学术体现，生动地说明考据性的学问与作家思想、文本艺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是前门后殿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那一个朴素的理路贯穿其中，提纲挈领：在曹学、《石头记》版本学、脂学特别是探佚学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本真切实地深入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并使其呈现出来。
　　周汝昌这几本讲论《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书，与那种不作基础考证，而以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就小说谈小说”，泛论所谓“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之类的“文艺评论”大异其趣。这不仅为红学考证与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以及红学之为“学”提供了雄辩的实证，也揭示出那种说周汝昌仅仅是“考证派”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同时，“进入文本”作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要有才情，或者说有“文学细胞”，而这正是许多泛谈者们所欠缺的。文艺素质有缺陷的人居然总是揶揄出口成章的“才人”周汝昌“脱离文学文本”，实在是一件让人齿冷的悖论怪事。笔者为《红楼艺术》的新印本作序，以一首诗作结，或可供人玩索：“机锋涵咏较才情，难道天刑八股评。一脉沁芳凭解味，推敲月下可通灵？”
　　90年代红学界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而几乎每一次争论中，周汝昌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遭遇到许多褒贬批评。
　　一次是1992年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所谓“墓石”，石头正中有“曹公讳霑墓”、下角有“壬午”字样，据说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时出土，被张家湾村民李景柱带回家中。由于“壬午”的明确标识，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年的“壬午说”的支持者就都说这块墓石是“真”，而主张“癸未说”者则说是假。红学界内外的不少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说“真”说“假”，阵线分明。就红学界而言，主张“真”的代表是刘世德和冯其庸（冯原来赞成癸未说，从此改信壬午说），主张“伪”的代表是周汝昌和蔡义江①。当年北京的文物鉴定部门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予公开表态，而只说“不能确定”一类模棱两可之词。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笔者认为，从这块石头本身及其发现过程的种种迹象看，疑点甚多，因此无论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癸未或者甲申，这块所谓“墓石”是应该排除出局的。
　　有一位业余研究《红楼梦》的人王国华（1952年生），编写了一本《太极〈红楼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王国华的观点既有合理的一面，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具有前后盛衰对称的大结构；也有荒谬的一面，说《红楼梦》的文本中还潜藏着一部“太极”结构的书。王国华向周汝昌陈述“对称结构”，这与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观感相近，王国华多年来坎坷的遭遇经历也易引起同情，周汝昌因此答应了王国华的请求，在并没有阅读其全稿的情况下为其书写了一篇鼓励性的序。由于《太极〈红楼梦〉》荒谬的那一面以及红学界内外的许多复杂因素，结果引起一些人的广泛抨击，周汝昌也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冷嘲热讽，批判与“声讨”。这件事，号称“《红楼梦》补白大王”的《南京日报》记者严中（1934年生）在《红学界的两“国”之战----关于“太极红楼梦”的论争纪实》（严中《红楼续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一文中，对这场争论中最主要的一些风波有客观的记载评论，下面引录其中段落：
　　段献民关于王国华研《红》的报道中有许多涉及到周汝昌先生，为此我曾写信约请他通过《南京日报》谈谈自己的看法。（1994年----引者）4月22日他寄来了稿件，现已刊6月16日《南京日报》“雨花石”上，题为《关于王国华和他的“太极红楼梦”的答问》。
　　从周汝昌先生的上述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他所支持的是王国华的“《红楼梦》结构说”，是王国华的研究方向与努力精神，而不是诸如“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花拳绣腿，然而恰恰是这“花拳绣腿”授人以柄，作为无端攻击周汝昌先生的口实。
　　后来又有人把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和“探佚学”拉扯到一起，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予以回应说：
　　至于王国华先生的《太极〈红楼梦〉》，我坦白的看法是王先生对《红楼梦》原著的“大对称”结构有一种会心和直感，但其学力不足以使其思考和论述臻于完善，因而有许多可落话柄的缺失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画等号。（《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收入《箫剑集》）
　　从90年代初以来，欧阳健②就不断发表文章，表达一种观点：传世的几种脂批本《石头记》抄本是民国后的书商伪造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都是曹雪芹所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新辨》，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学辨伪论》，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与曲沐、吴国柱合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2003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健著《还原脂砚斋》，使这种观点有了几本著作依托。
　　这种“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的根本问题是脱离小说文本的审美实际，缺乏基本的审美素质，将“考证”与“义理”、“辞章”完全割裂开来，表面上似乎是从“文本”出发（所谓“避讳字”），其实严重地脱离《红楼梦》文本的文学实际，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周汝昌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区别脂批本与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本质差异，乃是他毕生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怎么会接受这样荒唐的说法呢？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周汝昌的红学体系是“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实际上想要颠覆的最主要对象，周汝昌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论敌之一，周汝昌本人却并没有成为论战的漩涡中心，而是武汉的张国光⑥和以《〈红楼梦〉学刊》为阵地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人成为欧阳健的主要对立面。其中尤以蔡义江两篇反驳欧阳健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张国光又正是与王国华论争并“声讨”周汝昌的重要角色，所谓“两国”之一。而王国华因在北京北普陀筹建“曹雪芹祠庙”请周汝昌撰写匾额记赋等而涉及名利之争，又和京城红学界的某些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些争论颇有一点“混战”的味道。周汝昌由于其资历和学术成就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争论的“风暴中心”，但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引人瞩目。
　　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是90年代另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大体情况是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详加论证的“丰润说”在80年代以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后来以冯其庸、刘世德为代表的“辽阳说”崛起，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由于冯其庸后来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和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而刘世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0年代以降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张书才（1938年生）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俱是“名公巨卿”，所以争论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有了学术之外的因素。
　　这场争论中，90年代以后的“标志”性事件有：
　　日《光明日报》发表《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的报道以后，《中国文物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都发表了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③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日，《文艺报》发表了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和刘润为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日，《中国文化报》发表杨向奎《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发展》，肯定王家惠和刘润为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其中心论点是：曹渊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即小说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过是《红楼梦》的披阅增删者，曹雪芹也是出于丰润曹。
　　周汝昌并不完全赞同“新丰润说”的观点，更不同意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但认为河北丰润确是曹家历史发展演变迁徙过程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具体说即曹家出于宋代济阳王（谥武惠）曹彬之后。因此周汝昌也发表文章对丰润墓志铭和墓碑的发现表示支持，认为也是曹家与丰润渊源的重要证据。周汝昌因此也成为“辽阳说”支持者的批判对象。
　　199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山市政协和丰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二十二万字，周汝昌作序。
　　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专题片《〈红楼梦〉与丰润曹》，其中也有周汝昌的讲话镜头。这又引起主张“辽阳说”方面的强烈反弹，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火药味甚浓。
　　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曹雪芹研究》，十九万字，是倡导“丰润说”的论文集。
　　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畅⑦著《曹雪芹祖籍考论》，四十四万三千字，周汝昌、韩进廉分别作序，该书论证曹雪芹祖籍丰润，反驳“辽阳说”，成为继《〈红楼梦〉新证》之后另一部主张“丰润说”的力作。
　　至16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和辽阳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大力宣传“辽阳说”，否定“丰润说”。会上试播了一部宣传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电视片。会后，1997年第1辑《〈红楼梦〉学刊》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多篇肯定“辽阳说”反驳“丰润说”的文章。此后的《〈红楼梦〉学刊》各辑也时有同类型的文章发表。
　　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第一版《红楼梦》的修订版，冯其庸于日改定日所写旧版前言，“改定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卒年部分”，宣称：“周汝昌、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但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是不可信的。”
　　1997年6月辽海（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辽阳市委书记）主编《曹雪芹祖籍在辽阳》，四十四万字。
　　1997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冯其庸1978年版《曹雪芹家世新考》之增订版，五十六万字，是“辽阳说”的代表作，亦是洋洋大著。
　　1997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⑧著《曹雪芹祖籍铁岭考》，十三万五千字，周汝昌题诗并作序。此书具体考证曹家入辽后是首先在辽宁铁岭而非辽阳，因而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从宋朝到明朝时期祖先的历史，“辽阳说”关注的是从曹世选（从曹雪芹上溯五世之祖）明末到辽宁降后金（即后来的清朝）以后的历史，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冲突----只是争何者为曹雪芹祖籍学说的“正统”而已，真正与“辽阳说”形成直接对垒的是“铁岭说”。
　　1997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张书才《“丰润说”证论评议》及李广柏④等人的文章，此后各辑时有相关文章发表，从“辽阳说”的立场上对“丰润说”、“铁岭说”质疑。
　　1998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著《曹雪芹祖籍辨证》，是刘世德多年来所写坚持“辽阳说”论文的结集，四十万字。
　　1998年6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畅、冯保成主编《曹雪芹祖籍论辑》，周汝昌作序，是坚持“丰润说”的论文集，三十一万二千字。
　　2001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金鑫合著《曹雪芹家世新证》，周汝昌作序，继续论证“铁岭说”，三十八万四千字。
　　至18日在铁岭召开全国《红楼梦》文化研讨会，周汝昌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说：“铁岭出现了李奉佐、金鑫二位出色的学者，他们对曹雪芹关外祖籍的研考作出重大的贡献，考定是在铁岭城南四十里的腰堡。我之此来，是为了朝圣----朝拜这一胜地，并向李、金两位致以敬意。”（2001年第4期《红楼》）
　　2002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冯其庸《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重申“辽阳说”为唯一合理的结论。
　　2003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金鑫、李奉佐主编的《红学求是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年文集》，五十九万五千字，论文集分三集：上集是“曹雪芹与《红楼梦》”，中集是“曹雪芹关外真祖籍是铁岭”，下集是“《红楼梦》和伪续研究”，三集的主体内容都是周汝昌学术观点的衍伸。周汝昌为此书作序，序末有五言绝句四首，其第一首曰：“何以念雪芹，编书为求是。铁岭有祖居，世代犹能誌。”
　　2004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和杨立宪主编《曹雪芹祖籍在辽阳》之续集，三十六万字。
　　2003年1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周汝昌著《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共三十六万九千字。这是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的一部新著，当然也包括了祖籍问题。它在考证方面承接《〈红楼梦〉新证》，同时吸收了王畅、李奉佐等人的意见，而又提升到了“氏族文化”的理论高度。
　　《红楼家世》的书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与《红楼梦》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曹学与红学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实质，因此才能将曹雪芹家世称为“红楼家世”。作者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所谓红楼家世，即是雪芹家世。这是本书的大旨要义。这是因为，《红楼》一书，含有很浓郁的自传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与视野都在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文化“根源”----落足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中所强调的：“‘家世’一词的概念范围，实际上包含氏族文化这个中华文化上的一大特点……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我所以致力于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追寻雪芹身上的文化积累、造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会观的思想真源及客观因素。我并没有把这个课题狭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齿冷的‘地点之争’。”简言之，这个书名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自传说”到“文化论”之周氏红学研究历程的轨迹。
　　本书开首的《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及其后三篇《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和《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把《红楼家世》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全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都是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
　　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cultural code），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inter-textual）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争鸣，但《红楼家世》至少在两点上有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互合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
　　考证使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
　　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紧密联系，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也由简而繁，自浅入深。从1964年2月十三万字的《曹雪芹》（作家出版社出版），到1980年4月十八万七千字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二十四万字的《曹雪芹新传》（外文出版社出版），再到1999年10月三十二万九千字的《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东方出版社出版），一共四次写曹雪芹的传记。《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后来又略加修订，变为四十万八千字的《文采风流曹雪芹》于2004年3月由山西的书海出版社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则出版了赵华川绘图、周汝昌配文的《曹雪芹画传》，是一种普及读本。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材料是奇缺的，因此写曹雪芹的传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周策纵在为《曹雪芹小传》写的序言中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周汝昌居然一写再写三写四写，真可谓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曹雪芹的异代知音。
　　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红楼梦》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文采风流曹雪芹》的十二章正文再加《雪芹赋赞》、《绪篇》、《楔子》和《附录》，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红楼梦》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
　　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红楼梦》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
　　90年代，《北京大学学报》的主编龙协涛（1945年生）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红楼梦》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⑨的《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兼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1996年第3期《红楼》与1996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贾穗⑤的《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驳议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1996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李广柏的《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1999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⑩的《马二红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红楼续话》）和史直生（阎肃临）写了针对胥惠民的《为周汝昌先生一辩》（1997年第1期《红楼》）。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笔者写了一篇《〈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1997年第1期《山西大学学报》，收入《箫剑集》），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还“红学”以学》中的论点，指出：“《红楼梦》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红楼梦》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石头记》呢？”
　　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红楼访真》（即《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梦〉真貌》（即与周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真故事》。虽然都是旧著新刊，却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红楼梦〉新证》去掉了前面的“写在卷头”，改换成“第一章引论”，加强了文化理论的点豁，开门见山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这样的一部书，面貌体裁是中国的野史稗官，实质是中国的文化集成体现。”
　　这就十分明确地把《〈红楼梦〉新证》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比如像他以前的无数才子佳人之作与后来的《啼笑因缘》的作者等流辈等量齐观），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士高人、大师巨匠。”并将笔者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王畅）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红楼梦〉新证》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
　　以此为契机，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红楼》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1928年生）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⑾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
　　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
　　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
　　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
　　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1911年生）填了一阕《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祝贺……
　　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1997）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
王畅先生：
　　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
　　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
　　专此即颂研安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
　　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
　　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
　　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
　　　　　　　　　一
　　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
　　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
　　　　　　　　　二
　　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
　　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北京大学学报》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红楼梦〉新证》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红楼梦》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
　　　　　　　　　一
　　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
　　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
　　　　　　　　　二
　　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
　　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
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
　　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
　　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
　　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
　　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
“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
　　“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论争，都是“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痛苦激烈的内心冲突。从整个趋势来看，西学长而中学（国学）消乃是“历史潮流”。在20世纪向21世纪交替嬗递之际，则更呈现出新的形势和情境，即当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而开始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精神风貌？是否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这就牵涉到对过去一百年来西学长而中学消这一“历史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更遑论一般“民众”）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红楼梦》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
　　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岁华晴影》（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胭脂米传奇》（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脂雪轩笔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北斗京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和《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楼小讲》十七万四千字，《红楼夺目红》二十万字，都是以随笔体写的普及性文本，但这种普及工作却做得十分有特色。随笔式的文体没有“论文”的僵硬面孔，能让一般读者更容易阅读、入境。同时，这两本书表面上信马由缰，实际上内部存在着严密的学术体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更突出的是，书中内容并非全是已发表过观点的重复，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新发明。这一点在《红楼夺目红》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四春与八鬟”，讲到了贾家四春八个丫鬟的命名，比过去只注意四个丫鬟又进了一步，也就是对曹雪芹之文心更细致的体察，对《红楼梦》文本更深度的进入。此外如“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龟大何首乌”、“只有湘云是满红”等，都新意迭出，让人灵窍顿开。
　　万派归源，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呢？用《红楼梦》里的话语说，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轶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一类说法。
　　周汝昌的这些随笔式红学著作，让人联想起俞平伯的《读〈红楼梦〉随笔》。其实，最能体现俞平伯学术水平的不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而是《读〈红楼梦〉随笔》和《〈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显然，《红楼夺目红》比起《读〈红楼梦〉随笔》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这也彰显了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
　　当然写随笔，有时行文就不十分严密，这对于悟性不够而偏执于“形式逻辑”的读者来说，就会造成接受的障碍。比如《红楼夺目红》中对黛玉的批评和对湘云的赞美，对宝玉生日夜宴没有描写请史湘云前来而湘云却成了宴会的女主角等情节的解说，都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其实只要再加上几句话，如写史湘云“夜宿”怡红院只是通过芳官来象征，并不是真写史湘云与贾宝玉同床共枕；黛玉和湘云的异同，似也可从“两个湘妃”不同的性格特征对照之艺术角度来讲说，不一定要有褒贬口气。这样就可避免有的读者发生误解，疑问“赞霞何必贬潇湘”，甚至连王蒙⑿都要说“周汝昌先生爱上了史湘云”（日上海《新闻午报》发表《金庸王蒙话说〈红楼梦〉》）一类俏皮话了。
　　但《红楼小讲》和《红楼夺目红》的确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人间红学”之体现。这种势头的继续演变发展，则是周汝昌在新世纪被多次邀请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对大众作红学和古典诗词的学术演讲，接受各种媒体记者采访。特别是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10频道（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推出“新解《红楼梦》”系列节目，在全部十二讲中周汝昌一个人占了六讲，而且其“文采风流”的荧幕形象和演讲效果，当真如《红楼梦》中贾元春归省时命众姐妹作诗，林黛玉“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过黛玉虽有这种愿望，由于元春命一人只作一首而未能实现，周汝昌则水到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百家讲坛》节目编导孟庆吉在编创手记《我看红学大家》（央视国际日）中这样说：
　　最让我感动的主讲人是八十六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作为我国红学界考证派的主力、新中国研究红学的第一人，周老先生的渊博学识有目共睹……聆听周老演讲，会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在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的讲述中精细、传神地承传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这样说，这次系列节目如果缺少了周老，那一定会失色不少。
　　我对周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深刻敏锐的领悟能力和挥洒自如的演讲风采。在拍摄《周汝昌答疑〈红楼梦〉》节目的现场，每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周老都能不假思索，随口道来，而且回答是那样的准确、力透纸背。……难怪有人为老先生赋七律一首：“五十年来运多舛，不认红坛认杏坛。自云解味深解味，能聆玉言晓玉言。旧牍六通开先路，新证一卷领后员。障目盲听何足患，挥洒文心又一篇。”
　　周汝昌成了与丁肇中、蒙代尔、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等并列的《百家讲坛》播出前之镜头标志性人物之一，每天都在电视荧幕上亮相。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大家》栏目又为周汝昌制作专题访谈节目，在制作节目前，编辑周文福先生参阅了笔者刚刚脱稿的本传记电子文本。
　　与此相关，还有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红楼梦》演员的二十年再聚首（其巨幅背景题字即周汝昌书写），电视连续剧《曹雪芹》在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并引起争论（周汝昌又成了被红学界批评的对象）……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实际上都促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红楼梦》热，当然也就提高了周汝昌的知名度，强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影响。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了“让古典走向流行”的一个标志，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持续不衰的全社会关注《红楼梦》研究的热潮。
　　在全社会“红潮澎湃”的背景下，原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库中之清代孙温绘画的二十四册二百三十幅全本《红楼梦》绢本图册也被重新发现。图册有一幅画上注明作者孙温是河北浭阳（丰润）人，据考证大约生于嘉庆年间。博物馆馆长刘广堂积极筹划活动，于2004年秋季先后在旅顺博物馆和北京中国博物馆公开展出，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了画册。
　　出版的画册上请周汝昌在每一幅画上都题了一首诗，前八十回是七绝，后四十回是五绝，一共题了二百三十八首诗。当然周汝昌的年龄和目力都已经不允许每首都用毛笔书写了，只能全部以印刷体付印。周汝昌在“后记”中写了对画册的八点意见，与早已流行的清代改琦的人物绣像等作比较，认为以前的流行本多为“单色钩线法”，而孙温的画册却是“着色彩绘绢本大幅”、“其工细数倍于一般常见的上品红楼画”，“令人赏玩不置，堪称珍品”。其第三点意见更云：“从画坊题名看，以‘绘素’为水平最高（用《论语》‘绘事后素’一典），而其创业者为曹铨。丰润曹氏为四大家之一，雪芹上世即从丰润祖籍迁往关外铁岭者。今按孙温号沁香者，显即沁芳之变词。又白云山馆者，应在丰润白云岭，即曹氏上世酿酒作坊所在。蛛丝马迹，表明孙温与曹氏有密切关系，或为至亲，或属世谊。值得深入考查。”在后记的结末更题一诗曰：
　　名斋绘素溯曹门，工细堪惊气度尊。
　　定有荃公监画脉，试寻家法证孙温。
　　不过，新世纪最能体现周汝昌红学贡献的学术成果，则是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及其普及本《周汝昌精校〈红楼梦〉》（海燕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石头记〉会真》的署名顺序是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这是长达半个世纪历经坎坷曲折两代人通力合作最终完成的一部校订《石头记》的大型文本。周汝昌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中说：“在笔者看来，第一是重新校订出一部更好的《红楼梦》版本，质量应胜于迄今已有的各种校订本。第二是多作些解读、阐释的功夫，即在可靠的、比较接近雪芹原文真笔的文本基础上，对其内容的各方面不易领会的文采、语味、情势、习尚、礼数、伦理关系、道德标准、时代标志、历史背景……多作些解说和评议。这种实际贡献，大大有助于广大读者阅读时的理解与欣赏……”《〈石头记〉会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些比较好的流行标点本，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还缺少尽善尽美的文本。应该说，《〈石头记〉会真》与《周汝昌精校〈红楼梦〉》基本上使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当然，可以想见，在个别字句上仍然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已经无伤大雅了。
　　周祜昌的一个孙女周颖⒀给笔者传来一篇《红楼大会校本〈石头记会真〉之诞生记》的长文，其开首云：
　　历经五十六载寒暑，倾注了周祜昌、周汝昌兄弟一生心血的红楼大会校本《〈石头记〉会真》终于付梓出版了。为了理想而执着，为了理想而痴迷不悔，穷其一生从未放弃的周氏兄弟总算对自己有了个交代，总算对曹雪芹有了个交代，总算对五十六年前自己立下的宏愿誓言有了个交代。已然八十六岁高龄的周汝昌老先生亦足以用这一套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告慰地下的兄长。
　　早在2002年周汝昌接到《会真》首、二两卷样书时，就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携手从事，誓志唯坚。风雨如晦，至辛至艰。今日见书，五十四年。亦喜复悲，展卷泫然。兄当含笑，英灵在天。数语敬告，难到坟前。”
　　五十六载岁月悠悠，足以改变世间的一切，足以残忍地将一切之美好从你身边带走，甚至包括生命，唯有你心中坚定的信念，为理想而执著无悔的信念动摇不得，抹杀不得。任岁月流转，信念是心中的火种，只会越燃越旺。正是愈燃愈炽的火焰，燃烧了两个青年，历尽万难，犹百折不回，终其一生，无怨无悔。
　　文中有完成《〈石头记〉会真》各个阶段的遭遇记述，下面择要摘录，亦可管窥蠡测矣：
　　1955年祜昌进京探望病后初愈的汝昌，祜昌言“旧著中史料一章乃一书主干，断不可忽，宜加整顿，为后日增订之基因”，于是兄弟二人“议定拆书（指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引者）两部，剪贴编排，多留余空，以备落笔”（引自周汝昌1977年一段笔记）。于是祜昌承担了此繁复之工程，即时动手。当时周汝昌住北京东直门南小街，巷东口以南有一“天立轩”小茶馆，“祜携剪、糊、纸张日坐其间以为之，余则偶就视小谈或携稚子建儿以往，儿遂归家语人曰到四伯家里也”。有小诗曰：“剪贴规模史事尊，小街西侧定巢痕。儿言都在伯家坐，故址谁谙天立轩。”
　　然而，初战告捷的喜悦尚未来得及品味，即被迅速袭来的历史洪流淹没了。“四旧”缴公，整批资料悉数上交，接连数次抄家，书籍手稿，巨册零笺，片纸无存。这个打击无疑是沉重的。“我们二人都曾被关进‘牛棚’，形势异常严峻。可是我们依然满怀信心，一旦恢复工作条件，还是要继续誓为真《红楼》奋斗下去。”兄弟二人“誓为真《红楼》奋斗”的信念不移，便没有任何困难能将他们吓倒。资料悉数散佚，“所有运用之版本、搜辑之异文、校勘之记录悉付云烟”，在艰苦异常的工作条件下，从头再来，纵有万难，亦不能阻止两颗火热燃烧的心。不幸之中又何其大幸，留置京中的剪贴本的一小部分未遭损毁，得以保存下来。祜昌在残存的基础上，迈步从头越。
　　1986年大会校本完成抄定稿，亦确定书名为《〈石头记〉会真》。每九回为一卷，八十回分为九卷。以甲戌、在苏、杨藏为正宗，参以众本，审辨取舍，以为初稿。后脂批朱笔附之，按语附之。诸本简称甲、蒙、戚、己、庚、杨、苏、舒、郑、觉、程；批语按位置分类，行侧批简称“侧”，眉批称“眉”，双行夹注批用“双”，回前批用“回前”，回后批用“回后”。脂批集大成，各就其位楔入正文，批语异文不作校勘，保持原状，以资考稽。每回书后又附著录本子存缺表和脂砚斋批语分布表。
　　1987年此书初稿写讫，“时槐花初放，凌霄五尺高”。又是一年槐花香，四十载花落又花开，见证了四十年间常人难以体尝的“为芹辛苦”，见证了四十年常人更难以理解的“痴心真意”。……为节省纸张花销，悉数搜罗各色纸张，正面印有表格、图案者，皆用背面；所有纸张皆祜昌一手裁制，一手线缝装订，此一项便费时费力。况手录几百簿书稿，过千万字。一村叟弱躯，一力完成。何谓痴？一生无欲无求，只为一个信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周汝昌于1989年重回故里，与兄长再次合作，“逐字细研，敲定，重作了异文，大取舍，发现了许多重要特色”。由于汝昌耳目早坏，兄弟之间的校字定稿，只能取奇特的“口耳校”，祜昌手拿书稿，冲着汝昌的耳边大声喊话，拂手在耳的汝昌好不容易听明白后阐发己见，几番喊话后祜昌记下两人商定的结果。多年来，兄弟之间的合作就是以这种奇特的“口耳—读听”方式艰难地进行着。四十余年的痴心真意，为芹辛苦，再苦又何惧？
　　沽中合作二十日后，祜昌又随汝昌入京，二人一处两月余。逐字逐句敲定第九回，祜昌回津。不足两月，祜昌突发病症，住院八十余日。病后初愈，继续核校重录书稿。其间又一次住院休养，不多日出院后，仍笔耕不辍，伏案抄写，重新装订。由于祜昌病恙在身，体力渐微，所以进度渐缓，但一丝不苟，从不敢懈怠。至1991年2月底，七十八回抄竣。此年6月祜昌再一次入京，与汝昌继续又一轮的定稿工作。两个月成绩斐然，最后由周汝昌从众多异文中选定某本的最佳文字，写出按语并说明选择取舍的学术理由，初定稿至二十七回，第三卷完成。祜昌回沽后，继续核校及各项补遗完善工作。
　　在校红治红的几十年中，兄弟二人想尽办法，一直苦苦找寻愿意接收此书稿的出版社。尝试的许多办法，付出太多努力尽付流水。……八十年代的后期，缘于张之先生的热情介绍和促成，联系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刘建生先生，刘先生很是热心书稿，经过协谈最终敲定河南人民出版社接收书稿，出版《〈石头记〉会真》。几经周折之后，《会真》终于有了归宿。
　　日，河南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咸水沽了解此书的格式和汇校情况，以便考虑如何做好繁体字、竖排版等问题。看到四十余年的辛劳没有白费，年近八十岁的祜老像孩童般的欢喜，满心期待着最后定稿的完成与付梓出版。然而天不遂人愿，祜老的健康每下愈况（引者按：成语“每下愈况”出《庄子·知北游》，后讹作“每况愈下”），已无力进京与五弟合作了。无奈之下将二十七回以后的书稿送至北京，由汝昌和助手（小女儿）伦苓继续下面的定稿工作。1992年周汝昌和出版社签订了《〈石头记〉会真》的出版合同。然而，最让人遗憾的是，祜老未及等到定稿完成就离开了。日（旧历）周祜昌先生因病辞世了，他于日（旧历）来到这个世界，毕生主要精力贡献于为恢复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而奋斗的事业，终于带着对雪芹的无限眷恋和无语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一生的执著，无悔的痴意，却未能见到《会真》出版，不能不说是祜老此生最大的憾事，最无可奈何之事。
　　周贵麟又寻出周汝昌赠周祜昌的一首诗，“乃1986年春暮要写‘蒙府本《石头记》’之序，特函邀祜老来助（因赴美之杂事皆要办理），此次兄弟来聚，匆匆不忍别，故‘清晨’句是相聚而看天气，怕下雨也，‘群’即聚义”（周汝昌2005年3月致周贵麟信）：
　　京华喜聚易兼旬，笔墨欢联又惜分。
　　午夜商红那忍睡，清晨虑雨尚疑群。
　　功高劳苦来襄我，任重艰难总赖君。
　　忘倦不疲缘底事？野家长是献青芹。
周贵麟于日又抄来周汝昌一首诗，乃“1995年春季，我给叔父去信叙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为先父上坟情景。叔父复函中有怀念亡兄祜昌先生诗作一首”：
　　已隔幽明思对语，梦中言笑若平生。
　　读罢阿咸书一纸，几回忍泪莫纵横。
　　（阿咸是称侄儿的典故）
　　《〈石头记〉会真》书稿后来又在出版社耽延了十余年时日，一是出版经费问题，二是文稿特殊，难觅能承担任务之合格的编辑、校对的问题。书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转至海燕出版社，在出版社苦苦寻找了五年后，河北邯郸的侯廷臻⒁先生不畏艰巨，作为特约审校担此大任。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侯先生耗费了五年心血完成了书稿的全部审核校勘工作。2000年河南安阳的张焕斌先生，作为特约编辑，为书稿的付梓出版同样付出了非比寻常的辛苦努力。周汝昌在《会真》的“后记”中说：“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全由责编刘建生、特约审校侯廷臻、特约编辑张焕斌三位先生的逾乎寻常的热情与毅力，克服了万难，历时长达十数年之久，方得梓成。张之先生则起了重要的介绍与促成的作用。在此仅一声谢字，何能表我深衷之万一！”
　　由于书稿的特殊性，前人从未有过这样的大会校写定本，这付梓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也异常艰难和复杂。校者、编者不停地与作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作者应校者、编者的要求，有些地方需要再一次复查、补遗、修缮，在款式格式等诸多细节上反复讨论修改，这主要靠周伦苓投入精力，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周汝昌以八十高龄，耳目俱损，在逐字定稿后，又认真敲定了全部按语。这些按语承载着中华文化诗文、书法、绘画、民风民俗等历史文化信息，是《〈石头记〉会真》的一大重要特色。依照出版社的意见，周汝昌又撰写了第十卷，收入胡适与周汝昌的所有通信、探佚论文、原以单行本出版过的《〈石头记〉鉴真》（周祜昌、周汝昌合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红楼真本》（周祜昌、周汝昌合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以及《〈红楼梦〉的真故事》增补本、评论北京师范大学新发现《石头记》抄本论文等等内容。
　　《〈石头记〉会真》首创了逢异即断、具录对照法，即凡碰到字句在不同版本有异文，就断开句录出异文，再另起一行接续断句，这无论从编辑体例、表达方式甚至格式上都区别于以往任何版本。而为什么叫“会真”而不叫“汇真”呢？周汝昌说：“会者，聚集义，领悟义；真者，雪芹原著文笔真面貌、真风格、真意旨、真精神。”也就是说，《〈石头记〉会真》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版本的异文罗列在一起就算完事，而要在需要时作出分析判断，说明错讹演变的可能原因，何者可能是曹雪芹原笔真貌。这当然不仅仅是校勘，而包含思考和领悟，这又涉及“文、史、哲”和“考据、义理、辞章”的“三才会通”了。
　　在《〈石头记〉会真》的出版过程中，周汝昌与侯廷臻等编、校人员也有许多通信。侯先生给笔者寄来几份周先生的信件复印本，今引录“甲申（即2004年----引者）一月初三”所写一封的某些段落：
　　接信时张焕斌先生刚走----他为“简本”的一些细节特来协商，大局已定。《会真》命苦，没想到遇上了你们两位仁人君子，思之欣幸！
　　“萃文”之义，曾有人解为“苏州书商”，全不可能！我意“萃文”即木活字“异称”，因乾隆时称之为“集锦”，随后称“聚珍”，可证皆喻活字“拼凑”意也。宫内只“武英殿修书处”有木活字刷印所，却设在西华门外----与东华门的文华殿无涉，亦后人易闹不清之事。你说卡氏（指旧俄卡缅斯基，他于年间来中国，曾购买萃文书屋本《红楼梦》回俄国----引者）所购为甲或乙（指程甲本或程乙本----引者），皆有可能，甚是。
　　我与你五年多未见了，老了一大块！目坏濒盲，对面不识人，双层放大镜看不见了！苦甚苦甚。写的字已难认。头脑还行。每日弄笔。乱七八糟，杂事应酬忙不可堪，虽如此，“随笔红学”又积了很多，只顾不上编----印了也会有“市场”。
　　下面是周汝昌赠侯廷臻的三首诗：
　　诗赠廷臻先生（2002年10月）
　　相逢同世作痴人，一片丹诚助会真。
　　岂是邯郸寻梦枕？翻经截伪忆禅因。
自注：唐太宗命玄奘译佛经“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玄奘助者道内法师乃姓侯氏也。
　　《会真》十卷已装成不禁百感交集（甲申四月）
　　会真十帙报装成，校字辛劳百感生。
　　多谢故人分鼎力，千秋事业义非轻。
　　诗赠侯廷臻（日）
　　邯郸推枕即南柯，石头记梦岂同科。
　　多情著书百八卷，潇洒浩荡流江河。
　　小人诡计施删篡，毁貂续狗十丈魔。
　　明眼识鬼人反怪，颠倒黑白悲慨多。
　　奋起为芹雪污秽，奇冤沉海当云何？
　　五十余年孤愤在，晚得侯君同挽戈。
　　倾盖之缘乃不渝，力助成功功不磨。
　　德功言者皆已立，曾废寝食形如疴。
　　辨析毫芒匡疏失，细绎文意悟变讹。
　　几易寒暑犹矻矻，大业行看春气和。
　　书来索我题诗句，衰残尚可事吟哦。
　　何以报君乏俊语，故发俚词歌长歌。
　　文虽不美意则重，系之雁足度云罗。
　　维时大雪妆大地，神州禹甸敷琼珂。
　　遥贺新年康且乐，更教椽笔墨生波。
　　书成举觞为芹寿，喜泪喜酒齐滂沱。
右七言赠侯廷臻，信笔为句。岂敢与退之长歌比美？聊以纪事云尔。
　　从《〈红楼梦〉新证》到《〈石头记〉会真》，可以说是周汝昌一生治红学的两个最具有标识性的“里程碑”，二者都是“集大成”式的著作。作者与版本这种基础和背景问题搞得越清楚，进入“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才能够越本真越深入，红学因此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石头记〉会真》一出版，就受到热爱《红楼梦》的广大“红迷”关切瞩目。十卷本规模巨大浩繁，售价不菲，由于责编刘建生调任中宣部，无人张罗，并没有搞什么“首发式”一类造势活动，但互联网上的红迷已经闻风而动，自动传播消息，因而销售顺利畅快，出版社很快就存货不多。郑州的一个红迷书商就承包了上百套，包括笔者在内都是从这位青年红迷处优惠邮购。台湾的一个红迷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称赞郑庆山校订的《脂本汇校〈石头记〉》，笔者告知《会真》问世，他立刻联系北京的朋友，给台北进了七套。
　　一位新锐红学研究者宋广波⒂发表《〈红楼梦〉版本校勘学史上的力作》（日《人民政协报》），其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石头记〉会真》是一部体现时代水平的书。”并具体评价说：“‘汇’简而死，‘会’富而活，是文化精神上交感‘相视莫逆’的精神层次的事情。校勘《石头记》，最重要的不在于‘汇’而是‘会’达到功力识解。应该说，此种立意、此种做法，是最能凸显校书人识见的。”对于《会真》“逢异即断”等独特校勘体例，文中则评价说：“此种方法，实为《红楼梦》校勘史上的创举。”
　　乔福锦⒃则写了一篇很长的《“尼山事业”争千秋----周汝昌先生〈石头记会真〉出版感言》（2005年第3期《红楼》），对《〈石头记〉会真》出版的意义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源流上予以梳理评价，说：“历史终将证明，周汝昌先生和其家兄费五十六年心血校订而成的《〈石头记〉会真》，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文献大典，必将与‘尼山事业’同存而惠及千秋。”
　　周汝昌在《〈石头记〉会真》完成后曾赋诗言志：
　　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几番浩劫邪欺正，百世沉冤绿转黄。
　　大化无忧文照耀，微诚有幸力惭惶。
　　最怜棠棣情难尽，故里春晖断雁行。
笔者于日奉和一首，以表示祝贺：
　　正本清源痴梦偿，为芹风雨淬星光。
　　开山新证春蕉绿，拄地会真秋菊黄。
　　竹石大观宵渡鹤，笙箫小部昼鸣凰。
　　朱楼夺目浑金玉，巨卷神传移太行。
自注：1、星光亦心光也。2、新证：《〈红楼梦〉新证》；会真：《〈石头记〉会真》。3、渡鹤：史湘云佳句“寒塘渡鹤影”。4、小部：戏班也。鸣凰：大观园潇湘馆匾额“有凤来仪”。5、神传：一义为动词，即风传意；另一义谓周汝昌云《红楼梦》第一首诗中“倩谁记去作奇传”或应是“倩谁寄去作神传”。
　　与《〈石头记〉会真》的出版相映衬，周汝昌的故里天津市津南区，在当地政府和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于2004年创建了“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位于咸水沽镇风景如画的普明里公园。馆内的展室分别从周汝昌的著作取意命名：脂雪轩笔语、兰亭遗脉香、红楼夺目红、诗词一寸心、文采风流曹雪芹，室内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手迹、书稿和图片资料，并铸有周汝昌的立身铜像（此前周汝昌原母校现天津实验中学已为周汝昌立坐式塑像）。9月21日，周汝昌在五个子女的陪同下，出席了开馆仪式，及身而见如此光荣，也足慰平生了。
　　而在此之前几日，“2004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于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活动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周汝昌和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白先勇、杜维明、梅葆玖等一共七十二位科学文化艺术各界名流参加。8月24日下午，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石在新闻发布会上先发布新闻，并介绍：世界在改变，中国在改变，面对全球化趋势，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主张。宣言的要点是：
　　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
　　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
　　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激励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在多元化自由表达的当代社会文化氛围下，对这个甲申文化宣言，当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发表，肯定赞扬的，否定批评的……不一而足。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个宣言宣称的宗旨无疑传达了他内心深处的声音。那些中华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王羲之的《兰亭序》，刘勰的《文心雕龙》，唐宋诗词，昆曲戏剧，园林建筑，特别是曹雪芹和他创作的《红楼梦》，都是足以傲视全球其他文化的美轮美奂的伟大文化成就，可以让人永不厌倦地休于斯，赏于斯，乐于斯，歌哭于斯的。
①蔡义江，1934年生，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②欧阳健，1941年生，《明清小说研究》原主编之一。
③杨向奎，1910年生，2000年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④李广柏，1938年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⑤贾穗，1951年生，1998年卒，供职于苏州市文化局。
⑥张国光，约生于1934年，湖北大学教授。
⑦王畅，1939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⑧李奉佐，1941年生，辽宁省铁岭市博物馆馆长。
⑨胥惠民，1940年生，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⑩杨乃济，1934年生，高级建筑师，北京大观园策划设计人。
⑾朱一玄，1912年生，南开大学教授。
⑿王蒙，1934年生，作家，亦有红学研究著作数种。
⒀周颖，1979年生，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乃周祜昌长子之长女。
⒁侯廷臻，1942年生，原供职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党史办。
⒂宋广波，1970年生，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⒃乔福锦，1956年生，河北邢台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