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愣，手中的药瓶抖动起来，脸颊痉挛地抽搐着。我试图掰开手指夺下药瓶，不可能，她死死地攥住不松手。　　　　“你不能……妈妈。”我扑向母亲怀里，抱住她哭叫。“爸爸走了，你再走……她们跟谁活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这是一声声裂人心肺的哭叫，久久在空中回荡不已；这是一声声充满绝望的哭叫，响彻整个冷漠、寂静的公园。……………感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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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身子倚在椅背上，脸颊微微仰起，紧闭着眼睑，那神态若同死却了一般，只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接二连三泰山压顶般的打击，潮起潮落没完没了……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明天没有，后天也不会有，深渊底下还是深渊。尽管母亲总是抱着近乎绝望的希望，力图用双翅护住小巢不受风暴的摧残，一息尚存就坚持下去。可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她既不能保护家也不能保住孩子，根本没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还要忍受新的折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犹如一棵正在倒下去的大树拼命用根须支住自己，然而不可能支撑多久……她被这苦海淹没了，超负荷的生活、精神、经济压力压垮了身心，真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死悠关之际，仍在竭尽全力地挣扎着，抉择着，走哪一条路？“妈妈，是我呀，你听到了没有，妈妈？”我摇着她的胳膊不停地说着，感到又孤单又害怕。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母亲抬起麻木的目光，呆呆地望着远处的天际，好像那虚空之中有我父亲不屈的身影……在对她说：“一切痛苦的道路都有驿站，死并不可怕，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死反倒是一种最勇敢的反抗精神。一个人在对黑暗搏斗的过程中，有力量庄严地迫使死神屈服——既是对那种所谓的胜利的鄙夷，又不会感到自己良心上有愧……而黑暗取得的胜利又是多么的可怜和微不足道！”他要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一个富有人性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明世界去。在那里，他们夫妻最终将结合成一体，领会到生命的辉煌和终结的全部欢乐……但是倏忽之间，母亲的眼前又闪现出我姐姐妹妹凄切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哀求她不能走这条绝路……我的泪腺早已流干，依偎在她怀里不动了。　　　　　　死寂笼罩着空旷的天坛公园。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她一口不罢一口吸着，定定地望着虚空。看得出她仍在黄泉路上徘徊，可是孩子们阻拦着，把她当作保护神，要求一个母亲选择此刻最不愿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为此而求生，为此而忍受痛苦的煎熬，必须进行绝望的搏斗。对她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太难了，担子太重了，她受不了，也支持不住……这是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且现在仅仅是开始。没有人能理解她，帮她指点一下迷津，宣泄一下苦闷，分担一点重负。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事，特别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没有人，没有人，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起风了，风打着呼哨卷起四周的尘土扑面而来。母亲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卷，脸色苍白、严峻。我们娘俩就这样在公园的连椅上坐着，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暮霭沉沉，落日的余辉剪出我们的身影。空荡荡的公园里越来越冷，灰色的寒雾从四面八方袭来，天就要黑了。终于，母亲在抽尽整整一盒烟后，选择了苦难的旅程。她站起身来，用手轻轻拢了把被寒风吹乱的头发，把那瓶安眠药丢进瑟缩的枯草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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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仔细地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５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了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２０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如今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活下去就有希望……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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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我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地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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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腥风血雨　　　　 　　　　 　　　　
一　　　　 　　　　　　１９６７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地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３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忧伤地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地辩解道：　　　　　　“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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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荒唐而疯狂的年代对历史，对后人应该有所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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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陪笑，宽宽地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一个劲儿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在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连连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　　　　　　“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那个荒唐而疯狂的年代对历史，对后人应该有所交待！　　　　是的!
　　　　作者: 于艾平
16:53:38　　　　那个荒唐而疯狂的年代对历史，对后人应该有所交待！　　应该地　　
　　很想了解那个狂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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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姨和蒋姨从此成为常客，和我家的关系最“铁”。　　　　　　３家之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呀肉呀饺子呀，都端着小盆送去尝个鲜。经常你送我一碗米，我送你一瓢面……怕人家说划不清界限，吕大姨和蒋姨在外面碰到母亲，总是装作陌生的样子遮人耳目，其实心里都有一盆火，对我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索性任人说三道四不在乎了。在我的印象中，蒋姨３０多岁时干瘦干瘦，佝偻着水蛇腰，小眼睛一眯缝就没了。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整天骂骂咧咧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人一着急就流清鼻涕，鼻孔下面像挂着一条蚯蚓。丈夫蒋文双是制糖工，多年的省、市劳动模范，老实巴交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家里家外就知道埋头干活。按东北的习惯，我该称蒋叔叔的妻子为蒋婶，可蒋婶娘家也姓孙，跟母亲同姓，所以让我们叫她蒋姨。　　　　　　吕大姨夫在锅炉车间工作，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术大拿。他过去脾气暴躁，因为老婆不能生儿育女动辄发火，经常打得吕大姨鼻青脸肿。一年前吕大姨夫患了直肠癌，去北京做过割去整个肛门的大手术，腰间接个漏管挂上屎袋子，医生说他顶多只有一年的活头。我看吕大姨夫平易近人，也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没对我们发过脾气。吕大姨是个美人，中等个儿，水汪汪的眼睛，身板笔挺，５０多岁的人，历经岁月的沧桑依旧别有一番风韵。他们老两口特别喜欢我，总拿出好东西给我吃，并多次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吕大姨整天烟不离嘴，说话间“哧”地吐出一口黏痰，划过一条长长的弧线又远又准地射向墙角。我模仿她的样子吐过几次，唾沫又短又散，一点准头也没有。吕大姨有气管炎，吐的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黏痰，且是杆七八岁就吸烟的“老烟枪”，我岂能是对手。不过烟吸多了坏处不少，吕大姨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不断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人没进屋咳嗽声就到了。“这都是气管不好闹的毛病，”她笑盈盈地说，“小孩子家可千万别学抽烟，除了咳嗽没一点好处！”　　　　　　这里我也要说说邻居老王电工一家人。　　　　　　老王家是山东黄县人，与母亲同是胶东半岛的老乡，讲一口地道的胶东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亲，乡音也亲。老王老婆同情母亲的遭遇，我挨打后经常来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常来常往。老王家的大儿子与我同班，他总想当班干部却总当不上，大家都叫他王官迷。那时候王官迷和我关系密切，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事就泡在我家，两眼骨碌碌转个不停，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我万万没想到王官迷是一颗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日后他靠整我一手制造出“反标事件”，颠倒黑白，大打出手，竭尽卑鄙无耻之手段爬上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头头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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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的时代,悲痛的历史,中华民族失落的十年.谢谢于老师让我们了解这段沉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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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不管什么朝代，有个把混水摸鱼的人不足为奇，世界大了什么人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你想积极要求进步没错，那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肚子屎半肚子屁，靠投机取巧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不是我说的，是老辈子千真万确的经验之谈。我这一生原谅过许多人，甚至是拔刀相见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好人，只不过是一时冲动，从没想靠整倒别人抬高自己。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王官迷批判我时竭尽能事，说我将抱着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永远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１９６９年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写下血书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了，而我因为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连农场都不肯接收。借用“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忠不忠，看行动”，王官迷却关键时刻原形毕露，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借口有“关节炎”留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大型机床厂……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克制对他的反感，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我产生如此大的仇恨？我们都是孩子，本来没有一点恩怨利害呀。可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流行病，一种使人心灵空虚最终导致残忍的嫉妒心理在作怪，皆因我是厂长的“公子”，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也许，这种罪恶的属性最初就潜伏在他的心中，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王官迷不过是把运动当作一个向上爬的机会，造反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私心而已。　　　　　　春节期间，彬子、春节和朋久来我家玩时说，在我和母亲去北京看病的期间，学校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学生召开过批判邹少将的大会，他们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愤怒批判邹少将打人的暴行，要他作出深刻的检讨，糖厂的职工也贴出大字报声援学生们的行动，不许造反派打人，不许红卫兵欺负无辜的孩子……这本来是“文革”中最正确的行动，是人性的觉醒和复苏，是糖厂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路线的萌芽。但造反派却跳出来干涉说，这是阶级敌人企图转移糖厂“文革”运动的大方向，勒令学生偃旗息鼓。造反派大权在握，终于运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将学生和职工的正义呼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此以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不管发生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了。　　　　　　大年初五，造反派即通知母亲去厂办公室报到。　　　　　　斜眼对母亲大发雷霆，指责我们竟敢以跳楼威胁造反派，并宣布厂里的决定，立即扣她一半工资偿还看病的费用。母亲据理力争，应该让打人凶手担负这笔费用，你们扣了工资，我们一家人怎么活？斜眼说我管不着你家的事，是死是活你自己想办法，再“无理取闹”准没好果子吃。末了，为报复我们，他又向母亲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勒令我们从现有的房子里搬进更小的房子去住，如不执行决定，革命造反派绝不心慈手软……母亲无奈，找邹少将的父亲要求赔偿医药费用，继续给我治病。老邹家已了解到厂里的态度，何况舆论又被压制了下去，便硬起腰板耍开无赖，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母亲欲哭无泪，只得咬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年月让人到哪里去讲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谁让她是走资派呢，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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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过后，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操纵下，北京１０余万学生走上长安街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掀起革命大批判狂潮，齐齐哈尔的走资派又被扣上一顶新的帽子——“二月逆流分子”。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党委书记冯燕川照例又是糖厂“二月逆流”的黑司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依次往下排队，都变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爪牙，轮番受到批斗。造反派正好找到借口报复我们，母亲又变作学校“二月逆流”首要分子，天天受到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我佩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整人的手段，简直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隔一段时间花样翻新。那些研究出整治走资派新招儿的人，大多都可以荣获“发明创造奖”，申请到“专利”。但他们既没有思想又缺乏智慧，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登大雅之堂。我只能封他们为“阶级斗争专家”，唯一赐予个别人的最高荣誉是“刽子手”。也不知造反派从哪儿取来的“真经”，又亮出大会批判、“小会帮助”的高招儿。大会批判我屡见不鲜，无非一片打倒的吼声再加上拳打脚踢，人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被批斗个不停，结局都是一致的。至于“小会帮助”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反正走资派们一听到“小会帮助”犹如谈虎色变，脸都白了，眼都绿了，比进阎王殿还恐怖十倍。每每母亲被“小会帮助”归来，好几天晚上都不能平躺着休息，总是侧着身子睡觉，走起路来身子直打晃不说，还不断用手揉着腰和屁股……母亲什么也不说，道出实情只会增加我们的担忧与烦恼。我问母亲什么是“二月逆流”？她想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尴尬地说：“管它二月三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就让他们有帽子往走资派脑袋上扣吧，你不让扣也不可能！”这种精神上的麻醉或许能使人感到平静些，因为任何争辩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给你讲理的机会。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严酷而孤寂的生活，母亲必须时时面对活下去的挑战，像一只任其屠宰的羔羊一样俯首就范……我着实替糖厂的走资派冤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做了靶子！　　　　　　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节俭了，上顿大饼子就小白菜，下顿高粱米就大萝卜，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肉星星。我那时就吃够了粗粮，至今见到苞米面都头疼。如今的人追赶“时髦”，大谈特谈粗粮营养如何丰富，比较讲究的饭店都上“贴大饼子就小咸鱼”这道“绿色食品”。一旦朋友们热情洋溢地请我品尝，我则诚惶诚恐地连连作揖，因为本人从小就是吃这种“美味佳肴”长大的，早已吃伤了，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再动一口……我眼眶的青紫消褪了，视力却恢复得很慢，母亲十分着急，不断领我去市第一医院看病，继续吃药。这样，经济就更加艰难了。尽管母亲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是省不出多少钱来。我纳闷母亲哪来的钱付药费，她每月才发一半工资呀，连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母亲不再买成盒的“经济”烟抽了，学邻居们抽起旱烟，经常像和尚打坐一样整夜的不睡觉，几乎愁白了头发。她把自己的困难、痛苦和眼泪都深深埋在肚子里，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困苦的煎熬，思索着筹钱的办法。苍白的脸上又增添了几分菜色，两腮因消瘦而塌陷，眼睛下印着乌黑的阴影，经常很疲惫，行动虚弱无力，一吃完饭就上炕躺着休息……　　　　　　有一次，天空飘着零星的清雪，空气清冽寒冷。母亲上午去市里了，要我下午在第一医院门口等她。我等到母亲，发现她大冬天直冒虚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有点感冒了。我说感冒还一大早上街，母亲支支吾吾说学校有点事要办，我心想你早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校还派你出来干什么事？医生检查过我的眼底，说这孩子的左眼已经明显好转，再过些日子就可望痊愈了。果然，在母亲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之下，一测视力，我的左眼视力从零点二上升到零点六。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谢过医生，喜盈盈地领我走出门诊室。下楼梯去取药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晃好悬没晕倒，我赶紧挽住她的胳膊，扶她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一会儿。“没事，早晨没吃东西……”母亲从头上取下围巾，抹着额头的虚汗安慰我道。“你把包里的水拿出来，我喝一口就好了。”我拿出手提包里的军用水壶摇了摇，里面还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母亲喝过水，有气无力地闭上眼睛，两臂抱在胸前靠向椅背说：　　　　　　“我休息一下……再去取药。”　　　　　　“我去吧，妈。”　　　　　　“那好，钱和药方都在包里。”　　　　　　常去医院，我知道怎么排队划价交款拿药，留母亲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她太累了，心理负担也太重，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快排到我划价了，打开包掏药方，除了药方还捎带出一张市中心血站的化验单。我蓦地一惊，以为母亲拿错了药方，定睛一看化验单的落款：“献血人：孙志刚。”脑袋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无怪母亲脸色苍白，原来是用卖血的钱为我看病……我的泪水涌出眼角，深恨自己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转身离开划价的窗口，找个角落平息了一会儿。我把药方和厚厚的病历统统撕烂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擦去泪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走近母亲。“拿药啦？”母亲缓了过来，把垂到脸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围上围巾轻轻地问。她笑得很不自然，似乎在勉强自己笑。我的心在流血，脸上却笑着回答：“拿好了。”搀起母亲步履沉重地走向医院大门口。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阴沉沉的天空像灌满了铅块，而比天空更沉重的是我们的心。　　　　　　母亲无泪。　　　　　　我流泪了。　　　　　　回到家里，母亲翻起手提包里的化验单，唯独没发现我的药方和病历本，什么都清楚了。母亲望着我一句话都没说，娘俩心照不宣，她再做错什么似的低声央求我上医院，我坚决地予以拒绝，从此也再不想吃什么药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左眼的视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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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苦难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蝼蚁般活着，苟且偷生，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苦中也有欢乐。　　　　　　春节家的娃哩一朝分娩，生下两个小狗崽。春节抱着没满月的小狗送到我家，母亲遵守诺言收下狗崽子，这下子可乐坏了我。小狗崽长着一身稀疏的灰毛，像肉球一样满地乱爬，两只湿润的大眼睛里闪着哀怨的光，冷得发抖。我在炕沿下用草絮个窝，不管有什么好东西都省给小狗崽吃，可它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面前的食物，一天到晚“嗷嗷”叫个不停。母亲说小狗崽想妈妈，叫几天就好了。她熬碗稀稀的苞米面粥，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起狗崽。慢慢地，它不再叫了，一睡醒就缠着我要东西吃。姐姐不喜欢小狗崽，嫌它随地大小便，有味。母亲说得先给小狗崽起个名字，训练它自觉按主人的指示到外面上厕所，我想出好多名字都觉不合适，母亲一锤定音道：“看这小玩意儿虎头虎脑的，就叫它虎子吧。”我有了这个小小的伙伴，待在家里也不寂寞了。虎子很快忘记自己的母亲，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了我多少难得的欢乐。它一会儿从里屋跑到外屋，一会儿又从外屋跑进里屋，跟我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我非常疼爱它，一有空儿就教它翻跟头、打滚，抬起两只前爪合在一起作揖。虎子学不好，笨头笨脑地乱滚乱翻，回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满地转圈，滑稽极啦。　　　　　　我梦想虎子长大了，变得比谁家的狗都棒，能像苏联猎狗那样到野外打猎叼野鸭子，寄予无限美妙的希望。可是我错了，虎子既有母系高贵的血统又有父系野性的血统，根本不会打猎。有一回我把虎子领出门外，让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雪覆盖着院子，四周一片洁白，强烈的阳光刺得虎子眯起眼睛，它试探着用爪子抓抓冰雪“嗷”的一声缩进屋来，怎么哄都不出去了。母亲不许我领虎子到外面玩，说它还小会冻坏的。这可倒好，它白天晚上都窝在家里，很少出去走动，或者趴在热烘烘的炕头上睡大觉，或者侧起耳朵听吕大姨、蒋姨和母亲唠家长里短。　　　　
我懂得东北人“穷欢乐”的意义了，一般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只能偶尔去俱乐部看看毛泽东思想文艺队演出，文化像沙漠一样单调乏味。尽管生活清贫得勉强填饱肚子，仍旧以自己的方式苦中求乐，打发一天又一天无聊的时光。处得来的邻居，晚上相互串门唠嗑是最大的享受和乐趣，要不怎么说是穷欢乐呢。大人们屁股沉，常常谈得兴致勃勃，以至于忘了时间，一坐一个晚上，净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七只眼的闲事……我只知道吕大姨是从拉哈镇来齐齐哈尔的，老家有六七个弟弟妹妹，因为她从不谈自己的身世，也不谈父母。而吕大姨夫是个横草不捏，竖草不拿，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老爷”，家里家外全靠吕大姨一个人忙活。吕大姨干起活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若有谁惹恼了她，厉害起来绝不饶人。有一次吕大姨和斜眼的老婆吵架，她可不惯着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家属，揪住斜眼老婆的头发就压在身下，一顿连掐带打，好长时间都不让她起来……母亲知道吕大姨当过妓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触及她的伤疤。母亲是聪明人，为什么要伤人家呢，自己的伤心事就够多的了。吕大姨却是个乐天派，讲起故事妙趣横生，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民间的笑话。例如大家都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突然有人放个屁，搞得我们很尴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吕大姨马上会接上个笑话圆场，绘声绘色道：　　　　　　“有一个屯子里的汉子办喜宴娶新媳妇，乡亲们抬着花轿吹吹打打走近新郎家。新媳妇的婆婆迎出门来抬头见喜，给看热闹的孩子们发喜糖，请亲朋好友们喝喜酒。这时候新媳妇想放屁，当着众人又不好意思放，于是一个劲儿憋着。等新郎官从花轿里扶出新娘子，婆婆赶过去送上见面礼，新媳妇一高兴，肚里的屁没憋住，‘噗’地一声放出来，周围人都傻眼了。婆婆嫌放屁不吉利，随机应变地打起哈哈：　　　　　　“‘新媳妇放一个屁，又有房子又有地’。　　　　　　“这一来新媳妇觉得没事了，马上放出第二个屁。婆婆皱起眉头，心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头一个屁我给你圆过去不就得了，又来一个，真他娘晦气！婆婆心里生气，嘴上还是打着哈哈：　　　　　　“‘新媳妇放两个屁，又生儿来又生女。’　　　　　　“新媳妇一听乐开了花，接着放出一串连珠屁。这下可气坏了婆婆，一阵笑声过后，她拍着大腿，冲着新媳妇没好气地骂：　　　　　　“‘不好，这小妖精要拉……真臭不要脸，快把她给我撵出去！’”　　　　
　　又见苦难　　　　仅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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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蒋姨生在农村，生活经历简单，从小没娘，１７岁那年爹早早就把她许配给老蒋家。蒋姨说，过门前从没见过蒋叔叔长什么样儿，只知道男方家里穷，是贫雇农、烈属，有一个老婆婆守着小儿子过日子。蒋姨心里直犯嘀咕：“穷倒不算什么，人好，别缺鼻子少眼就行。”直到新婚之际，蒋叔叔赶着爬犁来接她，蒋姨才发现丈夫是个比她还俊的棒小伙。每每蒋姨说到这儿，蒋叔叔就开玩笑：　　　　　　“你说没见过我，我还没见过你呢，我要是不穷就娶别人去。”　　　　　　“你敢？”蒋姨眼睛一瞪，抽着鼻孔里的清鼻涕说。　　　　　　蒋叔叔缩起肩膀，把身子朝前坐了坐，两手交叉着抱在一个膝盖上，始终笑眯眯地说：　　　　　　“不敢不敢！”　　　　　　“给你鼻子就上脸，我跟你就算瞎眼，除了我谁还肯嫁？”　　　　　　“是啊，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好个屁，人家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你就别拿好话骗自己了……”她发现自己的烟快抽没了，立即支使蒋叔叔。“去，回家取盒烟来。”　　　　　　蒋姨整天坐在家里发号施令，指使丈夫东跑西颠。蒋叔叔是出了名怕老婆的“气管炎”，平常总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把火发！”当真颠颠地回去取来一盒“经济”烟，每个大人发了一支。蒋姨仍不罢休，又埋怨他没带火柴来。母亲看不下去了，劝道：“他蒋姨，快别折腾他蒋叔了，我家就连盒洋火都没有吗！”可是蒋姨不依不饶，非逼着蒋叔叔又回去一趟取来火柴这才乐了。母亲常说：“别看你吕大姨、蒋姨没文化，就惦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事，可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真叫人又可敬又可佩！”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必定是母亲回忆一段战争时期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蜷缩在母亲的身旁，搂着虎子百听不厌，直到迷糊过去等串门的人散场了，母亲才叫我脱衣服睡觉。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讲她反扫荡的故事，有时候还缠着她再讲两遍。　　　　
　　支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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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初春，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对我抗日军民实施铁壁合围，反复大拉网。有一天夜晚，空中飘着雪花，母亲所在的文登师范学校和部队冲散了，学生们都被围在一座山头上。山下到处是鬼子点起的篝火，一圈又一圈地包围着山头，同学们有的窝在山洞里，有的趴在灌木丛中，时而有汉奸向山上喊话：“土八路，你们下来投降吧，再不投降，皇军天亮就要发起进攻啦！”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听了敌人的宣传，躲开大伙悄悄下山投降了。老师发给留下的学生每人一颗手榴弹，神情严峻地说：　　　　　　“我们发誓，宁死不当亡国奴！”　　　　　　母亲和同学们庄严地举起手榴弹宣誓：　　　　　　“宁死不当亡国奴！”　　　　　　老师告诉大家，等男生摸到篝火旁扔出手榴弹炸灭火堆，女生就往外冲，冲出去就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男同学们投出手榴弹，母亲不管不顾地往山下冲，鬼子的机枪爆豆般响起来，打倒不少前面的同学。母亲虽冲出撕破口，敌人包抄过来一下子冲散了女生的队伍，几个汉奸逮住一个女同学大喊：“女八路……抓活的！”鬼子停止机枪扫射，端着刺刀上来抓花姑娘。混乱中母亲竟忘记怎么用手榴弹，一个鬼子兵抓住母亲的胳膊，她回手狠命用手榴弹砸向对方的脑袋，鬼子大声喘着粗气一下仆倒在地。这工夫，另一个鬼子扑了上来，抓住她的大衣死死不放手。母亲急了，用力挣脱掉大衣金蝉脱壳跳下一条山沟沟。鬼子兵只抓住一件空大衣，恼羞成怒地跟着跳下山沟，几个鬼子一边开枪一边穷追不舍。母亲地形熟，又挣脱笨重的军大衣，顺着黑黝黝的深沟跑得飞快。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实在跑不动，一头撞死也不能当俘虏。”事后她自嘲：“当时我晕了，手榴弹还没丢，怎么不用它炸鬼子呢！”母亲钻出山沟，子弹飕飕地掠过身边擦破她的单军装，人却丝毫未损。她跑进一个小村庄，身后的鬼子也追进村口。母亲焦急地敲了几家院门，深更半夜兵荒马乱哪户人家都不敢开门。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家院门开了，一个老太太将她拽进院里，二话不说搬开房角的石块让她钻了进去。母亲躲在房屋的夹壁里，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鬼子脚跟脚地闯进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喝问老人：　　　　　　“女八路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我在家睡觉，没有生人来。”老人说。　　　　　　　　
　　　　　　精彩的故事，苦难的生活！　　　　　　
　　精彩的故事，苦难的生活！　　　　
好久不见,甚上想念!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他们明明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却一口咬定没人进来过。鬼子气急败坏地抡起枪托打老人，母亲听到老人的喊叫声，又有人用什么东西敲击墙壁。突然急中生智想起老师教自己怎么用手榴弹了。镇定地打开保险盖，拉起导火索，横下一条心，搜查出墙口自己就同归于尽。鬼子折腾一通没发现什么，他们怕受民兵的袭击不敢耽搁时间，悻悻地回部队了。母亲长长地出了口气，一摸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沉寂好长时间，老人扒开墙口低低地说：　　　　　　“闺女，没事了，出来透口气吧。”　　　　　　母亲出来后，才看到老人被鬼子打得不轻，满嘴角都是血迹，连腮帮都肿起老高。鼻子一酸跪向老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老人扶起她说：　　　　　　“别这么说，闺女，不用谢我，我也有个孩子在队伍上……”　　　　　　母亲认老太太做了干妈，在她家里躲藏两天两夜，等鬼子大部队撤退了，老人才放母亲返回学校。临走前，老人给干闺女的脸颊抹上锅底灰，换上她儿子的破棉袄，装扮成假小子，一直送出山口，还依依难舍地挥着手……　　　　　　“后来你见到她了？”我问。　　　　　　“没有，”母亲微微摇头，“反扫荡胜利后，我专门请假带上礼物去看望干妈……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烧平了……”　　　　　　我们一阵沉默，在心里祝愿好心的老人能躲过战火，安然无恙。　　　　　　过一段日子，我又问母亲：　　　　　　“你究竟打没打死那个鬼子？”　　　　　　“黑灯瞎火的，可能，反正他倒下了。”　　　　　　“我没想到妈还敢杀人？”　　　　　　“那时候不是你打死鬼子，就是鬼子打死你。”　　　　　　“那造反派打你，为啥从不还手？”　　　　　　“为你们……”母亲茫然而凄然地望着我，老半天才狠狠道。“谁都明白给自己留条后路，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人往死里逼，狗急还能跳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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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从一个城市的普通家庭展开，真实地记述了中国60年代末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在少年的眼中，幸福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世界成了一座刀光剑影鲜血淋漓的战场。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变成了坏人，大哥哥大姐姐们变成了红卫兵，自己也变成了任人欺凌的狗崽子。运动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造反派构成了红色政治最基层的主流。街道上的早请示，晚汇报，市场里的背语录，跳忠字舞，以及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作者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鞭戒尺，警醒后人的灵魂。　　——————————————————————————————————　　　
不能忘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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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故事，苦难的生活！　　　　　　　抱歉,字打错了,应该是好久未见,甚是想念!　　　
　　力挺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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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二　　　　　　　　糖厂的女人们唠嗑时从不闲着，一律嘴角叼着卷烟，手里搓着麻绳或纳着鞋底。男人大多工资低，孩子又多，穿衣戴帽能省就省，能做就做。　　　　　　我记得前两趟房的老杨家，女主人就是那个搞破鞋被批斗过的杨八角，前前后后一共养１０个孩子，还不算有两个得病没养活的。老大和老小相差２０岁，大姐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弟弟乘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她生的孩子，用手指逗着孩子的小鸡鸡啧啧赞叹：“瞧人家这闺女真会养，头胎就抱个大胖小子！”大姐顿时从额头一直红到脖子根，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再不敢抱着小弟弟出家门了。老杨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穷到几个孩子盖一床被子的程度，过年过节买不起凭票供应的糖果，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小勺炒葵花子。杨八角却整天忙着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纳鞋底，其乐融融，其乐无穷。母亲有时候劝杨八角：　　　　　　“他杨婶，别养了，再累下去人就垮了。”　　　　　　“我这辈子就喜欢孩子，喜欢养带把儿的小子。”杨八角笑吟吟道，“放一只羊也是放，赶一群羊也是赶，等他们长大我就有清福享啦！”　　　　　　为证实爱养“带把儿”的好处，她还说了段顺口溜：　　　　 　　　　　　别看我穿得破，　　　　　　裤兜里有好货。　　　　　　两个咸鸭子，　　　　　　一根胡萝卜。　　　　 　　　　　　吕大姨没孩子，生活条件好，经常帮助母亲搓麻绳，纳鞋底，做单鞋、棉鞋，做一双鞋比买一双鞋能节约三四元钱。我熟悉整个做鞋的工序，看得津津有味。第一道工序找出破被单、旧桌布和旧衣裤，剪成一块块布铺在面板上，用面粉打成稠糨糊一层层涂匀，铺上３层破布摁结实，然后将面板倚在火墙旁烘干，做成鞋垫般厚薄的“袼褙”。母亲按照我们脚的尺寸剪出大小，用白布包上鞋底边，把十几层的“袼褙”压在一起，就成为半成品的鞋底了。第二道工序去杂货商店买回一大绺麻胚，一点点撕开，并在一起放在大腿上搓成麻绳，然后缠成一个个绳团子。第三道工序剪出鞋帮，戴上铜顶针飞针走线纳鞋底，针角密集到一针挨着一针的程度，再把鞋帮缝在硬邦邦的鞋底上，我便穿上新单鞋或棉鞋了。这种鞋子看上去有点“土气”，穿上却结实舒服。我穿在脚上，暖在心里，走在大街上照样非常自豪，这是母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硕果，买的鞋子哪比得上！　　　　　　吕大姨和蒋姨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知心的人，母亲碰到什么难事都和她们商量，几乎无话不谈。我听母亲纳鞋底时念叨搬家的事，造反派逼得紧，看情况我们是顶不住了。　　　　　　“孙老妹啊，那也好，树挪死，人挪活。挪动挪动换换风水，说不定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吕大姨叼着烟卷，从宽牙缝里喷出烟雾，宽慰母亲道。“再说房小冬天取暖烧得少，也能省点煤钱。”　　　　　　“孙姐，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撵你？”蒋姨抽着鼻涕，用舌头把针从嘴的一边移向另一边。“小房子也得挑挑，阴面冷。”　　　　　　“要不，跟我们住吧，”吕大姨建议，远远地吐出一口浓痰。“我们那趟房屋子是最小的。”　　　　　　“敢情好了，”母亲沉吟了一下，显出困惑与惆怅。“我愿意，不知人家愿不愿意换？”　　　　　　“你去说说看，我的隔壁孩子多，早就吵吵着要大房，你以大换小他还巴不得呢。”　　　　
“我看吕嫂的主意不错，他留咱住咱还不稀罕住了呢。”蒋姨弯下腰去，大声地擤着鼻涕。“就这么办，还犹豫啥，说搬就搬，我准备好东西给你‘温锅’。”　　　　　　母亲没让造反派扫地出门，自己主动和人家换房了。　　　　
天无绝人之路，那家正求之不得，双方很快说妥立即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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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致想和吕大姨做邻居，新居与她门靠门，两家之间隔一道矮木板皮扎的院墙，蒋姨家住在斜对面，把前一趟房的房头。谁也没想到，母亲这一步多么英明正确，后来我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多次受到邻居家的保护，不知躲过多少顿痛打，少受多少折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那次搬家很热闹，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叔都动手帮我们搬东西，粉刷新屋。我的虎子真聪明，老早就明白主人要搬进新家，在外屋锅台下给自己找了个住处，又暖和又美。我不知道糖厂还有没有比这更小的宿舍了？新家一趟房分南北两面住，阳面一家，阴面一家，每家１６平方左右。里屋砌起一铺大炕，放上一张写字台，外屋垒起一个大锅台，放上口水缸，基本上没空间了。就居住条件来说，这原是两口人住的房子，现在却挤进我家４口人！据我所知，造反派不仅仅将我们一家人撵出原来并不宽裕的住处，同样将党委书记冯燕川一家９口赶进一处里外间的房子，老少三代勉强有立锥之地，屋里屋外尽是床铺。天知道还能怎么整治走资派，再往外撵就得住马厩了……屋小，仅有的那点家具都没地方摆。吕大姨夫送来两根长木头方子，在大炕里面搭起个被褥架。母亲将两个箱子和被褥摆在上面，差点没摞上天花板。好在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其余的坛坛罐罐只好放在院子里。　　　　　　“先堆在外面吧，”蒋姨说，“等捡点砖头，盖起仓房就有地方放了。”　　　　　　这已经令母亲感激不尽。　　　　　　我们住进新居，一铺大炕欢欢喜喜躺下全家人，我把炕头，母亲隔在我和姐姐妹妹中间。第二天傍晚，母亲去黄沙滩副食商店买些肉和蔬菜，精心做了几个炒菜，摆出茅台酒答谢仗义相助的邻居们。吕大姨送来一小盆猪血肠，蒋姨送来一大盆酸菜，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来了，热热闹闹地“温锅”。大家一进门就上炕，围着炕桌盘腿大坐。我是小辈，坐在母亲身边的炕沿上，姐姐妹妹和蒋姨家的闺女都在锅台上吃饭。虎子见家里来这么多客人不敢上炕了，两只前爪扒着炕沿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呜呜”地叫着要东西吃。我趁大人不注意，装作夹起的血肠太滑掉在地下，虎子接着咽进肚里。它不知足，刚吞下一块又要，母亲瞪起眼睛不许我给它吃了，怕撑坏它的小肚皮。我摊开双手表示真的没有东西了，虎子才意犹未尽地舔着舌头摇摇尾巴，趴在脚下睡开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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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间，母亲笑逐颜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最喜欢看母亲笑，尽管她心里充满苦涩，那笑依然灿烂，嘴角还旋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快别这样，谢啥，孤儿寡母的，想办法熬过这段苦日子就好了。”吕大姨说着又接上一支烟，“呸“地一下吐掉粘在舌尖的烟丝。“开春喂几只鸡，养两个小猪崽吧……好补贴补贴生活。”　　　　　　“养七八只小母鸡，用鸡蛋换麸子，”蒋姨掰着手指头算起养鸡和猪的连锁账，以补充我们那点可怜的供应。“再用麸子喂鸡和猪，到春节卖一口半猪，一年的花销都有了……留半扇猪给孩子吃，合算，就是累点。”　　　　　　“累倒不怕……”母亲欲说还休，抿紧嘴唇。　　　　　　“不就是手头紧吗……孙老妹，你有心，我给你垫上。”吕大姨夫诚心诚意地说。“先把小猪崽抓回家，等猪长大卖出去，年底再还我们也不迟。”　　　　　　“小鸡崽也不用买，花那个钱干啥。”蒋叔叔笑呵呵道，“孙姐，我们给你几个鸡蛋，可以用手孵嘛。”　　　　　　“那就这么办。”　　　　　　母亲举起酒盅敬邻居们，为他们理解一个寡妇人家难以言喻的苦衷。　　　　　　３月过去，学校仍未开学。为建仓房，我们一家人都有事干了。气温渐渐升高，外面不那么天寒地冻，街上积满正在融化的雪。姐姐、我和妹妹都出去捡砖头，满厂区、家属院内转悠，把大大小小的砖头石块都用土篮拐回家。蒋叔叔告诉我们，小的可以打地基，大的可以垒墙壁。母亲下班回来也拐着个土篮，里面装满破砖头。碰到谁家扒炕、修房子，我们必定等着捡人家清出来的碎砖。拉回家后也不能闲着，一家人都拿着斧子、破菜刀、铁锨头，蹲在院子里“丁丁当当”地敲打碎砖头，清除上面的黏土、石灰和水泥。这是一种叫你非常心烦的活儿，黏土和石灰好敲，三下两下就清除干净。水泥不好敲，几块砖头连在一起形成个大坨，比铁还结实，一斧子下去直冒白烟，震得人手虎口生疼。吕大姨说算啦孩子，咱可不费那个傻劲儿，留着它打地基吧……没过多少日子，我家的院里堆起一个好大的碎砖头垛。母亲欣慰地笑了，照这样下去积少成多，５月份就能盖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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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糖厂学校初三的学生都去参加体检。　　　　　　“文革”中有句响亮的口号：“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我多么渴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骑马挎枪保边疆，哪怕有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戴在脑袋上，也别提有多美了。　　　　　　可我知道莫说岁数小，凭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这一点，够年龄部队也不会要的。伙伴们都讥笑春节像副骨头架子，那风一吹就能刮倒的身板怎么能当兵？没想到春节吉星高照，整个糖厂子弟学校只有他一个学生通过体检，着实令我们羡慕不已一番。春节临走之前，我们都为他祝福，既沉浸在喜悦之中又有点依依不舍。母亲喜欢春节，说他在那么严酷的情况下也尊重老师，见了她姨长姨短，懂礼貌，有正事。母亲上班去了，小伙伴们聚集在我家玩耍，打扑克，我赢了给人家满脸挂纸条；下象棋，人家赢了让我钻桌底。春节出去串联过，比我们懂得多，能摆弄电匣子收听海外的短波节目……伙伴们虽然和王官迷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因为他是我的同学，两家大人又是老乡，却也能容忍他的存在。每每这种时候，王官迷总是坐在一边听着、看着，眯起的眼里闪着不可琢磨的光，好像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关注，随时准备充分利用……但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春节戴着大红花，被学校敲锣打鼓地送走了，好不隆重。　　　　　　临走时，他把自己的４盘甩线留给我作纪念，礼轻情义重，他要４年才能复员回家，我没了一个心心相印的朋友，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沉闷和失落中度过的。实在无聊，我便用读书消磨时间，又一次搬出父亲的藏书，看《西游记》《水浒》《红楼梦》。本来，母亲早把这些书藏进写字台的小柜，怕红卫兵说我家有封、资、修的残余来“破四旧”，书架上只摆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母亲多次鼓励我读些政治书籍，好有政治头脑。我曾试着翻阅厚厚的４卷《毛泽东选集》，见父亲在书里画满圈圈点点，可我没经历过战争，怎么用心都读不进去。对我来说那些长篇大论过于深奥，我也实在对战争时期的论述不感兴趣。　　　　　　母亲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意思是大人看过《三国演义》就变得老奸巨滑了，小孩看过《西游记》就变得无法无天了。她唯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且把姐姐比作薛宝钗，我比作贾宝玉。姐姐听话会来事儿，从不惹祸，我是个“混世魔王”，姥姥不喜，舅舅不爱。母亲的比喻让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好像中国人看了《红楼梦》都自动对号入坐。我还小，没到青春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一点都不喜欢《红楼梦》，什么情哥哥、甜妹妹，恶心！让姐姐做薛宝钗好了，我才不做贾宝玉呢，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东西，整天泡在女人堆里，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我更喜欢读《西游记》，幻想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金箍棒一挥天下无敌。我晚上把书放回写字台里，白天趁母亲上班贪婪地看完一段又一段，完全沉浸在吴承恩虚构的世界里。我产生一个朦朦胧胧的想法，希望自己将来有那么一天（一天也好），当个作家写书给人家看。当然了，这是一个孩子天真可笑的理想，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相信，一个只读５年书的小学生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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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成真，现在于老师已经是个大作家了，呵呵　　　　这也算是苦难带来的财富吧　　　　
　　苦难是成才的襁褓,谁努力都能成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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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我迷上了读书，整日躺在炕上囫囵吞枣，并没有防备王官迷，他来串门照看不误。王官迷长着一副苦相，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三角眼，塌鼻梁，厚嘴唇，用鬼头蛤蟆眼形容最准确不过。他非常反感我读《西游记》，认为是“黄书”，属封、资、修的东西，孩子读了会学坏。我不以为然，知识使人进步，即使“黄书”也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其实我并不懂得什么文化遗产，只要老师说过便拉大旗做虎皮。我记得非常清楚，王官迷老是认为自己全是对的，从不问不听不想人家怎么说，反而流露出看不起的意思，仿佛压根儿就不值得一提。为驳倒“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举过个例子，他亲戚家有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整天读闲书、黄书走火入魔，大白天都色迷迷地想女人。我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岩脑袋打交道，不能不反驳几句，问：　　　　　　“他读了什么书，能说具体点么？”　　　　　　“《新儿女英雄传》。”　　　　　　“不会吧，我看过那本书。”我没弄懂他的问题什么意思，表示置疑。那是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故事很吸引人，我不知道它的害处在哪里？怎么能和想女人学坏联系上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王官迷颇有些义愤填膺了，双手摁在膝盖上，顿了一顿接下去。“那里面有‘骚干’事，从不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成果，净乱搞破鞋。要是碰上我，早就把他揭发出来……”　　　　　　“你揭发人家干什么？”　　　　　　“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当上红卫兵头头，决不许作者再散布流毒。”他的脸红了，突然用斩钉截铁的声调恶狠狠说。“非造他的反，革他的命，抄他的家，看他敢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你看过书里的内容吗？”　　　　　　“中毒怎么办……没有。”　　　　　　“没看过怎么瞎评论。”　　　　　　“我听别人说的。”　　　　　　“你没事实根据，那不是望风捕影么？”　　　　　　“有书就是事实，那本书是一株大毒草。”他眼皮都不抬地阴沉着脸，仿佛目光里藏着什么。“作者的心黑透了，应该彻底砸烂他，再踏上一千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拉倒吧！”　　　　　　我不再讨论了，不是没话说，只是没有兴趣。王官迷的逻辑使我震惊，谈什么都要争论，真替他脸红。他整天跃跃欲试在红卫兵组织里混个一官半职，动辄毛主席教导我们如何如何，满嘴大口号，怎么连毛主席讲的一条最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尝一口。”我厌恶他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没看过《新儿女英雄传》怎么有资格妄加评论人家的作品呢？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胜惊异！仔细想想，糖厂一般家长管教严格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错，参加批斗大会总是躲在会场最后面，都能自觉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造谣中伤落井下石，将来也有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而那些争当头头的红卫兵，尽管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红得发紫，大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学习差的学生，说起话来驴唇不对马嘴，整人、打人却无师自通。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不惜牺牲别人抬高自己，一来运动即变成急先锋，争取捞点政治资本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但无论爬得多高，上得多快，到头来还是为时代所抛弃……我的伙伴彬子、铁南、春节均属于前一类人，王官迷则属于后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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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１９６７年４月，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　　　　　　糖厂学生又上课了，学校全面模仿军队建制进行机构改革，各个年级变成连、排、班。王官迷机会来了，上串下跳积极出击，大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批特批学校的走资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主见，只不过野心越来越大想当我们班的排长，变得凶狠起来。我心里非常反感，他受谁蒙蔽了？干吗自欺欺人！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远，我始料未及。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一看风头不对，马上见风使舵，一夜之间像患传染病似的谁也不愿理睬我，不跟我多说一句话。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冷漠紧张，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我感到他们是在联合起来故意与我作对，既然一个狗崽子的自尊对他们无所谓，我也产生了极大的对抗情绪。在竞选排长的班会上，班主任李老师宣布全班同学都有资格参加竞选，我明知不能还是不甘心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鼓足勇气参加竞选了。可想而知我败得一塌糊涂，除了我自己投给自己一票，全班举手通过竞选结果时，竟没有一个同学表示赞同。看上去我当时一定像挨了一记闷棍那样狼狈不堪，还在下意识地望着四周，期待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出面支持我，可是枉费心机，没有一个人举手，绝大多数同学都低下头去，少数同学碰上我的目光马上不自然回避……我打了一场败仗，又不敢面对失败，胸间涌上一股滑稽而又愤怒的感觉，恨恨道：“见鬼去吧，你们全是墙头草，势力眼，应声虫！”这一次竞选伤透了我的心，他们早已串通好内定王官迷当排长，不过庄严地走个过场假戏真做而已。王官迷有意使我难堪，得意忘形地说：“收起你当少先队大队长那套吧，你想竞选排长？不看看现在是什么身份，有没有资格！”我恨，恨我过去瞎了眼，没看出他是个变色龙，更瞧不惯那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态。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了！　　　　我开始和他疏远了。　　　　　　学校基本上不上文化课，整天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提不起兴趣，一放学就往家里跑，好奇地看母亲用手孵的鸡蛋。　　　　　　蒋姨送给我们家２０个鸡蛋，说都是经过公鸡踩蛋的母鸡下的，３０天后准能孵出小鸡崽。母亲将这些鸡蛋用棉花包住放在炕头的一角上孵化，一早一晚都用手转圈摸上一遍。我见过邻居家的小母鸡不好好生蛋，用嘴一口口叨来草絮窝，别的母鸡下蛋它就抢，用爪子扒拉到自己脚下，整天趴在鸡蛋上面一动不动。邻居家阿姨生气地抓住小母鸡的翅膀和爪子，按住它的脑袋往水里浸，三天两头地浸一次不说，还一边浸一边恨恨地骂道：“要你发情，要你发情，再不下蛋就杀了你！”我对母亲的做法有点将信将疑，没有老母鸡抱窝怎么能孵出小鸡呢？母亲每天都将用手摸过的鸡蛋举到灯光下仔细察看，偶尔还沮丧地扔掉一个“臭蛋”。我奇哉怪哉：　　　　　　“妈，我常听人家说混蛋、滚蛋、捣蛋、屎蛋，却从没听说过什么‘臭蛋’，怎么有‘臭蛋’呢？”　　　　　　我这么一问，母亲也愣了，笑着解释：　　　　　　“炕头太热，我们孵的鸡蛋坏了，就变成‘臭蛋’呗。”　　　　　　“你怎么看出臭了，我一点味儿都没闻到？”　　　　　　“你看，好的鸡蛋在灯光下透明，里面布满黑色的血丝，这说明快孕育成胚胎了。”母亲将鸡蛋举到灯光下，一边转动着一边说。“不好的鸡蛋里面混混沌沌，那就是臭了。”　　　　　　母亲不许我用手孵鸡蛋，怕我毛手毛脚打碎鸡蛋。我好奇心重，偏要试试孵小鸡是什么滋味，趁母亲不在家时偷偷地孵，心想母亲你真笨，在太阳下看鸡蛋不比灯光下清楚多了。我不厌其烦地用手摸着鸡蛋，一个一个拿到屋外放在太阳光下观察，真的看到里面的胚胎，恨不能马上孵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崽。没想到我弄巧成拙，让正在孵化的鸡蛋受凉，一少半变得混混沌沌。母亲百思不得其解，一遍遍试着炕头的温度，将一些鸡蛋举在灯光下左看右看，自言自语：“温度差不多呀，这么多都坏啦！”不是母亲笨，是我笨得聪明！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在太阳下观察鸡蛋了，怕温度低冻坏正在孕育的胚胎。是我使这些胚胎都患上重感冒高烧４０度死去的。我装模作样地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鸡蛋，举到灯光下看看，扔进垃圾桶里说：“上次我拉掉一个名称‘坏蛋’，它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坏蛋了，应该立即揪出来打倒砸烂，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发虚。　　　　　　母亲无可奈何地搓着双手，一副好心痛的神态。这一次她没有扔“臭蛋”，放在锅里煮熟做了虎子的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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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头草，势力眼，应声虫！”这一次竞选伤透了我的心，他们早已串通好内定王官迷当排长，不过庄严地走个过场假戏真做而已。王官迷有意使我难堪，得意忘形地说：“收起你当少先队大队长那套吧，你想竞选排长？不看看现在是什么身份，有没有资格！”我恨，恨我过去瞎了眼，没看出他是个变色龙，更瞧不惯那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态。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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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我的虎子突飞猛长，几个月来明显长高，身体长大了几倍，由原来毛茸茸的肉球变成小板凳般敦实的黑灰色小狗。虎子是二串子，既继承母亲娃哩的一身长毛，又继承父亲大笨狗的粗大，它的四根腿肉柱子一样立在地上，脖子上的长毛像大衣翻领，从颈下到脊背上密密实实围了一圈。虎子总是饿，什么残汤剩饭都咽进肚子里，不撑得肚皮滚瓜溜圆决不罢休。母亲说虎子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快顶一个小孩子多了，再这样下去还不如养个小猪崽合算，是撵它出去自己打“野食”的时候了。东北人说打“野食”，就是让鸡呀狗呀自己出去找东西吃。我舍不得离开虎子，偷偷给它大饼子吃，虎子还是不饱，一有机会就往西下洼跑，汗水淋淋地叼回什么东西蹲在院子里吃，吃不完就用爪子扒个坑埋起来留着下顿享用。我经常和虎子闹着玩，挖出它埋的猪骨头藏到其他地方，看它急得满院子乱转乱闻，不断摇头晃脑地用前爪扒埋东西的地点，一定是好生奇怪自己藏的食物哪里去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我搞的恶作剧。我哈哈大笑，它莫名其妙，直到我与心不忍将东西暴露出来，它仍旧毫无怨气地俯首贴耳。有一次，我看见虎子趴在院子里啃着什么，以为又叼回来什么好东西了，蹑手蹑脚走过去察看，天啊，是一块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我勃然大怒，不理解它怎么吃起屎来，一阵拳打脚踢，揍得它“嗷嗷”叫着满地乱滚。　　　　　　母亲走出门来喊住我，问为什么打虎子？　　　　　　“它没出息，吃屎！”我生气地说。　　　　　　“你没听说狗改不了吃屎么？”母亲笑了。　　　　　　“那它为啥还用舌头舔我的手？”　　　　　　“它是狗呀……”　　　　　　“臭死啦，我揍它！”　　　　　　“你打它也改不了。”　　　　
虎子躲在母亲的身后，竖起一只耳朵，微微抬起颧骨突出的大脑袋委屈地哼哼着。　　　　
“还委屈呢，看你敢再吃。”我气不打一处来地又赏它一脚，“你是个不吃好粮食的坏狗！”　　　　
母亲说得一点不错，我怎么教育虎子也没有用，下一次它还会叼回来一块屎橛子，记吃不记打。我有办法，关虎子禁闭，一连几天不许它出院门，可是它趁我不在的工夫溜出去，又叼回来一块屎橛子，自己躲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心满意足地微闭着眼睛，埋头大吃大嚼，看样子香极了。我终于明白“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老话的意思了，无论一个你说什么，虎子都无所谓，无奈之下再也不许它舔我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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