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学生就业支招：求职，从大一开始
给大学生就业支招：求职，从大一开始
给生支招：，从大一开始
第1节：序言：求职路上，无心看风景(1)
　　序言：求职路上，无心看风景
　　几年前，我把以后的所见所想、所得所失整理成了《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说白了就是想在我摔倒以后爬起来，为后来者竖块牌子注明“此处危险”，不要让后来者重蹈我的覆辙。我以为这本书付梓以后便可以放心地继续赶我的路，可是，我错了。这不是一个心愿的终结，而是一件事情的开始。
　　这件事情可以表述为一次漫长的赎罪。
　　这几年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很多个悲剧的身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缩影。在河北石家庄，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因为求职不顺而跳水自杀，留下了写着“现实总是那么残酷”的几本日记和孤老无依的老母亲；在北京，一个失业接近半年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无能为力时，在车站抢劫4元现金和一瓶水；在浙江丽水，一名22岁的失业大学生没钱吃饭，饥饿难耐，抢夺了路边一位女子的拎包，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想对大学生们大声疾呼：你们不能失业，因为社会不能失去你们！同时，我也总会想起一个美国的案例来――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准备食物，在超市里偷窃面包。法官判决如下：她有罪。同样，令一个母亲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偷窃来养活孩子的社会也有罪，我们在座的诸位都有罪。判罚每人一美元，给那个偷窃的母亲。
　　我不是法官，无权判罚任何人拿一元钱给那些因为走投无路而犯罪的大学生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我一己之力为这个有罪的社会赎罪。于是，我习惯了凌晨三点还在回复读者的邮件，心想着我少睡几分钟，或许就能让一个学弟或者学妹少走一段很长的弯路；于是，我接受了一所又一所高校的讲座邀请，一次次放下繁忙的去与大学生交流，讲座结束以后被学生们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恨不得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恨不得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于是，有了这本书：《求职，从大一开始》。
　　这是一个无法让我满意的书名。让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把此后的四年定位于求职，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心痛的无奈，对这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可耻的悲哀。每当有人问我读大学究竟为什么，我知道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可是，我说不出口。如果读大学只是为了一份工作，那么，大学和技能培训所还有什么区别呢？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更是列举了几个特别重要的大学教育目标：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可是，当一个大学生在毕业以后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我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跟他说什么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公民意识？
第2节：序言：求职路上，无心看风景(2)
　　这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书名。之所以说是冒险，是因为大一的新生可能根本就不想看有“求职”二字的书，似乎求职还在遥远的将来，大四的毕业生又不屑于翻开有“大一”二字的书，似乎大一已经过去很久了。于是，这本写给所有大学生的书到头来在任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那里都不受欢迎，尽管它把从大一的规划到大四的求职战略与战术都尽可能地覆盖了。然而，我依然坚持这样的冒险，因为谈职业生涯规划，谈求职的核心竞争力，与大一、大二的学生谈显然比与大四的毕业生谈更有意义。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渴掘井，毋宁未雨绸缪。与其等到毕业的时候羡慕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与其在求职的时候临时抱佛脚，用一些投机取巧的雕虫小技来掩盖内在实力的苍白，还不如从大一就开始好好规划未来。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做穿针放血的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陆续有过很多出版社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求职技巧的书，专门谈如何做、时如何着装之类的细节问题，我都一一拒绝了。他们都希望我去做扁鹊，而我却选择了做扁鹊的长兄。因为，作为一名企业主，我清楚地知道我在的时候到底是基于什么来决定对求职者的取舍。很多大学生天真地以为就算腹内草莽、不学无术，只要把简历做得漂亮一点，西装穿得笔挺一点，死记硬背几个面试题的标准答案，就可以讨得面试官的欢心了。这种想法实在是侮辱了用人单位的智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面试官只要跟求职者交谈片刻，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个毕业生在四年当中究竟是在读大学还是玩大学。也就是说，决定面试结果的并不是面试的那几分钟，而是整个大学四年。
　　用兵虽是一时，养兵却需千日。从大学入校的第一天开始，莘莘学子就已经走上了求职的征途。朱光潜写给青年的第十二封信是《慢慢走，欣赏啊！》。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两边的风景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可是，求职之路并不在阿尔卑斯山。如果说求职是一场战争，冲锋的号角在大一就已吹响。对于那些听到了号角声的大学生来说，求职路上，无心看风景。
第3节：序言：求职路上，无心看风景(3)
　　我在这本书中所要说的却远远不只是劝大学生抓紧赶路，别迷恋身边的风景，别把大学四年都用来在酒桌上觥筹交错，在网吧里流连忘返，在草坪上花前月下。比止步不前更可怕的是南辕北辙。如果大学四年都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放弃了美好的爱情，却没有把劲使对地方，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没有形成有效的核心竞争力，忙忙碌碌几年，碌碌无为收场，那又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当一个人选择周扒皮做老板，不管他多么努力地工作，恐怕也赚不到几个钱；当一个人选择西门庆做老公，不管她多么努力地相夫教子，也无法保证没有第三者插足。同样的，当一个大学生选择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整天都把精力用来参加一些没用的协会、看一些没用的书，不管他大学四年多么刻苦，毕业时到了市场上照样没有竞争力可言。所以，选择应该是努力的前提，而不是盲目地努力之后再考虑如何选择。“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没有做好职业规划，没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又谈何求职与就业？
　　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些问题看上去跟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在这本书中谈论求职的时候却无法绕过。比如说考研，很多人觉得考研与求职是两个并列的话题，事实上考研不过是求职的一部分。什么人应该考研，什么人不应该考研，考研的话又应该报考什么专业，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求职。所以，希望看过《读大学，究竟读什么》的读者能够原谅我在这本书中一些必要的重复。
　　有很多读者一直在期待着我的新书，等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们却早已毕业离校了。我必须为这本书的迟到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歉意。至于迟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能够从工作中抽出来写书的时间实在太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的固执。这几年来，先后有过不少出版商与我联系，提出为我出版新书，由他们组织人员编写，署我的名。尽管他们说这是图书行业公开的秘密，而且允诺给我不少的经济利益，我都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必须对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因为我必须对我的每一个读者负责。萨特说：“我习惯于一个人写作、一个人读书，至今仍然认为真正的智力劳动必须单独进行。真正的劳动、同时涉及写作与哲学性反省的劳动，是不能由两三个人一起干的。”雅斯贝尔斯甚至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能成为哲学家。”我所做的事情远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将他们的固执当成我自己的固执。
　　最后，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姚梅老师在我撰稿的这几年中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宽容与支持。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博客（.cn/qinbiaoxi），如果有什么疑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我交流。如果希望得到更系统、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也可以凭购买正版书获赠的充值卡加入我们的“去木取贝计划”（）。通过这个计划，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凭借我们在各行各业中积累的经验为后来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用梁启超的话来说，那就是“未能成佛，便先度人”。
　　温家宝总理说：“无论是农民工就业，还是大学生就业，以及城镇零就业家庭就业，都时刻摆在我心里。因为我认为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好了，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这本书开始一场关于生计与尊严的对话。
第4节：细节岂能决定成败(1)
　　细节岂能决定成败
　　曾几何时，《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等企业管理方面的图书大红大紫。我身边的不少企业管理者曾将这些书人手一册派发给员工，此后就经常用“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话来教导、训斥他们。然而，这些管理者却不曾翻看过那些书，他们需要的只是这么一个书名，用“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话作为训斥员工、奴化管理的借口。
　　其实，任何有过真正企业管理、项目决策经验的人都不难明白“细节决定成败”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如果企业的管理者犯了决策上的错误，要求员工去实施一个压根儿就没有可行性的项目，不管员工多么注重细节，这个项目也不可能成功。就好比一个人要从武汉去北京，可他沿着京广线往南走，不管他迈出去的每一步是多么优雅多么注重细节，最终也是到不了北京的――除非他飘洋过海绕着地球走了一圈。
　　财务上一个小数点的偏差，或者是招待客户时一个细微的失误，都有可能让一家企业濒临绝境，可是，所有这些案例都不过是证明细节能够决定失败，无法证明细节决定成功。注重细节对于成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可并不是决定性的。要想取得成功，首要的是注重战略、找对发展方向。只有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前提下，细节才有意义。管理企业如此，规划人生亦如此。让韦小宝去走郭靖的路，或者让郭靖去走韦小宝的路，任凭他们如何注重细节，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样的，如果一个大学生不能准确地找出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不能战略性地把握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不管他端坐在图书馆自习是多么投入，不管他参加社团活动是多么积极，到头来很可能是南辕北辙的无用功。
　　为了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管理层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到现在为止我一共看到了五招：第一招是要求中央直属企业多招大学毕业生；第二招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去；第三招是鼓励大学生去西部边远地区就业，去农村基层就业；第四招是不断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延缓大学生的就业时间；第五招是鼓励大学生，以至于在淘宝网开一个店都可能被视为创业而统计到大学生就业率里。
　　只要对比一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我们就不会对政府的这些措施抱有过高的期望。去当兵的大学生终究要退伍的，去农村的大学生终究要返城的，读研究生的大学生终究也要毕业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经济产业结构，无法增加社会对大学生的实质性需求，也不能让大学生在职业规划的基础上提升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研究生扩招看似为更多大学生提供了深造充电的机会，其实是对年轻人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在“放羊式”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让一个大学毕业生拿一生中最宝贵的几年用来读研究生，而他那位同时带了几十个博士、硕士弟子的导师恐怕到他毕业的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如果这不是误人子弟，那什么才算是误人子弟呢？
第5节：细节岂能决定成败(2)
　　既然政府的措施无法奏效，大学生们针对就业难的原因对症下药地展开一场救亡运动就显得势在必行。然而，面对人才市场上日益加剧的供求矛盾，大学生既无力减少高校的供应，更无法增加用人单位的需求。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教育政策的改善，又或者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偏见的消除，对于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大学生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进而在此基础上塑造核心竞争力。“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对于一个具备了充分的内在价值、有足够能力去胜任所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无论是产业结构和教育政策的缺陷，还是部分用人单位对应届毕业生的偏见，都无法阻止他脱颖而出。
　　材成才，才生财。每个大学生都是可塑之“材”，但必须通过大学期间的“塑”方能成为用人单位眼中具备使用价值的人“才”，方能在毕业后利用自己的“才”能、“才”华为社会、为企业、为家人创造“财”富。“去木取贝”，这是每个大学生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玉不琢，不成器；如果拿着一块玉璞却不知道要刻成什么模样，一会儿试图雕成龙，一会儿又试图琢成凤，最终也没法成器的。把玉琢成什么样的器，把可塑之材塑成什么类型的才，这就是职业生涯规划。
　　有些大学生平时懵懵懂懂过日子，毕业求职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买了一摞求职技巧、面试宝典之类的书回来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实在是很傻很天真。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求职技巧无关。求职技巧固然重要，但是，细节不能决定成败。一个玉匠如果在琢玉的时候没有想好要做成什么样子，就算雕琢技法娴熟至极也是徒劳的；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没有像样的核心竞争力，就算把书上所有的求职技巧都烂熟于胸也逃脱不了吃闭门羹的下场。
　　近年来，“职业生涯规划”日益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有关于此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我并不是什么教授、学者，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不过是一名在企业界摸爬滚打了几年的过来人。所以，我大可不必“猪八戒戴眼镜”，邯郸学步地将自己打扮成理论专家，喋喋不休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定义、原则、特点、历史渊源和阶级本质。在我看来，传说中的职业生涯规划远没有那么高深莫测。
　　人生是不是可以设计？职业生涯是不是可以像计算机编程一样预先规划？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没有规划的人生终将一事无成，所以应该尽早做好全面而细致的职业规划；还有些人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人生往往会因为一些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因素而发生重大的转折，所以人生是没法设计的。当我在一些高校做讲座谈到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就陆续有过多名大学生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第6节：细节岂能决定成败(3)
　　诚然，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无法设计的。无论是汶川地震那样的天灾还是9?11那样的人祸，都彻底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而这样的情形起初又有谁能预料呢？一个梦想成为诗人的才子可能因为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而做起了海鲜生意，一个死心塌地要在上海定居的人可能为了某个一见钟情的女子而义无反顾地去了新疆。鲁迅曾经想做个悬壶济世的医生，为此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职业规划十分明确，可是，一部电影中的几个镜头却让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此弃医从文。我大学期间的奋斗目标一直是考上北大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做一名国际贸易领域的律师，可是，这一理想在毕业后不久便放弃了。
　　职业规划其实就是从多个发展方向中选择一个走下去，而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我们无法用实证的方法去论证究竟哪个方向更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可能沿着一条路走完以后再回到起点去走另外一条路。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写道：“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这似乎进一步论证了“人生无法设计”这一命题，因为我们就算沿着规划好的职业生涯发展下去，也没法用直观的、实证的方法论证这种规划究竟是不是最好的。
　　然而，因为生命充满偶然性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因为生命不能重复而抹煞了选择的价值，实在是对人生极大的不负责任。未来确实有很多不可知的事情，但有很多是可以确定的。大学生要修满学分才能顺利毕业，毕业后必须走上某个特定的工作岗位，明年的司法考试还将如期接受报名，导游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进入旅游业的重要筹码……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预期的，就好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冬去春来、月落日出。既然有这么多可以预期、可以把握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基于这样一种预期而设计自己的将来呢？人生固然无常，可如果我们把握好了那些可以把握的，不就足够了吗？
　　米兰?昆德拉在感叹生命无法重复的时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小说中主人公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哲学的思辨；可如果这种人生观从小说进入了现实，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吃完一顿饭以后没法回到吃饭前饥肠辘辘的时候去选择继续挨饿，那是不是吃饭毫无必要？我们读完大学以后没法回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去选择不读大学，那是不是读大学没有意义？
第7节：细节岂能决定成败(4)
　　假设有个人来到某个路口，有一条路通往公园，有一条路通往百货商场，他可以沿着第一条路去公园里散步，也可以沿着第二条路去商场里购物。他可以了解每条路究竟去什么地方，然后挑一个自己更想去的地方走过去；也可以不关心每条路到底通往什么地方，随便挑一条路走下去；当然，他还可以不做选择，一直站在路口，哪里都不去了。在第一种情形下，他的选择其实存在两个方面的风险：第一，在去目的地的路上遇到交通管制之类的客观原因而去不成了；第二，在去目的地的途中，或者是到了目的地以后，主观意志发生了改变，更想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不管选择走哪条路，第一个风险都是存在的，我们如果为了一个不想去的地方而冒险，何不为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而冒险呢？至于第二个风险，其实是一种概率。继续喜欢原本喜欢的东西，其概率显然高于喜欢一个原本不那么喜欢的东西。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又何必因为一个较小的风险而选择一个较大的风险呢？
　　可惜的是，有很多大学生就因为这两个方面的风险而宁愿做后面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不去考虑毕业以后究竟想做什么，也不关心自己所走的路究竟能通往何处，大学四年忙忙碌碌，到头来却碌碌无为；要么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用睡懒觉、玩网游的方式度过大学四年。
　　金末学者王若虚谈论文法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我觉得将这八个字作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原则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一方面，职业生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无数的变数，职业规划自然也就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所以“定体则无”，大学生没必要将职业规划做得过于深入、细致。事实上，让一个大学生完全想好毕业以后去哪座城市、哪个行业、哪类企业从事哪个具体的职位，这也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应该“大体须有”，对职业生涯做一个大概的、轮廓性的规划，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找出一个大的方向来，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社会实践都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展开。
第8节：未必经济的仕途经济
　　未必经济的仕途经济
如果说当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最大的代价莫过于用一个稳定的饭碗换取了一生中的无限可能。当一个人“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可能有过很多斑斓的梦想，可当他做了若干年的公务员以后就很可能什么想法都不会有了，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棱角都消失殆尽。这一点在我一个昔日的朋友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朋友本来一直想做个广告策划师，以他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要在广告公司脱颖而出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毕业的时候他被家人安排进了湖南某市财政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保先办”。这是一份闲得不能再闲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在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很不愿意大好的青春就在喝茶看报聊天中度过，甚至好几次都想辞职来广东寻找当年的梦想。可是，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种痛苦不复存在，当年的激情和梦想也不复存在了。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被体制化了”。
　　《南方都市报》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公务员与行政垄断过热是国家之祸”的专栏文章，作者连岳在文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再没有哪种体制比公务员体制更能戗害人的精神，再没有职业比公务员更让人感到乏味沉闷了，那一点点固定薪水换你的无限可能，对于短短的人生来说，是多么不划算的交易。”这句话是多么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比尔?盖茨说他18个月不创新就会完蛋，残酷的市场竞争逼迫着企业里的每一个人无暇偷懒。与此相反，再没有哪一个职业群体比公务员更加安乐的了。在这样一种稳定、安逸的环境中，要让一个人不断地自我鞭策奋发进取，那是何等困难的事情！于是乎，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连岳让他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朋友留个邮箱地址，他那个朋友便把家里的门牌号码报了出来；有人给公务员培训的时候，要求学员把鼠标移到屏幕左上角，竟然有人拿着鼠标摆到了显示器的左上方。
　　《广州日报》曾采访过广东某著名学府新闻系的一名毕业生张哲。张哲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当了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名城管，工作非常轻松，有时候一周只要上两三天班。他一度梦想着拿着话筒出现在电视上，一本正经地出现在新闻现场，可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同班同学在媒体或者外企干得风风火火。他想要重拾梦想，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现实牢牢套住。他无奈地说：“我看不到未来。工作时，我在蹉跎岁月；放假时，我也是在蹉跎岁月。”当他有一天被体制化了，习惯了公务员的安逸，他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吗？
　　几年前，一项调查显示33.5%的韩国青年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关。这让许多韩国人大呼“不正常的现象”。韩国《朝鲜日报》甚至发表题为“青少年竟想成为公务员，韩国未来令人担忧”的社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应该具备无限的梦想和毫无畏惧的勇气，这才是推进国家进步的原动力。然而，韩国的青少年好似饱经世故的老人，没有了梦想、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探险精神及勇气，只想着牢牢抓住可靠的‘饭碗’。这样下去，韩国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
　　相较于我们眼下的“考碗热”，韩国人的态度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提出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当人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热衷于加入公务员队伍进行“分配性努力”，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病症呢？当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群人都热衷于从政，靠别人供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创新能力可言呢？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所言：“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第9节：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1)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
　　就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而言，每一个选择学术之路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三个方面的T（威胁）：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渐趋腐败的学术氛围，过于有限的学术自由。
　　第一个T是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程”二字在中华大地无孔不入，就连教育事业都变成了一项又一项工程。用工程的思维来办高等教育，必然造成了大学的“麦当劳化”――如同麦当劳式快餐生产程序的“可计算性”一样，高校的具体教学和科研实践也在追求“标准化”和“可预期性”。本科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大学教师，在相当等级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则是顺利毕业和职称晋升的硬指标。倘若所“生产”出的“学业”和“科研成果”不能契合精细的考核机制，即便再有才华、工作再积极诚恳，也无法“出厂”或者被认可晋职。比如，某高校的副教授聘任门槛为：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同类级别期刊发表4篇论文，而且必须另有省级以上出版社教材两部，或专著1部，或以第一作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或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摘录或人民大学复印期刊全文转载。
　　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下，一个新的词语诞生了：科奴。被住房月供困住的人被称为“房奴”，被信用卡困住的人被称为“卡奴”，而高校教师在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成为了科研奴隶，被称为“科奴”。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决定着高校的“工程”建设是否成功，决定着学校在大学排行榜中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也决定着教师能不能晋升职称，能不能保住饭碗。于是，教师们只能像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一样马不停蹄地“生产”论文，他们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正如数学大师丘成桐所说：“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麦当劳化”的学术体制必定是急功近利的，它的功利性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得更加彻底，那就是“经费决定一切”。每年争取到多少立项和科研经费是教育主管部门考核高校的一项硬指标，自然而然的，这也就成为了高校考核教师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为例。该校对教师的年度业绩考核如同“记工分”，一学期给本科生上一门课计1分，发表一篇收录SCI的论文计2分，在指定国内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计0.5分，而拿到10万元科研经费计2分――这是指与企业横向挂钩的，与政府纵向挂钩的更高。该校的张老师尽管几年来没出什么成果，甚至没有一篇论文被SCI收录，但凭借他为学校拉来的300万科研经费，刚过30岁就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教授。
第10节：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2)
　　丘成桐说：“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说：“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已成为大学的一大问题。”科研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精神，在浮躁的、功利的学术体制下，如何能出大成果？如何出大师？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诗：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飞翔了。当学者的抱负与理想被一个个急功近利的指标死死地束缚起来，他又如何展翅高飞？
　　第二个T是渐趋腐败的学术氛围。
　　在量化式科研教学考核机制下，科研成果首先是以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教师们必须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可是，要想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师自然会想到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等形式的学术不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无奈催生了学术腐败。当这种学术腐败对利益的预期远远超过了对惩罚的预期，当整个学术界对这种行为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学术腐败很快就蔓延开来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领衔的研究小组采取剽窃、编造实验数据、一稿多投等手段，在国际、国内多家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骗取了大量的国家科研经费。曾刊登过该研究小组论文的德国《NSA药理学》、荷兰《人种药理学》、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等杂志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是“科学的欺诈行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书大篇幅地抄袭了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抄袭的内容竟然有10万字之多。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2003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问道：“学术到底腐败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邹先生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10%也许有。”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中有数千名腐败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名腐败教授！
　　学术腐败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现象，最恶劣的当数很多学者丧失了最起码的学术良心。西方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知识分子在西方“是”社会的良心，到在中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却包含了太多令人无奈的内容。
第11节：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3)
　　这些年来的一个怪现象就是法学家竟然乐此不疲地针对一些案件出具专家意见。如果法学家是以律师的身份为当事人争取利益，不管多么颠倒黑白都无所谓，律师追求的本来就不是正义，而是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可是，这些出具专家意见的人是以法学家的身份，他们凭借的是其学术上的名气和地位。如果他们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他们干的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在看似权威的专家意见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只要花上一笔钱，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不但能买到一批知名法学家的专家意见，而且买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良心。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称“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堪称学界泰斗的厉以宁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些非常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竟然把国家财产当成了无主物，“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张曙光则堂而皇之地提出了“腐败有理论”，他说：“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自诩为青年经济学家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在一次论坛上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房地产没有泡沫，我说没有就没有！”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姑且不论，这种泡沫在客观上的有无岂是一个教授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
　　苏轼说：“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而提出上述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又是什么样的为人呢？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原来如此！这些学者追求的不是真理，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是充当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走狗。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按照亦明先生的说法，现在的很多教授、学者可以用另外一个S来形容：Shameless
（死不要脸）。
第12节：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4)
　　我相信我们的学术环境终有一天会得到根本性的净化，可是，在此之前，那些把真理当作信仰、“以心血作学问，用生命写文章”的学者必须具备与狼共舞的魄力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定力。
　　第三个T是过于有限的学术自由。
　　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术界最需要的是两个东西：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人云亦云的学术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学术必须追求创新，必须想人之所未想、见人之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以学术自由为基本前提的。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学术自由是所有一流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最为宝贵的根基。没有学术自由，一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都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面；没有学术自由，我们这个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就将永远与诺贝尔奖无缘。
　　学术自由首先是指学校治理的自由，即所谓学术独立。高校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必须与政府权力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享受相当程度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权利。而我国现有的高校管理机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术行政化，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合二为一。行政手段代替了学术竞争，学术逻辑让位于行政思维，外部权力主导了教学资源的分配。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在其《学术自由的敌人》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现实中，学术自由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审批学术与等级学术。”正因为学术行政化在侵蚀着学术自由，北大教授贺卫方罢招硕士研究生，清华教授陈丹青更是愤而出走，告别了学术体制。
　　学术自由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学者具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和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由，就像《牛津法律大辞典》所定义的那样，“一切学术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者和教师们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内有寻求真理并将其晓之于他人的自由，而无论这可能给当局、教会或该机构的上级带来多么大的不快，都不必为迎合政府、教会或其他正统观念而修改研究结果或观点。”
　　陈寅恪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1953年，中科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今学界像陈公一样如此坚守“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之信念者，能有几人欤？在学者追求学术理想的时候，当今的学术环境又给了他们多大的空间？贺卫方教授无疑是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公共事件中，先生以学者的良知维系着正义的底限。当先生办完了离开北大的手续，准备去浙大法学院开展“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时，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贺卫方。
　　还有些事情更让人哭笑不得。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教师杨师群因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的内容而被学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发到公安局和市教委，随后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荷兰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为了保有自由言论的权利，宁愿一辈子靠磨镜片谋生也不去当大学教授。而我们的学术环境又让多少个斯宾诺莎望而却步呢？
第13节：“请选择车道行驶”(1)
“请选择车道行驶”
　　对商业感兴趣的大学生未必有很大的比例，但在现实当中，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注定要进入企业界求生存、谋发展。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仕途或者学术研究有着足够的兴趣和能力才朝这些方向努力，而对于商界却没法提出这样的要求。当一个人为了仕途或者学术倾尽全力却一无所获的时候，不管他对商界有没有兴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企业界。所以，探讨什么样的人才适合选择商界这条路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非常残忍的――当一个人好不容易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却被告知这根稻草属于别人，这不是赶尽杀绝么？
　　然而，不用去讨论某个人是否适合进入企业界，并不等于他可以在这条路上任意行使。在城市市区的各条道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写有“请选择车道行驶”的交通指示牌。当一个大学生选择了商界之路，他何尝不需要按车道行驶呢？企业有不同的类型，企业需求的人才也有不同的类型。任何一个准备进入企业界的大学生都应该在这些类型当中做出最利己的选择，进而基于这样一种选择安排大学生涯，把握好人生的方向盘驶向适合自己的车道。
　　对于商界的分类，有着很多个标准。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行业。诚然，任何一个企业都属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行业，而企业的员工则从事着这个行业的工作。可是我并不主张大学生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过早地引入行业的概念。首先，这是不现实的。绝大多数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某个行业都是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的事情，让大学生呆在里去了解社会上不计其数而且日新月异的行业，进而做出确定性的选择，其强人所难的程度恐怕不亚于让魔术师一丝不挂地登台表演。其次，这是没有必要的。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时候进入什么行业，这其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有不少人在求职的时候都是第一次听说某个行业就选择加入了。如果过早地将职业规划局限于某个行业，不但大大缩小了就业面，白白浪费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很可能导致大学期间的学习进入歧途，只对某个行业的“一叶”感兴趣，无视其他各个行业的“泰山”，最终成为了坐井观天的庸才。
第14节：“请选择车道行驶”(2)
　　根据我的用人经验，我习惯于把人才分为三类：创意型，管理型，执行型。顾名思义，创意型人才从事以创意为核心的工作，比如策划师、设计师；管理型人才主要负责团队的组织与管理，通过合理地整合各种资源，带领团队完成任务，比如各种职业经理人；执行型人才通过各种具体的工作将创意转变为现实，比如程序员、业务员。
　　创意是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个项目的逻辑起点。爱喝豆浆的人很多，可是做豆浆的工序实在太繁琐了。能不能发明一种机器使得做豆浆和用电饭煲做饭一般方便呢？1994年，25岁的王旭宁将这个创意变成了九阳豆浆机。十几年后，九阳股份的市值竟然超过了海尔，王旭宁的个人资产高达数十亿元。1998年，25岁的佩奇和24岁的布林预见到互联网上的信息会越来越多，一个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将会成为人们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必要工具，很快，这个创意导致了Google的诞生。有一句广告词叫作“品质改变世界”，依我看来，“创意改变世界”恐怕更为贴切一些。
　　可口可乐公司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也无不印证着创意的重要。1898年，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山姆森的玻璃工人在同女友约会时发现女友穿着一套筒型连衣裙，显得臀部突出，腰部和腿部纤细，非常好看。约会结束后，他突发灵感，根据女友穿着这套裙子的形象设计出一个玻璃瓶并申请了专利。可口可乐公司以600万美元的天价购买这个专利之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销量足足翻了一番。一个世纪以后，可口可乐准备生产果汁饮料。可是，这个时候果汁市场早已被统一鲜橙多等产品充分占领，如果可口可乐也生产鲜橙多那样的橙汁，肯定很难打开局面。于是，经过细致的调查和分析之后，可口可乐另辟蹊径，推出了带果粒的橙汁――美汁源果粒橙。这个创意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到2007年，美汁源用短短3年时间就跃居中国低浓度果汁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
　　确切点说，创意是无处不在的。哪怕是枯燥、严谨的财务之类的工作也不可能与创意绝缘。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厌其烦地跟大学生强调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原因。然而，毕竟只有一部分工作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从事这些工作的创意型人才必须具备一些特有的才能。究竟是什么样的才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创意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自然在于一个“创”字，富有创造力，有非常强的创新思维。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答案到了很多人那里会变得五花八门。
　　我陆续面试过很多名平面设计师，我让他们用最简短的一两句话说出我应该录用他们的理由，换句话说，我让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值钱的才能究竟是什么。超过一半的人给我的答案是：能够熟练使用photoshop、Coreldraw等设计软件。这是一个让我失望透顶的答案，因为我要聘用的是设计师，而不是程序操作员。设计是以创意为核心的工作，熟练操作相关软件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基础。若非如此，那么，会写字的人都成为了泰戈尔、钱钟书，会使用CAD的人都成了梁思成、贝聿铭。
第15节：“请选择车道行驶”(3)
　　所以，对于一个准备从事广告策划、建筑设计等创意型工作的大学生来说，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记住多少个原理、学会多少个软件，而是要知道通过这些原理和软件实现什么样的创意。我一直强调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大学生区别于非大学生最本质的特征，而这种能力对于准备从事创意型工作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更是vital
important。
　　创意固然重要，但是要想将创意变成现实，则离不开管理与执行。企业管理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是很难深入掌握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太可能在进入企业以后就直接从事管理类的工作。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些有志于成为管理型人才的大学生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顾名思义，管理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组织、管理、协调方面的能力。李嘉诚说：“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总不会胜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任正非的话更是一针见血：“毛泽东会打枪吗？谁见过毛泽东打枪？他要打枪恐怕要打到自己的脚趾头上。但是毛泽东会运动群众，会运动干部。”在《水浒传》中，宋江文不如吴用，武不如林冲，但却能够坐上一百零八好汉的头把交椅，架空晁盖成为梁山泊的CEO。为什么呢？因为吴用、林冲等人都只能算是执行型人才，宋江才算得上是李嘉诚所说的那种“懂得运用战略”的管理型人才。
　　有些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把企业里的管理人员看成是吃闲饭的人，对于他们并不做实事却拿着高薪而感到不公。实则不然。就好比用同样的士兵、同样的武器去应付同样的敌人，不同的将领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战果，让不同的企业管理者来运用完全相同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实施一个项目，业绩可能有着云泥之别。这就是管理型人才的价值所在。
　　正因为企业管理并非南郭先生可以随意滥竽充数的工作，所以大学生如果想成为一名管理型人才，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锻炼作为一名管理者所应具备的能力。首先，应该多学习一些管理方面的理论和案例，多看一些相关方面的教材、论文及报刊杂志；其次，可以通过担任学生干部、组织社团活动等校内渠道来锻炼管理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创业实践等方式让自己得到锻炼。我一个同学曾经在低年级新生入学的时候组织过一个小规模的销售团队，虽然他没有亲自去推销一件东西，却创造了非常不错的销售业绩。即使现在我回过头去看他当时的所作所为，仍然觉得他在招聘、培训、激励等各方面都做得有板有眼。
第16节：“请选择车道行驶”(4)
　　一支NBA球队需要有总经理来配置阵容，需要有教练来布置战术，可是，最终上场打球的却是球员。同样的，企业的每一个项目最终需要由执行型人才来完成。这个比喻就足以证明执行型人才与管理型人才比较起来，并不具备身份上的优劣。单纯地、想当然地以为管理职位更加优越，所以渴望成为管理型人才而对执行型职位无动于衷，那是极不理智的。一个人究竟适合从事管理型的工作还是执行型的工作，这是与他的能力结构、内在气质、性格特点、为人处世等各个方面相关联的，并不是每个人想做管理就能做管理，也不是对每个人来说做管理型的工作要好过做执行型的工作。
IT界的人对于李一男这个名字都不陌生。李一男15岁考入了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23岁正式加入华为，两天时间升任工程师，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27岁就坐上了华为的副总裁宝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天才，对通讯和IT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和产品走向具有惊人的敏感度和准确的把握能力。如果按照执行型人才的标准来衡量，李一男绝对是完美的。可是，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却显得有些弱智，根本就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而他偏偏不按车道行驶，在管理型人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就使得他创立的港湾网络最终只能黯然收场。
　　如果某个大学生排除了创意类的工作，而他在管理方面的才能捉襟见肘，对于管理一个团队也没有过于强烈的欲望，那么，他在大学四年当中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学习，为成为一名优秀的执行型人才而努力。如果他是一个对编程抱有兴趣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与其去学生会当个貌似风光的干部，还不如在电脑上多写几行程序；如果他是一个想从事外贸行业的英语专业的学生，与其在五花八门的学生社团里组织一次又一次活动，还不如去图书馆弄明白什么叫做CIF、FOB。
第17节：不患无位，患所以立(1)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做学问固然需要厚积才能薄发，在企业界其实也是如此。在商界里有着无数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可是，没有谁是躺在家里整日睡大觉就一夜暴富了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我们惊羡于别人的台上一分钟时，又是否注意到了别人的台下十年功呢？如果读书的时候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整天在网吧、酒桌和温柔乡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毕业以后又将凭什么去跟别人竞争？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将来进入了企业界工作以后，大学里学来的东西都用不上，与其在自习室里做无用功，还不如去做兼职赚点钱，或者索性痛痛快快地玩几年。等他们毕业以后摔得头破血流了才幡然醒悟――原来不学无术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暴露着他的无知。
　　刚到深圳做房地产策划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一个即将开发的楼盘构思名称。一位毕业于中文系的同事小黄在会议上兴致勃勃地提供了一个方案：大观园。他还把“潇湘馆”、“怡红院”、“稻香村”之类的名字都搜集了来，准备用来做楼盘内各栋的名称。他说，光看楼盘的名字就知道这个小区的业主非富即贵了，所以一定能够让房子大卖特卖。老总是个明白人，并没有被他的激动所感染，不紧不慢地问道：“你看过《红楼梦》吗？”正在自我陶醉当中的小黄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慌了手脚，犹豫了一下，说：“这是我们中文系的必读书啊。”老总对这个回答显然不太满意，说：“我是问你有没有读过。”小黄低着头支支吾吾地答道：“读过……一些。”当他抬头发现老总在注视着自己，才赶紧补充了后面两个字。因为中间有个停顿，所以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就像是一个跑在街上的人突然发现有一只鞋不见了，赶紧停下来走回去拾起那只鞋一般。老总接着说：“如果你把书看完了――就算没有看完，只要把《金陵十二钗》那些诗读懂了――你就不会提这个方案了。稻香村的主人是个寡妇，潇湘馆里的主人十几岁就死了，蓼风轩的主人看破红尘出家了，这样的名字谁还敢用？”听老总这么一说，小黄的头几乎垂到会议桌下面去了。
　　或许有很多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都幸运地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可是，在讲究“草原法则”的企业界，滥竽充数岂是容易之事？套用林肯的一句话来说，不学无术的人可以在某些时间里忽悠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忽悠某些人，但决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忽悠所有的人。我一个也在做企业的朋友曾到某重点大学录用了几名应届毕业生，其中一个人在出通知的时候将“务必”写成了“勿必”，我这朋友直接让他卷铺盖走人了，理由是：“我实在是丢不起这人！”
　　有些人或许会说：“我们一个学期不过开了几门课，哪有那么多要学的呀？我轻轻松松就能拿一等奖学金呢，何苦还去十年磨一剑？”可是，把学校开设的每一门课都学好、每学期都拿一等奖学金，就足以在企业界立足了吗？我们不妨以建筑设计师这个职业为例。两千年前，罗马的一位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指出，建筑的三要素是适用、坚固、美观。要想设计出来的作品充分满足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谈何容易！从适用的角度来说，建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正如梁思成在1932年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的贺文中所说，“建筑的三元素中，首重合用，建筑的合用与否，与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工商业的生产率，都有直接关系的。”建筑师只有将建筑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把握不同的人对于建筑的不同需求，才能处理好建筑与建筑、建筑与人、建筑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从坚固的角度来说，建筑学又是一门技术科学。建筑师不但要在三大力学等方面具备扎实的基本功，而且要熟练掌握各种新结构、新技术，确保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坚固、安全。从美观的角度来说，建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美学。建筑师必须让建筑满足人们对于审美的需求。所以，梁思成曾经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将“建筑?（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美术）”作为文章的标题。
第18节：不患无位，患所以立(2)
　　如果一个准备毕业后从事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对于建筑学有了这样的理解，他还怎么可能每天都心安理得地睡到自然醒？建筑应该具备美观的要素，而美观又应该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仅仅民族性这一项，就不知道该做多少功课才行。审美观是有民族性的，建筑也是有民族性的。任何一个建筑设计师都理应熟悉自己民族的建筑史，并且将它放在艺术史、美学史的大背景中更深入地理解。所以，我觉得一个建筑系的学生不但应该好好研究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还要认真地读一读李泽厚的《美学三书》，尤其是其中的《美的历程》。我想，如果我们对于建筑的民族性有一点点最起码的尊重与认识，就不至于每一座城市的写字楼都是千篇一律的玻璃幕墙了吧？国家大剧院那个与周围环境极不和谐的“大毒瘤”也不至于浮现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中心了吧？贝聿铭18岁便已移居美国，可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却有那么浓的“中国味”，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设计师却纷纷迷失于现代化的东施效颦里。
　　假如我要去做建筑设计，肯定还会好好地研读《易经》。设计建筑、开发楼盘必须讲究风水，或者说要讲究环境科学，这几乎是当下整个房地产行业秘而不宣的共识。在原来任职于房地产公司的短短几个月里，我就耳闻目睹过好一些建筑设计师熬夜加班做出来的方案因为犯了风水上的忌讳而被一票否决。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在规划之初，开发商也专门从香港请了精通《易经》的专家来现场查看，然后才根据其意见对设计院的方案加以遴选。风水究竟是不是科学姑且不论，仅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开发商是设计院的直接客户，既然开发商尽数如此，设计院又怎能不投其所好？既然市场对建筑师做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准备做建筑师的大学生又怎能对这一要求视而不见？
　　一名建筑系的大学生光是在审美的民族性这一问题上就有如此多的文章可做，整个大学四年需要下多少功夫便可想而知了。对于想从事其余职业的大学生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第19节：后悔读大学，不如后悔玩大学(1)
　　后悔读大学，不如后悔玩大学
　　当很多大学生整天都在读无用之书，更多的大学生却压根儿整天不读书。有一首打油诗可谓是很多大学生的真实写照：“上课一排全睡，反恐如痴如醉，传奇不知疲惫，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白酒两瓶不醉，逃课成群结队，大学生活万岁！”
　　回母校做讲座的时候，我抽空去了当年读书时经常光顾一家书店，跟书店的老板聊了会天。当我问及书店的经营状况，她长叹一口气，说：“喜欢看书的大学生越来越少了，买书的就更少啦！像我们这样苦苦经营一家书店，一年赚的钱可能还没有人家网吧、饭店一个月赚得多。你去围墙后面的网吧看看，有哪一家不是座无虚席呢？他们都舍得花钱玩网络游戏，舍得花钱请女朋友吃饭，唯独舍不得花钱买书。”
　　作为一个刚毕业几年的过来人，我知道书店老板的这番话并没有冤枉大学生。有太多的人与其说是在读大学，不如说是在玩大学――早上和宿舍的同学比“睡功”，起床后洗漱完就直接吃中饭；因为长期逃课，期末了还不知道老师姓什么，说不准还会将《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中“不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一语作为逃课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或者同时打开几个QQ用几个身份与一大群人聊天，饿了就让网吧老板给自己叫一份快餐；整天梦想着有朝一日“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可每天过的却是“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脚抽筋”的生活……
　　有些大学生在整个大学四年中没有过几次自习。我曾在某个论坛看到一个挺逗的签名：“我把硬币抛向空中。如果正面朝上，我就上QQ；如果背面朝上，我就上BBS；如果硬币立起来，我就去自习。”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却把很多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活生生地描绘了出来。
　　在西安某高校做讲座期间，我跟几个学生聊到了住宿条件的问题。有个学生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老师，我们的住房条件可好啦！我们几个同学觉得宿舍太拥挤，也不自由，就到一个小区里合租了一套房子，里面有冰箱、电视、空调、洗衣机、微波炉，我们还买了笔记本电脑，宽带也装好了，什么都不缺啦！”我问道：“在你们房里，有书吗？”他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说：“都什么年头了，还看书干什么？”我接着又问了一个多余的问题：“你们晚上去过教室自习吗？”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去过啊！”这个答案让我很是欣慰，没想到他接着解释道：“去年为了追一个女孩子，陪她去自习过一次的。”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啊！孟姜女哭倒一个豆腐渣工程算什么？罗密欧用毒药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又算什么？跟这个“恸哭六军俱缟素，自习一回为红颜”的大学生比较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有个读者给我发了份邮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式：猪=吃饭＋睡觉，大学生=吃饭＋睡觉＋恋爱，所以，大学生等于会恋爱的猪。虽然这个公式有些夸张，但有一些大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确实只不过是风花雪月了一回或者N回。考研之前的几个月，我租住在学校外面的一间民房里，见识了不少在校外同居的鸳鸯。他们中虽然也不乏读书用功之人，但相当大一部分恐怕算得上是“全职恋人”。人家职场人士一天还只要上8个小时的班，在华为那种以加班闻名的公司里，一天的工作时间也就十几个小时，而这些如胶似漆的“全职恋人”是全天候的、夜以继日地投入其中。
第20节：后悔读大学，不如后悔玩大学(2)
　　我大学期间先后公然暗恋过两个女孩子，均告未遂，但我并不因此而反对大学生恋爱。在湖南一所高校做讲座时，有个女生在自由提问环节中说她找了个很优秀的男朋友，不知道如何处理恋爱与学习的关系。我借用了小平同志的一句话送给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可是，如果大学四年全都用在了一段幸福抑或辛酸的感情里，求职的时候又将用什么来打动用人单位的芳心？
　　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说：“优秀人才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可是，这与那些整天沉迷在网络游戏里的人无关，与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却不知自习为何物的人无关，也与那些把谈恋爱当作大学四年全职工作的人无关。当这些人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是没有资格后悔读大学的，因为他们是在玩大学，而不是读大学。
　　对于一个合格的读有用之书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人才是永远也不会过剩的。虽然他们在进入用人单位的视线之前可能同样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煎熬，但是，当别的大学生一次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哪怕是非常细微的机会迅速脱颖而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可能获得能力之外的东西，也不可能得不到能力之内的东西。
　　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得出谁在裸泳。同样的，只有到了毕业求职的战场上，才能看得出谁在读大学，谁又在玩大学。
　　但愿退潮的时候，每一个大学生都穿着衣服。
第21节：一切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都是纸老虎(1)
　　一切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都是纸老虎
随着胡润等好事之徒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陆续推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高校富豪校友榜”也随之出台。在“富豪校友榜”上，位居前几名的依次是北大、浙大、复旦、清华、人大、中南大学、华南理工、上海交大、深圳大学等高校。乍一看，名牌大学的优势非常明显，可是，这种排行榜所能证明的，与其说是学校实力与毕业生发展前途成正比，还不如说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更容易培养富豪（排在前10名的大学中，除了中南大学，全部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再说了，很多榜单上的富豪都是“商而优则学”，发达以后到名校溜达几圈买个文凭而已，算不得数的。
　　相对而言，人家“洋鬼子”做的调查就要实在得多。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经对2003年夏天从英国高校毕业的18.2万名学生做过一项调查。调查表明，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与英国高校的综合排名似乎没有很大关系。在该报公布的英国高校毕业生年工资收入排行榜上，伦敦大学的5个学院囊括了榜上的前五名，帝国理工大学、玛丽皇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位居前三名，而享誉国际的剑桥、牛津的毕业生则列于榜上的第6位和第7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做了类似的调查，发现当今美国的500家大公司的CEO只有10%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为此，他们刊登了一篇题为“任何大学都能够做到”的文章，认为人们毕业于常春藤大学或一般大学并无多大区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lan
Krueger曾经对一万多名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学生同时拿到了常春藤名校和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些进入了名校，另一些入读州立大学。二十多年以后，他们在事业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对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做一项类似的调查，我不知道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我只知道，就我的所见所闻而言，学校名气对求职的影响实在有限。我几年前曾应聘过一家公司的职位，与我同时参加面试的应聘者当中，有些人毕业于清华、浙大，也有人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专科学校，反差甚为强烈。可是，公司的招聘经理在面试前直言不讳地对我们说：“虽然你们的毕业院校各不相同，但现在的你们却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时至今日，我对这句话依然记忆犹新。虽然不是每次都会对应聘者明说，但早已成为了我面试别人时的一条基本原则。我知道，有些人的高考分数可能比我少一大截，学校的名气与实力也远远比不上我的母校，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却很可能在我之上。
　　当然，从现实的层面来看，确实还有很多用人单位存在严重的“名校情结”。根据《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学历需查三代，“非名校”生求职遭歧视》一文的报道，部分用人单位的“名校情结”愈演愈烈，不但非名校的毕业生四处碰壁，而且名校的研究生还要看“血统”是否纯正，即便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洋硕士，只要本科就读的学校没什么名气，照样会被打入冷宫。“清华博士怎么了？也得是‘三清团’的（本科、硕士、博士都出自清华）我们才要！”用人单位的这种话实在让求职者寒心。
　　对于这些极其变态、无比龌龊的用人单位，我向来是嗤之以鼻的。我高考没有考上北大，可当年北大录取的学生中估计有一大半的高考分数没有我的高。为什么呢？因为湖南湖北等省份的高考分数线一直高得离谱。我有个高中同学也与北大擦肩而过，不过他比我更背，被录取到了湖南中医学院。假如他报考的是复旦、浙大，超过投档线好多分。是不是他被录取到复旦就是人才，被录取到湖南中医学院就成了垃圾？
　　当然，这些用人单位肯定会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大学里浸染四年以后就大相径庭了。拜托，大家都是从中国的大学里走出来的，就不要自欺欺人啦！名牌大学的学风就好到哪去了？兔子别笑兔子，谁的尾巴都长不到哪去。再说了，在某些学科领域，部分非名校的师资和硬件设备可能比名校还好得多呢。就拿我的母校来说，历史、哲学等部分学科的实力还比不上湖南师大、湘潭大学，而材料、冶金、地质等学科恐怕北大都无法与其比肩。
　　在一次中学教师招聘会上，北京市西城区某中学的老师告诉记者：“挑英语老师特别要睁大眼睛。哪怕是名校大学生，也要查查他高中在哪里上，因为有些地方的学生念英文会带家乡口音。”另一位中学校长则认为：若高中不是从名校毕业，那他的学习习惯肯定好不了，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要求也不会高。
第22节：一切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都是纸老虎(2)
　　荒天下之大谬啊！无知和变态并没有错，可如果跑到人才市场上来折磨应聘者就是他们的不对了。我中学的母校位于一个乡音极重的国家级贫困县，是不是我说英语的时候非得带点乡音才对得起列祖列宗？我没听过无锡话，但我知道有“听无锡人讲话，不如听扬州人吵架”这么一句，想必无锡话肯定没有光荣而伟大的北京腔动听啦！据说无锡话中“明天”是说成“明朝”的。我就纳闷了：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为什么当年还要让他担任《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呢？难道不怕他将伟大领袖写的“明天”翻译成了“Ming
Dynasty”？
　　所幸的是，就全国范围而言，这种有着强烈“名校情结”的用人单位并不是人才市场上的主流。2006年底，央视时空调查与智联招聘针对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对于应聘者的简历最先看的是什么”一栏中，选择“社会实践和兼职情况”与“专业”的排在前两位，而大学生自己最看重的“毕业院校”只排在第三位。与之相似的，在关于“大学生值多少钱”的调查中，“学校知名度”并不是企业核算薪资的主要标准。
　　相对而言，在北京和一些经济水平与思想观念都较落后的中小城市，盲目崇拜名校的用人单位有一定比例，而长三角就少得多，到了珠三角，基本上就很难找出来了。在广东，人们讲究低调和务实，学校名气对我们来说太虚了。就用人单位的性质而言，企业往往不如政府机关和那么在乎学校名气，小公司不如大公司在乎，私企、外企又不如国企那么在乎。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当他们发现员工的学校名气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益，自然就不追求那些虚的东西了。
　　我一个校友曾经在深圳某IT企业上班。当他工作了一些天以后，发现公司的绝大多数同事都毕业于“985工程”院校。一打听，才知道这公司的老板向来不屑于聘用非名校的毕业生。迄今为止，坚持这种招聘原则的公司我在深圳还真是唯一一次听说。按理来说，一家连前台都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公司应该是有很强的战斗力了，可事实却偏偏相反，这家公司的业绩每况愈下，直至濒临关门大吉的边缘。后来，老板的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位员工，经过此人一番拨乱反正，公司很快就起死回生了。而这个扭转乾坤的人只不过是毕业于一所毫无名气的二本院校。此后，这家公司的“名校情结”一扫而光，再也不把“985工程”、“211工程”当回事了。
　　有些人喜欢将“出身名门”的教育背景比喻为求职时的金钥匙，可是，在我看来，被名牌大学录取时所获得的与其说是一枚金钥匙，不如说是钥匙坯。如果非得认为名校学生的钥匙坯比非名校学生的贵重，那就当前者是用黄金造的，而后者是用铁铸的。读大学的过程就是一个锉刻钥匙的过程。等到大学毕业，有些人手里握着了一把成型的钥匙，有些人只有钥匙的半成品，还有些人依然拿着四年前那片钥匙坯。每个用人单位都有一把锁，他们招聘的标准说白了就是看谁的钥匙能将这把锁打开。当一把金钥匙和一把铁钥匙都能打开他们的锁，他们往往会选择金钥匙；可是，如果金钥匙打不开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把能打开锁的铁钥匙――他们通过铁钥匙打开锁以后所能获得的黄金远比一片金钥匙的含金量多得多。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一次校园洽谈会上，某外企负责人黄先生针对学生的提问直言不讳地说：“出身名校并不意味着金饭碗。”他认为非名校歧视的确客观存在，但如果大学生过分强调就有推卸责任之嫌。只要是聪明、踏实肯干、上进的学生，无论毕业于何处最终都能成就一番事业，而名校出身只能“锦上添花”，千万别指望它“创造奇迹”。
第23节：离校的期限不是就业的期限(1)
　　离校的期限不是就业的期限
如果要给就业设置一个期限，估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会设置为毕业离校之前。毕业即失业，等到毕业离校了，拖着行囊走出校门却不知道应该去往何方，这样的境况是谁都不想遇到的。所以，就业的压力往往会随着毕业的临近而与日俱增，等到宿舍的大门上已经贴上了通知，要求所有的毕业生于某月某日之前搬离，而工作却还没有着落，估计谁都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着急固然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比如户口和档案的迁移是个问题，一段时间的经历空白也可能会对以后求职造成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很多人主观上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失业人员、一个待业青年。
　　因为考研的缘故，我的毕业求职准备得很晚，而且我把就业面局限得比较窄，所以直到快要离校了还没有签约。本来我是丝毫都不担心找不到工作的，毕竟刚开始求职的时候就得到了几个offer，只是被我放弃了，可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慌了。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签约，整天就在宿舍里优哉游哉地打着麻将，我却要默默承受考研失败和求职受阻的双重煎熬。在一场招聘会上，我应聘了一所大专院校的职位，经过几轮面试，终于得到了录用。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我可以不去在乎每个月只有650元的基本工资，但是，我没法接受去和那些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人成为同事。反复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在毕业聚餐的那一天去签了约，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在毕业离校的时候能够将这份就业协议书作为自己的遮羞布，用这样一份工作自欺欺人地来挽救已经无比脆弱的自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随便一份工作都被当成救命稻草了。
　　就像每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人一样，我为这种不理智的心态付出了代价――耽误了一些时间，走过了一段弯路。当我毕业几年以后回过头去看当初的自己，发现那种必须赶在毕业离校之前找到工作的心态是多么的愚昧。就业不同于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往往是一考定终生，如果不按时参加考试就只能等来年，甚至再也不会有机会了，而就业却并非如此，今天没有找到工作可以明天再找，毕业之前没有找到工作可以毕业以后再找。那些早早地就找到了工作的人并不能因此而获得什么利益，如果说有的话，也无非是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宿舍里打麻将、玩游戏罢了。职业之路走得好不好，并不取决于早几个月找到工作还是晚几个月找到工作。
第24节：离校的期限不是就业的期限(2)
　　有很多急于在毕业之前找到工作的人付出的代价要比我沉重得多。人一旦陷入恐慌，进入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状态，就很容易犯傻。一些不法之徒恰恰就是要利用大学生这样一种心态，要么挖好传销之类的陷阱等着大学生跳进来，要么让大学生与其签订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就业协议。一个重庆的读者在即将毕业的时候给我发来邮件，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入职的时候扣押毕业证和学位证，如果工作未满两年就提出辞职，要赔偿8000元的违约金。我劝他要么放弃这份工作，要么用劳动合同法来对抗用人单位的无理要求。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妥协。他的理由是“我无法想象毕业时还没有找到工作会让父母多么伤心”。工作几个月以后，他对那家公司彻底绝望了，却又不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只好让家里寄了8000块钱来换取已被扣押的证件。
　　毕业后暂时失业一段时间，这可能会让亲者痛、仇者快，但是，对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来说，区区几个月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马拉松运动员来说，竞争对手在起跑线上比自己早了一秒钟起跑，这又有什么关系？办完离校手续以后，把多余的东西寄回老家或者寄存在朋友家里，然后带上简历、证件和几套换洗的衣服去喜欢的地方找工作，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户口和档案要发回原籍的话就让他发回原籍好了，以后在哪个地方站稳了脚跟再把户口迁过去就是了。万一又过了好几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怕面试官问起毕业后这段时间在干吗，那就牢记一句话：做人不要太厚道，事先在简历中谎称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上班了一阵子，发现很不适合，所以就辞职了。利己不损人的事情，何乐不为呢？
　　如果学校规定必须签订《就业协议书》才能参加论文答辩、才能获得毕业证，那就姑且“被体制化”一回，找个单位签个虚假的就业协议就是了，反正毕业以后跟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般都是采用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制定的范本，而教育部统一印制定的三方《就业协议书》已经成为废纸了。据一些读者反映，有些人实在找不到用人单位来盖章，无奈之下索性私刻一个公章，让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签约，竟然都能顺利过关，被堂而皇之地统计到学校的就业率中。这是多么伟大的统计啊！按照这样的统计方法，我们国家的GDp估计不出多久就能超过美国了。
　　我们的高校每年都要统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明知那些数据都是自欺欺人的，却还要煞有介事地排出个座次来。这在无形中也给大学生一种心理暗示：应该在6月30日以前找到工作。国外的大学却很少统计学生的就业率，他们没有那个概念，一次就业率就更是没有道理了。人家是在学生毕业工作以后才去做一些跟踪调查的，他们想知道的并不是学生在毕业之前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而是这些学生在毕业1年以后发展得如何，毕业5年以后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我们的高校正好相反，因为教育部明确规定高校年度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率直接挂钩，所以学校总会在学生毕业前一个劲地统计就业率甚至制造就业率，让一些毕业生“被就业”，而学生毕业离校以后就不闻不问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以后究竟能不能卖出去、能卖到什么价钱，这是没人关心的。一次就业率就真有那么重要吗？毕业生在6月30日以前找到的工作才是工作，7月1日以后找到的工作就不是工作了吗？
第25节：用将来的眼光看待现在的困难(1)
　　用将来的眼光看待现在的困难
　　有一些毕业生可能只去了一次招聘会，只投递了一份简历，只参加了一次面试，就顺利地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可是，这样的幸运儿实在太少太少。大多数毕业生往往是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多场招聘会，投递了不计其数的简历，却只得到屈指可数的几次面试机会，甚至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就算参加了面试，也只是在面试结束的时候被告知先回去等通知，可是等啊等啊，等到所有的钱都快花完了，等到毕业离校的日期已经临近了，还是没有等到传说中的通知。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们都陆陆续续找到了工作，父母又不停地打电话来询问求职的进展，那种心理上压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是，当他以求职者的身份站在用人单位的面前，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甚至连一点点最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没有欣赏，更没有宠爱，只有漠视，甚至侮辱。这样的落差谁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呢？
　　参加战争的军人往往一开始斗志昂扬奋勇杀敌，可是，当战争持续了太久，胜利的曙光又遥遥无期，他们可能会变得身心俱疲，恨不得早点儿结束自己的生命。求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经历了足够长时间的求职却一无所获，也可能会变得消极起来。有些人干脆不找工作了，赋闲在家当“NEET族”、“啃老族”，还有些人在求职受挫的时候产生出极端的想法来，不负责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08年，山东济南一名优秀的女大学生应聘52次却无功而返，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先后三次自杀。2009年1月，河北石家庄23岁的女大学生刘伟求职不顺跳水自杀，留下了满纸“现实总是那么残酷，让人无奈”的几本日记和孤老无依的老母亲。2009年8月，毕业于湖北某工业学院的洪威在东莞一间出租屋里上吊身亡，在毕业离校后的两个月里，他求职的足迹踏遍了杭州、苏州、无锡、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最终绝望而去……
　　我曾经多次去深圳的人才大市场找求职者交谈。有一次，和几个从江西过来的大学生聊天，他们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与他们一同前来的一个同学跳楼了。那个人先是在广州找了两个月的工作，后来又转战深圳，身上已经只有几十块钱了，却连一次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一家卖麻辣烫的店里当临时服务生，每天的工资是40元。上班不到一个星期，万念俱灰的他就走上了绝路。
　　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轻生的毕业生连死的勇气都有，怎么就没有勇气去找工作？为什么不可以拿出自杀的勇气去好好地活下去？如果说求职是一场战争，这些人则是这个战场上永远的失败者。他们的失败并不在于没有找到工作，而在于主动放弃了找到工作的可能。他们就像《笑傲江湖》里面那十个被困华山山洞的魔教长老，只差那么一斧就可以劈山而出，却因为放弃了希望而永远没能看到光明。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见不到后天的太阳。”在很多时候，成功其实很简单，只要多坚持那么一下就够了。
第26节：用将来的眼光看待现在的困难(2)
　　2002年，考研的失败给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那份痛苦比四年前高考第一次与北大失之交臂时更深。公布成绩的那天晚上，我在北大的未名湖边走了整整一晚。那天晚上，北京刮着沙尘暴，飞沙走石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却早已麻木。我感觉命运在一次又一次地捉弄我，我一次次地付出全部，可是得到的却是一无所有。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甚至想到了死。可是，我挺过来了。大二的体育选修课，全院就我一个人选修了田径。跑8000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再也跑不动了，必须停下来了，甚至马上就要倒下去了，可是，我不是每次都坚持跑完了吗？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不是还可以冲刺的吗？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呢？人生不也是一次长跑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不行了，可事实上却还可以跑很远，关键在于是不是愿意坚持下去。
　　第二天凌晨，风尘暴结束了。当我看到和暖的阳光洒落在平静的未名湖上，我知道，这辈子不会再有任何困难把我打倒。毕业求职的时候，有一次冒着40度的高温去长沙一所刚成立的民办高校面试，那所学校位于很偏远的郊区，我转了几趟公交车，再坐三轮车、摩托车，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学校。面试倒是很顺利，学校领导都对我比较满意。可是，当他们得知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因为学费没有缴清而被学校扣押了，我只能提供学校出具的一份证明材料，他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个人用非常鄙夷不屑的口吻对我说：“我们不管是招生还是招聘老师，原则上不考虑困难家庭的，因为家境贫寒的人往往人格不健全。”我当时真想代表他祖宗抽他一耳光，因为他祖上肯定家境贫寒过。临走的时候，因为实在太渴了，我就问能不能喝一杯水，没想到他们竟然以学校经费紧张为由拒绝了。我气愤不已，却故作镇定地说：“我找工作原则上也不考虑经费紧张的用人单位，因为经费紧张的用人单位往往是人格不健全的人在当领导。”
　　在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里，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可是，我一直都强忍着，不让它们流下来。在未名湖的那个晚上都挺过来了，又何必为了这点小事而落泪呢？当初考研失败的时候以为遇到了无法逾越的挫折，后来还不是挺过来了吗？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初的那些困难并不算什么呀！那么，眼前正在经历的这一点小小的委屈，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后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创业的经历当中，我又遇到了很多次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手里几乎没有一分钱的现金了，却必须要养一家老小，要给员工发工资。在那些时候，我就尝试着用将来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困难。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只要我能坚持住，几年以后回过头来看都会觉得这些困难并不算什么。对于求职当中的大学生来说，又何尝不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给自己打气呢？不管在求职的过程中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击，都不过是暂时的。若干年以后，当你开着宝马带着老婆孩子去海边散步时，突然回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所受过的委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为什么不预支这份将来的心情用来对待眼前的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