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舟 ⊙ 缤纷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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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韩国李箱文学奖获奖作：《妻子的箱子》&(阅读5399次)
（1998年第22届“李箱文学奖”获奖作）&&&&&&&&&&&&&&&&&&&&&&&&&&&& 妻子的箱子&&&&&&&&&&&&&&&&&&&&&&&&&&【韩国】殷熙耕&&&&&&&&&&&&&&&&&&&&&&&&&&&&&&&&&&&&&&&&&&&&&&&&&&&&&& 薛舟&&徐丽红&&译殷熙耕，1959年生于全罗北道高昌，毕业于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1995年当选《东亚日报》新春文艺，登上文坛，同年长篇小说《鸟的礼物》荣获“文学村小说奖”。1997年获得“东西文学奖”。1998年以中篇小说《妻子的箱子》获第22届“李箱文学奖”。2001年中篇小说《我曾经住过的房间》获得韩国小说家协会主办的第26届“韩国小说文学奖”。“殷熙耕擅长以细致入微的手法挖掘被遮蔽的女性欲望”，她被批评家誉为韩国当代文坛代表性作家之一。2004年5月，殷熙耕小说集《搭讪》由花城出版社翻译出版。我最后一次走进妻子的房间。环绕着绿色光线的墙壁，面向墙壁摆放的德式书桌，以及放在窗边的安乐椅，它们中间飘荡着迷离的香气。此外还有一些箱子。妻子有很多箱子。有的箱子装着她用整整一个季节刺绣而成的打字谱，有的箱子装着一打信。都是些很久以前的信，已经变黄，墨迹也四下里洇开。最近没见她收到过信。还有的箱子盛着妻子刚怀孕时她那些爱凑热闹的朋友送来的白色奶襟。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妻子自然流产了，之后就再也不能怀上孩子。但是妻子仍然保留着这些东西。妻子的箱子，承载着过往的岁月掠过她身体时所留下的伤口。人们都用伤痛恢复之后留在那里的伤疤来记载伤痛。就像随身携带的伤疤，妻子把箱子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我打开最上面的箱子。一条粗糙的贝壳项链斜躺在里面。想起来了。那是在新婚旅行时从海滨纪念品商店里买来的。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的妻子眼含大海，而我却朝向大海，想把她一滴滴洒落下来的明快笑声装进口袋里。然而妻子已经不在这里了。就像妻子的德式书桌紧紧地关闭着，就像妻子经常放在书桌上的带橡皮的黄色铅笔永远埋没在黑暗中，妻子的存在已经被废弃了。明天，搬家公司人就要来人了。他们会把整个房间装进一只巨大的箱子。那时妻子的房间也就消失了。租金都交过了，还没住上几个月为什么又要搬家？近来房租价格猛涨，几乎成复比增长，这个时候你选择搬家，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房东这样问我，我却不知该如何作答。现在我才知道其中的原由，在这里等待妻子重新回来，实在太痛苦了。我要离开。妻子的房间没有了，我就可以不等她了吗？不是的。可我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只等她。如果的确需要做点什么……最先要做的应该是诅咒妻子。不带一丝宽恕，把愤怒放到磨刀石上，磨平。这把生锈的刀从没想过要用到妻子身上，上面慢慢地渗出阴险的黑色水珠，弄湿了灰色的磨刀石，然后落到地上，与泥土交融。我把清水泼上磨刀石，银色的刀刃缓缓闪光。我逼视着这一切。我怎么可以原谅她呢？我缓缓走向窗户。每走一步，萦绕房间的奇怪香味就会切近地掠过我的鼻子。那香味好象来自关闭已久废弃了的抽屉里的防虫剂，又象是来自喷在假花上的异国香水。很明显，这不是妻子的气味。窗户旁边放着妻子的安乐椅。除了书桌，这把椅子就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妻子经常蜷缩在上面睡午觉。她说椅子很深，像坟墓一样舒服。妻子把腿盘在胸前，蜷缩着，妻子就像土鳖把身子卷成一个圆藏在树叶之后。我想起那些夜晚，因为找不到缩成一团的妻子的入口而大汗淋漓。我们是夫妻，这是很自然很愉快的事。我这样说时，她把嘴唇贴到我的脸上，跟我窃窃私语。真的，我真想好好待你。可她的身体却冷冰冰的。为了让她干燥的身体变得润滑，我耐心地抚摸镶嵌在她身体中间的嘴唇般大小的按钮。我进入她勉强打开的身体里面，妻子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我爱你，她无精打采地喃喃自语。每当这时，她的眼圈都是湿润的。妻子到底对我做过什么呢！我在狭窄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仿佛要用脚印将整个地面覆盖，我用力地踩着地毯。上个星期，我扔下妻子独自回来了。我不忍心把她杀死，但并不是因此而不杀她。走出妻子的房间，我把手伸向门环，这才知道那让人难受的气味来自哪里。房门内侧挂着一个黑红色的花环，气味就从放在里面的香包发出来。灵魂挥发了，时间的黑影却仍然如影随形，就跟活着时一样。花的标本。我走出妻子的房间，防腐剂气味依稀飘荡的坟墓。妻子不在，就连妻子的标本也不在这里。去年三月我们搬到新都市。以前住的江南公寓里有一家素以治疗不孕症闻名的诊所。新都市的全租价格相当便宜，花同样的钱可以住到三室公寓。有了自己的房间，妻子很高兴。房子很整洁，空气也新鲜，她说最喜欢的就是看着火车经过。其实让妻子高兴的并非火车，而是她再也不用去不孕症诊所了。在新都市，似乎有我们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变化”和“不再模糊的生活”。开始妻子对新生活有很多计划，新的窗帘，新的观赏植物，新的搁板。“你说窗帘挂什么颜色最好？”妻子问我的时候，我正按着电视遥控器换频道。画面上，一群舞蹈演员走了，出现了一个像我这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男人。男人身后垂着玫瑰色的窗帘，他坐的毛线沙发也是同样的颜色。我眼睛盯着电视，只把下巴转向妻子，我说。“不知道啊，玫瑰色怎么样？”再按遥控器，这次出现了一个办公室。我什么也没想，就改变了意见。“百叶窗怎么样？看着干净。”“不好。”她在最后一个字上用了力。我偷偷瞟了她一眼，只看见她纤细的后颈，她正在低头削苹果。我的漫不经心的目光重新回到电视。过了很久，我突然明白过来，妻子讨厌一切可以让她联想到医院的东西。但是她用叉子叉起苹果给我时的表情很平和。和往常一样，我们一边吃水果一边看晚间新闻。新闻播音员的嘴角向上翘起，好像马上就要笑出声来。几乎就在同时，屏幕右上角打出了字幕：喜人的甘霖。播音员继续保持原来的表情，说今晚的国际足球大会很可能会迎来雷阵雨。为了读稿子，她把头低下又抬起，那一瞬间，她显示出一个反应机敏的播音员特有的深邃表情。右上角的字幕是“美国解除3金之前”，“政府最近以申铉镐先生应80年代美国做出的指示主导的……”，从流畅的语音语调可以看出，比起“之前”更被强调的是“本台独家报道”。一秒之后，三金中的一个出现在画面上。他的登场仿佛预示着什么重要事情，却只在国民面前“严肃宣告”了他要当下届总统的抱负，就下去了。妻子说过，我所知道的三个总统说话时都是这种语调，一听这样的语调，就让人感觉这人很出色。我不置可否，只是用叉子叉起盘子里的最后一块水果。下一条新闻跟狸和野猫子有关。它们在人类的悉心照顾下，终于迎来了春天，被送到非武装地带。“野生动物保护”的字幕遮住了画面中狸的嘴巴。妻子又在自言自语，不知是不是记错了，我曾经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冬天必须把野生动物送回山里，只有在没有食物的冬季抛弃它，它才能很快适应自己是野生动物这一事实，一个美国男人因为打死老鼠而差点儿被起诉的故事忘了是在哪里看见的，是在几天前的海外话题里吗？他大概打死了后院一只偷吃西红柿的老鼠，然后动物保护协会就站了出来。有害动物不在受保护动物之列的法案通过后，他才被宣告无罪。老鼠死了就死了，还有人来凑这个热闹，这个国家真是吃饱了撑的。我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没说出来。接下来是证券新闻，我的视线也就固定在画面上了。关掉了电视，我拿过一本时事周刊上床。妻子去洗水果盘，稍迟一些才过来。妻子的手冷冰冰的。我拉过妻子的手放在睡裤的裤裆之间。她轻轻地笑了。我爱妻子。我觉得我了解她的一切。妻子毕业于秘书专科，但她说根本不记得大学都学过些什么。她本来要考美术大学的，高三那年冬天，她在一个陈旧建筑物里的小画室学习，非常冷。又因为有煤炭暖炉的味道，所以还必须打开窗户。她的座位就在窗户旁边。右边的脸颊被暖炉上面大水壶里冒出的热气熏着，左边的脸颊却要忍受凛冽的寒风，那寒风能将耳垂冻僵，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努力练习素描，并逐渐适应了煤炭炉的气味。有时她从暖炉上面的水壶里倒出水来放到寒风侵袭的窗台上，水很快就凉了，她就用这水吃头疼药。那年的高考也是分外的寒冷。她怕冷，母亲为她织了一件高领毛衣。母亲织毛衣的技术不是很高，脖子上的正反针织得太密。那天她第一次穿这件毛衣，为了把脖子放进去，不知费了多少力。好容易穿上了，却感觉像是有人使劲掐她脖子。仿佛织这件毛衣就是为了让她朝一个方向看，脖子动弹不了，血都聚到脸上。她气都喘不过来，母亲仍然感到欣慰。从画水彩画开始，她的头疼就严重起来，严重得无法忍受。耳边不断传来流水声。走出考场一看，水龙头就在走廊的尽头。考生们拿白铁罐接水，放在一边，清洗毛笔，然后表情生硬地画画。水声分明是从走廊发出来的。是谁没把水龙头关上呢，她想。她对监考官说，我去关上水龙头行吗？监考官掩饰不住的表情分明在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奇怪呢，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她打开门来到走廊上，朝着水龙头跑去。水龙头拧得很紧。她回来拿起画笔。水声继续响着。得到监考官的许可，她又跑出去关水龙头，又有人先她一步把水龙头关掉了。从第三次开始，她不请求监考官同意，自己就跑到走廊里。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拿起笔，还是有水声击打着她的后脑勺。在紧紧缠住脖子的毛衣里，她坐立不安。监考官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这次她走到门前抓住门把手，用尽浑身力气去拉，门却丝毫未动。监考官的表情中有一丝怜悯。怎么了？门开着呢。门开着？监考官看着紧闭的门，眨了几下眼睛，然后做出理解的表情，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别紧张。她跟着监考官乖乖地走回自己的座位，重新拿起了毛笔。但她突然把毛笔扔了。她用双手抓着毛衣领子，大喊起来。水漏了！请把水龙头关上！把门也关上！门！门！她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考场所在的大学医院。医生做出无可挑剔的常规诊断，考试感迫症。必须在医院稳定几天。在医院，她每天就是睡觉。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每到吃药时间她就会醒来。醒着的时间里她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吃药。过一会儿，很快又睡着了。她曾谈到一篇忘了作者是谁的小说《瓶中美人》。一个破碎的篮子，人被饲养在里面，条件反射一般，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有规律地吞服药物。妻子说她的生活没有一点扭曲的迹象。她是一个平凡得近乎无聊的人。从专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贸易代理公司负责接电话，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开始储蓄，然后遇上我就结婚了。我各方面都没什么毛病，就是在饮食上稍微有些挑剔。妻子虽然不能做各式各样的菜，但她的厨艺也还算凑合。她做的大酱汤火候掌握得很好，没有鳀鱼的腥味和大酱的涩味。烤带鱼也松软可口，一点不糊。蛋卷松松软软而又结实地拧成一卷。她还很善于整理房间。指甲刀和多余的干电池总能在固定的地方找到，浴室里经常放着干净的毛巾，冰箱的冷冻室里总是放着没有菜味的冰块。妻子不大喜欢出门。有人来的时候，她也总是露出不高兴的表情。我结婚那年父母移民去了哥哥所在的加拿大。婆家没人干涉妻子的生活，真是幸运。除了送奶襟的朋友和卖保险的朋友，几乎没有人来找她。只有那些特别善良、特别外向，跟任何人都表现出夸张友谊的人，或者带有明确目的的人才来找妻子。搬进新家以后，妻子好象并没有把新电话号码告诉这些朋友。如果她一个人呆在家时，也就是做做家务或者翻翻杂志报纸什么的。她喜欢在自己房间里的德式书桌旁看书。妻子读过很多书。但她不象别人那样通过读书陶冶情操或者开拓视野，妻子总是片面地记忆读过的内容或者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内容随意歪曲。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谈论《瓶中美人》的时候，她也总是稀里糊涂地说，“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读完的书被她放进箱子里。她不是用大脑储存记忆，而是把记忆放入箱子，盖上盖子。所有剩下的时间，她都用来睡觉。白天，我从公司往家里打电话，经常没有人接。怎么睡得那么死呢？我问她。她回答说，我在阳台上看公寓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公寓区的窗户永远都是那么端正。游戏场和长椅，树木和停车线，以及人行道上的砖，永远都像画一样整整齐齐。商店前面来来往往的人也就那么固定的几个，相似的塑料袋，相似的打扮，天空永远都是讨厌的静色，连空气的味道都是程式化的，妻子说。新都市里没有路。路都被大建筑物堵住了。穿上鞋想出去散步，却发现路都被截断了，只能打道回府。除了车道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但是妻子说她穿过几条高层建筑之间的车道，回来之后感觉太累了，所以就睡着了。妻子的觉睡得很沉，出奇地沉。即使身体不舒服，或者心里有所担忧，甚至生气时，她也能睡觉。搬进新家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曾对妻子发过一次火。我睡完早觉起床后，打开报纸，发现经济版被剪掉了。妻子为了看背面而剪掉了经济版。我还没看的报纸，你就给剪了？我一说，妻子想要解释。也许她觉得这是小事，根本没有抱歉的意思。那段时间，我担任一个新课题的组长，神经异常地敏锐。我不再像往常一样，用高度的耐心和宽容去听妻子糊涂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讨厌！我大声喊道。妻子惊讶地闭上嘴巴，过一会儿就自己站起来，拿起了吸尘器。我拿上外套出去了。门前的商场新开了一家美容院。正好该理发了，我就进去剪了头发。坏心情解除了，我又在美容院旁边的面包店里买了妻子爱吃的奶油面包。我站在门前按门铃，妻子没有开门。我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钥匙却放在西服兜里了。没办法，我只好再次回到商场，走进一个公用电话亭。然而妻子连电话也不接。我按响了邻居家的门铃，从邻居家阳台上跳进我们家，并请求妻子的原谅。等进去之后我才发现两个阳台之间的距离很宽，非常危险。借邻居电话再往家里打，我心脏跳动的声音比电话铃声还要大，配合着呼吸声，都看得见外套在起落。邻居主人递给我一份商场信息，我颤抖着手在上面寻找钥匙店。等候钥匙工的时候，我一直都紧抓着话筒，不停地按着我家的电话号码。不一会儿，钥匙工骑着摩托车，带着工具箱来了，他显得很尴尬。他说门在里面反锁了，钥匙转不动。我一把甩开邻居的手，跑向那个虽然危险却能通向妻子的唯一的非常通道——阳台。如果不是钥匙工问我可不可以把门上的百叶弄坏，也许我真的无法控制拯救妻子的激情而一脚踏空，从八楼的阳台摔死到地面了。混乱过后，我爆发一般破门而入。妻子正蜷缩在沙发上睡觉，距离破碎的门不过几步远。看着妻子埋身于安乐椅睡觉，我偶尔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在盖了盖子的箱子旁睡觉的样子，仿佛要把让自己受伤的世界锁在外面。有一天早晨，妻子大喊大叫。“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干枯了。”拿在她手里的碗盛着像沙子一样干成一团的米饭。你看看酱油碟子吧。果然，酱油都蒸发掉了，只剩下黑色的脱水盐粒。只一夜苹果就变得干巴巴的。仿佛水泥墙壁吸收了所有的水分。这样下去我也会干瘪的。一觉醒来，仿佛水分跑出了我的身体，我变得干枯。室内通风不好，湿度降低。我轻声责怪妻子，安慰她。我把突然想到的建议说给她听，问她在渔缸里养几条热带鱼怎么样。妻子大吃一惊，对啊。电视上曾经讲过这样的新闻，室内干燥使得渔缸里的水每天减少一寸，水泥墙壁吸收了房间里的水分。今后渔缸里的水也会被吸光的。这不是墙壁，而是吸板。星期六，我买回了加湿器。妻子尚未解除武装。我觉得只有在医院里才会有这样的打扮。尽管难以忍受，但我还是想一点一点把问题解决。我突然觉得家庭真是个累人的东西，也就放弃了。妻子总是一本正经地给我讲一些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事。超市旁边幼儿园里养的鸡，清晨不叫，却在大白天叫，从超市出来，突然听见“咕咕”的叫声，第一次我还真是吓了一跳。然后她还要加上自己的评价。现在生态环境变化了，鸡也不必在清晨打鸣了，就连狗和猫都相处得很和睦。每当这时，看完时事周刊的我总把视线固定在晚间新闻，随便点两下头。我们的生活还算平静。妻子的日常生活又跟搬家前一样了。春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买到窗帘，不过我并没有对妻子不满。就在这时，那个女人搬进了隔壁的空房子。那天我下班回来，意外地听见狗叫声，心里大吃一惊。“隔壁有人搬来了。”妻子跟我解释。“她说她丈夫去了国外的分公司。家里有三口人，夫妻俩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狗叫声仍未停止。“看来以后会很吵。”妻子接过我的西装挂在衣柜里，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熨好的棉料裤子和一件球衣，递给我。“从你回来才开始的。它一听见电梯响就叫。”好象妻子并不反感狗叫声。隔壁搬来了什么人，是人还是狗，她都不去在意。然而自从去过一次之后，她就对那家人产生了兴趣。“今天在楼下开了个单元会。会议结束后，隔壁女人邀请我到她家去喝茶。她们家里真是乱极了。”“是吗？”“从门口就乱。伞状花上放着信纸，还有钥匙链……客厅里摆着沙发、长凳和摇摇晃晃的椅子，角落里堆满了柜子、冰箱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家具。保温饭筒上放着好几个盖子，墙上也没有一点空地。看来不管是什么礼品、插花、像皮泥制品、娃娃之类的趣味讲座她都参加。”“也许她喜欢装饰房间吧？”我找到遥控器，打开电视机。“她说这是她的性格决定的。看见有地方空着就难以忍受。”“是吗？”“她现在开始游泳和按摩了。因为自己总不在家，就给孩子养了条狗。”妻子停了下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手指甲使劲按住沙发一角，坚持了很长时间。然后她双手交叉抱在胸部，一副防御的姿势。“两条狗还都很小。”“两条？”“是的。”她两只胳膊抱得紧紧的，手心变得通红。“才出生四天就被她抱来了。拴在锁链上，锁链挂在客厅的门环上。它们把牛奶弄洒了，孩子要惩罚它们。可是两只小狗紧紧捆在一起，一动不动。”两只小狗一起被拴在门环上，不知道它们怎么缠来绕去，结果两条锁链搅到了一处，勒住它们的脖子。两只小狗在锁链勒紧脖子前天真无邪地玩耍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妻子已经眼泪汪汪了。“互相太喜欢了，结果要了对方的命。”据妻子说，两只小狗差别很大。一只毛色光润，胖乎乎的；另一只却骨瘦如柴，毛也掉了不少，一点也不好看。妻子走近它们，胖乎乎的小狗轻轻地摇着尾巴，而那只瘦弱的小狗却后退一步，汪汪直叫，露出小牙来。这时她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手里拿着点心出来了。胖狗摇着尾巴向前挪一步，拴在一起瘦狗被迫跟了过去。瘦小狗好象讨厌她的儿子，汪汪叫着，撑起腿来试图不往前走，锁链都快陷进脖子里了。点心落到了胖小狗的脚下。被牵引过来的瘦小狗两腿向前一趴，左右摇晃。干枯而且脏兮兮的小狗哽哽直叫，伸出前爪。邻居家的儿子看到这些，什么也不给它，还用脚踢它，又说“想活下去，就先把你的性格改了”，说完就回房间去了。妻子声音哽咽了，双手捂着脸。我安慰妻子。“男孩子本来就是这么粗暴，你何必为这些哭得像个小孩子呢？”“不是因为这些。”“那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小狗可怜吗？”妻子只是摇头。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去准备晚饭。那天夜里，妻子在床上把手伸进了我的睡衣，越过腹部抚摸着我的乳头。我的身体变得滚烫，乳头尖挺，两腿之间也直挺起来。我把正在看着的时事周刊轻轻扔到床下。妻子的身体和往常一样，冷冰冰的。妻子环抱着我的脖子的手上用了力，小腿却好像不是她自己的，很不自然。我的手一触摸到她的小腿，她马上对我耳语道“我爱你，亲爱的”。妻子闭上了眼睛，潮湿的睫毛拧成几绺，慢慢地蠕动。妻子还是闭着眼睛。快点进来，快点，她说。妻子的皮肤很柔软，只是不容易打开，就像穿着铠甲。那天夜里，她那嘴唇状的按钮也没能使她身体深处的泉水涌上来。她只能忍着痛苦迎接我的到来。当我真正进入里面时，她的身体却非常温暖。她说看见我满足的样子，她很幸福。我从浴室出来，她突然问我。“亲爱的，你没有放弃要孩子吧？”我们一直在故意回避孩子的话题。这样的话从妻子的嘴里说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妻子按时去不孕症诊所，按照医生讲的去做。我从没想过妻子想不想要孩子，坦率地说，连我自己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是个平凡的人，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拥有一些必须的东西。“我想过我们为什么没有孩子了。”妻子眼睛盯着天花板，喃喃自语。“我知道。”专家诊所都看不明白的问题，她怎么会知道呢。我什么也没说，回到床上躺在她旁边。她讲起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一如既往地以“不知道我的记忆是不是准确”开头。这次妻子说话的内容是这样的。有这么一户人家，父亲云游四方，母亲艰难地抚养着三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有一天，母亲去世了，孩子被送进了福利院。父亲听说这个消息就来找孩子。可谁都知道他不但是个无业游民，还是个酒鬼。健康纯洁的福利院职员礼貌地蔑视他。他们认为，为了孩子的幸福，应该让孩子成为孤儿。而父亲是爱他的孩子们的。为了孩子，他愿意放弃这种愉快的自由。父亲在斗争，但是违反规定的人从来就不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次也一样。失败之后，父亲努力改造自己。尽管屡屡受挫，但他仍然坚持找工作。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系着整齐的领带来福利院寻找孩子，却被告知孩子们早已分散出去，消息无可奉告。父亲几乎疯了。他翻遍各种材料，向各色人等点头哈腰，找遍各个福利院和领养家庭，经历一番痛苦之后，父亲找到了他的孩子们。可是父亲来得太晚了。孩子们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也不断逃到规定之外。结果，一个孩子被养父母打死，一个孩子患上了自闭症。“还有一个孩子在福利院……被阉割了。”“太残忍了。”我装腔做势地敷衍一句。残忍是残忍，可这个故事跟妻子的不孕有什么关系呢。我起来吸了一支烟。我用眼睛搜寻刚刚扔掉的时事周刊，妻子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也被阉割了。”烟气熏得妻子的眼睛不停地眨着。“福利院把孩子阉割了，不就断了少年犯的根吗？我的身体里也流着罪恶的血液，所以为了让我生不出孩子，把我阉割了。”“在福利院吗？”我开始奚落妻子。妻子的话很有条理，也很长，但不合逻辑。她还在努力解释。“不是。根据生态理论，我这样的人早就被淘汰了。书上说的，优胜劣汰不是进化规律吗？”我有些怜惜妻子，就伸手抚摸着她的胸部。她却把我推开扑腾站了起来。几句与她不符的话正从她嘴里流出来。“隔壁的狗，那只脏兮兮的狗马上就要饿死了。直到死的那一天，它还必须贴着胖乎乎的小狗。它分明在妨碍另一只小狗的成长。它早一些死也许更好。狗怎么不知道自杀呢？”过一会儿，她好象调匀了呼吸，静静地站起来朝浴室走去。脚步精确而虚无，仿佛梦游者踩在窗框上。她转身回来的时候，眼圈红了。尽管有那么多徒劳的想法已经装进箱子封起来了，却还是留在她的脑海里。我第一次很严肃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妻子的生活好象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隔壁女人正在逐渐地改变着妻子而我却无动于衷，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隔壁女人有车。正如妻子所说，在这个没有可供步行的土路，只有柏油车路的新都市，车这个东西，再次借用妻子的话说就意味着“优胜”。妻子坐她的车去百货商店，也去大型折价商店。她们在铁路旁边的刀削面餐馆或者地下商场的卷饭餐馆吃午饭，天气一好，她们就去周末农场，好像还要去郊外。有一次，我上夜班回来，妻子还没回家。我两周休息一次星期天。即使星期天我在家里，妻子也会为哪家新百货开业而跟随隔壁女人出去，买回来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东西。看到那个荷包我暗自吃了一惊，先不说这东西根本不需要，而且只是流行一时的仿制品，还散发着刺鼻的香气，实在与妻子的品位相距甚远。妻子说这是隔壁女人送她的礼物。“那女人为什么要送给你礼物？”老远就能看出浓妆艳抹的隔壁女人的身影从我眼前掠过，还有她那高我一等的中型车。“没什么。”与我带有嘲笑的疑问相反，妻子的回答纯真而且明了。然而在我看来，不带任何目的的礼物是不存在的。我又问。“你总坐人家的车，欠情的是你。即使要送礼物也该你送给她，怎么她还要送给你呢？”正在抚摩荷包的妻子，拿着荷包站了起来。“她说喜欢我就送给我礼物。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喜欢你？”“是啊。”“为什么？”妻子咬着嘴唇，什么也没说。荷包拿在手里，朝自己的房间挪了几步，又转过来，朝我嚷道。“因为孤独。”妻子不顾一切说出来。我很诧异。妻子站在那里注视我，等待我的回答，她的目光仿佛要将我穿透。“你也是吗？你也感到孤独吗？”“不是。”妻子回答得很快，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她把荷包挂在自己的房间，向我示威似的，得意洋洋地拿出土豆来削皮。她以为我紧张了吗？我不敢说了解妻子所有的心情，但至少我能感觉到妻子还需要什么。第二天是星期一，下雨了。在因交通堵塞而停滞不前的车里，我想，我还能为妻子做点什么呢。一到公司，我就给不孕症诊所打电话，预约治疗时间。我又往家里打电话。妻子接了。她小声说，知道了。听着不像生气或者有抵触情绪。能为她找到普遍而有用的处方，我心满意足。去诊所那天，公司放月假。我比平时晚两个小时从家里出来。五月的天气让人意兴索然。翠绿的小山上开着白色和红色的花，阳光是透明的。这就是我上班的路，却隐藏着每次上班都没有感觉到的诱惑。突然，一辆新型白色跑车从旁边车道插到我的前面。我条件反射般地踩油门，可是就在刹那之间一辆红色跑车插到了同一个位置。两辆跑车的驾驶员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充满活力。身旁都坐着同样年轻同样充满活力的女人。他们捉迷藏似的直穿车道，把车开得歪歪扭扭。然后他们占领两条车道，并排着慢慢行驶。红车的车门先开了，伸出一条藕荷色连衣裙袖子。一缕女人的头发露出窗外随风飘散。好象女人要向那辆白车扔过去什么东西。就在这时，白车的车门也开了。从里面伸出来的也是一条穿半袖毛衣的女人胳膊。既然胳膊露出来了，拿在手里的东西也稍微暴露了一点。这个女人也向红车抛射着什么。是水枪。两个男人互相追逐着玩车，女人则把胳膊伸出窗外，转过脸，蜷起身来玩水枪。四个人都拼命地大笑着。车顶挂着货物架，后车箱里放着罐装啤酒和水果箱，还有折叠起来的野餐桌。我每天早晨都像行走在地狱通道上一样缓缓通过这条路，这两辆跑车却轻松自如地穿过了。我像是被人牵着，而他们轻松流畅，仿佛在唱歌。坦率地说，我颇有些意外。在下一个信号灯前，两辆跑车朝左转去，我在灰色的柏油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走向青草萋萋的江边，消失在苍翠群山之间的小路上。他们消失其上的白色公路，蜿蜒曲折，鲜花盛开。我往旁边座位上看去，妻子也正望着跑车消失的方向，直到道路彻底消失在眼前，她才回过头去注视着后面。“我想到那条路上走一走。”妻子嗓音有些沙哑，还说仿佛这是一条只向部分人敞开，随着季节变换而消失的幻想之路。我偷偷地瞟了一眼妻子。“找个星期天，我们来看看。”我话音刚落，妻子马上接着说道。“要在春天过去之前。”“好的。”许久，妻子轻轻叹了口气。“每次看见那条路，我都想上去走一走。”“这么说你来过这里？”“偶尔来。往那儿一拐，有个地方叫中南美文化园。”妻子说她没有到过文化园里面，这么说的时候表情有点失落，可能是隔壁女人对这样的地方不感兴趣吧。过了文化园有座普光寺，她们在寺庙前面的饭店里吃山菜拌饭，然后来到广滩，观赏着人工湖水喝咖啡。我正犹豫着该不该问她是不是和隔壁女人一起去的，妻子突然说起了别的。“教会咖啡馆里有很多上年纪的女人。”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旋着同样的问题。“用手机往家里打电话，批评孩子不做作业，有时讲自己读过的书，也讲健身俱乐部或者耳环。谁谁事太多，一个月才三次的聚会都来不了，谁谁因为商场价格上涨而赚了钱，某某教授的道德讲座讲得好，听着听着都哭了，就这么聊天消磨时间。”我有些不满地瞟着妻子，没想到她的表情竟带着些许的凄凉。“前不久，隔壁女人在百货商店停车场里不小心撞坏了一个男人的车。车刮得很厉害，可男人不停地说没关系，还让她走。隔壁女人心里觉得歉疚，决定请男人吃午饭，于是就一起走了。之后又跟男人见过几次面。她说那个男人给她讲了很多她感兴趣的人生问题。”妻子的表情更凄凉了。我沉默不语。克服庸俗的好奇心，需要很强的意志。回到汉城后，我才明白过来，之所以需要那么强的意志，是因为我们要克服的不是好奇心，而是疑心。在候诊室等待的时候，妻子没有说话。一听见叫自己的名字，她像小学生似的静静回答一声，然后站起来走向朝诊疗室。妻子在门前停下来，很短的瞬间，她回头看我。她目光无力，却很恳切。我心里放松下来，熄了烟，起身到自动售货机前买了杯咖啡。在妻子的排卵期，我尽可能早早下班回家。她看上去很疲惫，不过还是按照诊所的指示，乖乖地接收着我的精子。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的眼圈不再潮湿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不再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了，也不再借口没洗澡或感冒回避我。我腰部移动的速度令人晕眩地加快，她也不再像个保护腹部的孕妇那样把我推开，说句“你等一会儿”，就跑进浴室。不管我采取什么方式，她都说她在寻找自己的位置。秋天人事变动，我换了职位，工作更忙了。除了妻子的排卵期，我提早回家和妻子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拥抱妻子的欲望才变得有规律起来。我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很容易适应的人，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妻子也基本上适应了。现在她不经常搭乘隔壁女人的车了。妻子还说，一入秋，隔壁女人的丈夫就接到汉城本部的命令回来了，她的外出也不那么频繁了。她们家里已经没有狗叫声，取而代之的是半夜的叫喊，还有什么钝东西摇撼整个房间的声音。第二天早晨七点十分，照常会看见隔壁女人开车送丈夫到地铁站的情景。妻子的话少了。因为几乎不怎么说话，也就没有那些糊涂话了。家里更加干净整洁，而且永远安静。妻子重新回到了德式书桌前，看各种各样的书，也开始蜷在安乐椅上睡觉。装书的箱子几乎没有增加，我问她，她说现在不买书了，而是到出租店租书看。她后来邮购的《G.O》和《读者文摘》连包装都没拆开，看来妻子睡觉的时间是增加了。平静的日子继续向前流动。我每天都很忙，随之而来的是公司对我越来越信任。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让人疲倦的事情不能说根本没有，但大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回到家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准备好了，包括妻子。有段时间每到夜里都有骚扰电话打来，实在忍受不了，妻子拿剪刀剪断了电话线；送给妻子奶襟的朋友来看她，买来装饰蜡烛，结果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被烛火烧坏了；有人把包括我的车和隔壁车在内的五辆车的轮胎用椎子扎破，于是我跟隔壁颧骨突出的男人第一次打招呼，这些事也都不是什么大事。隔壁男人好象对新都市不太满意。不过几年时间，一座巨大的城市突然矗立在面前，真让人大吃一惊。这在欧洲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人工湖也是如此，总之都很了不起。男人问我新都市怎么样，我只静静地回答说很好。除此以外，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大事，那就是妻子被烫伤的事件了。妻子去拿电子炉上面的茶壶，却被壶嘴里喷出来的热气烫伤了腰。虽说伤得并不多危险，皮肤破裂的地方还是连续几天出脓，所以尽管在排卵期我也没能靠近妻子。很快，妻子的烫伤就痊愈了。那天，我穿着妻子给我找出的棉布雨衣上班，停车等信号时，我突然意识到已经是深秋了。春天当然早就过去了，现在又是秋天。我和妻子约好在春天过去之前一起到那条路上看看。上周，我和妻子经过那条白色的路。和往年一样，绿色的树叶和白色、红色的花覆盖着道路。我不停看表，每当这时，我就对自己感到惊慌。而妻子和我不同，她不为忘记一小时之后的分别而努力。对我们来说，去年冬天的确很累。那天夜里，安静得可怕的十一月的夜晚，妻子憔悴不堪。看着她像只地鳖虫一样蜷缩在安乐椅上，我感觉球的半径正在渐渐地变小。然而我不能不把她送走。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风猛烈地吹着，还夹杂着雨，阴森森的。大约九点钟，我下班回来，按了几下门铃都没人应声。我拿钥匙开门进去，先打开妻子的房门。妻子的安乐椅是空的，电灯都关着，整个房间沉浸在黑暗之中。看来妻子是在天黑之前离去的。厨房里也找不到做晚饭的痕迹。尽管这样的事情不常见，但我还是马上就理解了。妻子也可能突然有什么事情。我像往常一样换好衣服，到浴室洗过手，然后打开电视。妻子很快就会回来的。即使比我想象中回来得晚，我也可以理解。可十一点都过去了，妻子还是没有回来。一过十点，我好几次到阳台上向外张望。到了十一点，我干脆站在阳台上等了十分钟，在阳台铁栅栏上捻灭了三支香烟。这时，我才想起应该出去找找妻子。可是到哪里去找呢？我又点燃一支烟。我不知道妻子去了哪里，而且连一个可以找到妻子的电话都没有。这个事实让我无比惶恐。我走进妻子的房间。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井然有序，它们不能告诉我什么。德式书桌上也没留小纸条，只有那支带橡皮的黄色铅笔。每次打开书之前妻子都要找出这支铅笔。她说只有手里拿着铅笔，书上的内容才能进入脑子。我从来没见过妻子用这支铅笔写过什么东西，铅笔却在一点点变短。妻子的箱子也放得整整齐齐，大的和大的，小的和小的，有条有理沿墙角放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平日，那就是箱子上有点灰尘，依照妻子的性格本不该这样的。厨房、浴室、卧室，以及我的书桌所在的房间，都没有什么特别惹眼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座房子里没有什么能帮助我了解妻子的情况。普普通通的房子，即使不是她，有另外的女人立刻来这里生活，也看不出丝毫的异常。家里没有了女主人的气息。妻子与我身体相依着生活了五年，可是现在她不见了，我却不能迈出一步去寻找她，那我们的共同生活究竟算什么？我又凭什么认为自己对妻子了如指掌？我穿鞋出门。我所知道的妻子回家的必经之路，只有公寓前面的停车场。太晚了，停车场里一个空位也没有。我蹲在花坛上。细雨飘散，我感觉肩膀冰凉，可我不想回家拿把雨伞再出来。一辆车进来了。在白茫茫的车灯照耀下，雨丝露出纤细的痕迹。走下车来的是隔壁男人。他认出呆立在雨中的人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站着啊？”“哦，是的。”我含糊其词地敷衍着，让开一步。这时，我看见隔壁女人从副驾驶席走下来，我的脸上就像闪光灯略过一般突然红了起来。与我的喜悦不同，我一走近，她就像防范什么似的，避开了我的视线。“我妻子还没回来，请问你……”，我跟她说话。她迟疑着看了看丈夫，然后转身走了。从她没有礼貌而且不自然的举动里，我看出她一定有话要对我说，一定还会再来找我。他们走出没几步，我就跟在他们后面回家。我在等待她的到来。五分钟后，她来了。她把自己家的门敞开一点，用支铁固定住。看到这些，我也像她那样做了。与刚才不同，她也很担心妻子。深更半夜到一个只有男人独自在家的邻居家，即使是跟丈夫解释这种情况的紧急，她也需要做出这样的表情。她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打电话。好象是很熟悉的电话，手指头拨号码的动作很快。又好像是手机。重复拨了好多次，但是都没通。又过了十分钟，她站起来。现在剩下的就只有跟警察局或者医院急救室取得联系了。也许这只是一件小事，应该在这里结束，没必要扩大到公共机关的记录册上。也许她去了朋友家，没有找到车，也许她去了光华门的大型书店顺便在那里看电影，要不就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睡着了，现在正从终点站往回走。如果真是这样那该多好啊。因为太过绝望，开始时我没听懂隔壁女人的话。她在门口穿好鞋，再用脚把支门的铁块挪走，最后关上门，她对我说，别跟我丈夫说。好……什么？我反问。她说，从公寓楼正门出去向左转，进循环路，沿途经过三四个街区，有一座桥，过桥向右转继续往前走，朝右看，能看见一块写有“绿色公园”的牌子，你到三楼找最后一个房间，附近有很多咖啡馆和旅馆，很容易找。我仿佛一个遇难者看见了救助队员，认真地听着她的解释。我说谢谢。她再次不安地嘱咐我，这些话千万要对我丈夫保密。那口气好像是在做交易。可以去找妻子了，这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赶快点头答应。女人抓住门把手又一次注视我，然后声音颤抖着说，一切都是我的错。她的目光飘忽不定，包含着恐惧和烦恼。尽管是为了别人，却还是显得过分悲壮。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她说“公园”二字时的奇怪语气。我用力抓住她的肩膀，手指甲穿透衣服直达骨头。但她没有叫喊。循环路上黑暗而静谧，还有一些恐怖。在偶尔急驰过去的汽车灯光里，曲折蜿蜒的道路清晰可见。正如隔壁女人所说，那个地方很容易就能找到。过了桥就有一个闪烁着红色霓虹灯的牌子。高高悬挂在黑色天空中的红色温泉图样，宛如烫牛屁股的烧红的烙铁。我咬紧牙关，真想摘下那个东西，在妻子白皙的胸部烙下红色的字迹。侧制动在我手里被攥得滋滋直响。隔壁女人说得对，三楼最后一个房间是旅馆的特别间。她所认识的某个人在特定的日子里会来租下这个房间，她没说自己用过这个房间。你妻子又没有车……到那么偏僻的地方这么晚还不回来，我是担心她才告诉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看在我的面子上，她只去过一次，可那个人不断打电话来……要不她怎么会把电话线剪断呢……而且我……说不定是在地下的西餐厅里，你先到那里看看。你妻子不是那样的人，隔壁女人不停地对我讲。当然，我没去西餐厅，我直接上了楼。门没锁。房间里一片黑暗。节目都结束了，电视画面还在滋滋拉拉地闪烁，像月光一样，把床映得苍白。妻子独自躺在床上。我走近她。长长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妻子正在熟睡，脸色雪白。我掀开床单，妻子光着身子。黑暗从玻璃天棚上低低地压下来，俯视她赤裸的身体。在回来的车里，妻子颤抖得厉害，随后就病倒了。是重感冒。好几天一动不动，只是躺着。她滴水不进，我也不加理会。不久她就好了，又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她瘦得就像骷髅。我报名参加了健身俱乐部和外语学习班的夜间讲座。深夜回来，我用钥匙开门。房间里灯火通亮，却看不见一个人影。突然，从厨房或者她自己的房间里，她像鬼魂一样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为她愤怒不已。怎么不自杀呢，我想起了她的话。我们几乎不怎么说话。以前我认为自己了解她吗？我恨她。每次发现我在有意回避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连自己都痛恨。妻子睡觉更沉了，我甚至觉得她是吃药睡觉的，但我假装一无所知。有时我把耳朵贴在妻子流放地一般的房间的门缝边，在黑暗中偷听她熟睡时的呼吸声。呼吸声时断时续。我想把门缝用纸糊住，让光线和空气都透不进去。然后涂上石蜡，打上封条。只有一次，我久久地注视着她的脸庞。那天，我回来得也很晚，没有看见妻子。她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我像往常一样，换衣服洗漱，然后准备看晚间新闻。但是这一次我突然改变了想法，我走进妻子的房间。妻子睡得很沉。我冲动起来，粗暴地摇晃她。妻子的身体上几乎感觉不到皮肤的存在，甚至就连我的手指都像是扑空了。然而越是这样，我的手就越粗鲁。妻子睁开眼睛。客厅的灯光照进来，她认出了我的脸。妻子轻轻微笑。她起身，像幽灵一样轻轻略过地面走向厨房。她先拧开水龙头洗手，然后从米桶里取米做饭。她拿出小鱼，从多功能的大酱筒里倒出大酱，放进沙锅，再倒上水。土豆、洋葱、胡萝卜，她逐一去皮，然后剥大蒜。菜板上的一切快要干干净净地切好了，大酱汤已经沸腾。妻子按顺序放好蔬菜，把葱洗干净，把豆腐切成小小的四方块，放在大盘子里。妻子打三个鸡蛋加进盐，用木筷搅匀后放入葱花。妻子往烤鱼架上倒上水，点着煤气灶。妻子从冰箱里取出带鱼，洗干净，放在烧热的烤鱼架上。妻子把煎锅放在旁边的煤气灶上，点着火，在适当烧热的煎锅里，从一侧缓缓倒入鸡蛋，再往上卷。不一会儿，她把带鱼翻过来。妻子的动作很准确。她没有注意我在旁边目不转睛地注视她，更没意识到我在椅子上坐着。妻子准备好了晚饭。为我盛好饭放到我面前，然后她端着自己的饭碗坐下来。吃饭。我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妻子所有的动作里，都蕴藏着我久已看惯的平静。只在不是自己的时候她才能把平静的一面展示给我。而平静，只是俯视水面的人才会有的感觉。那一瞬间，也许水里有一条大鱼刚刚将小鱼吞掉一半。她认真地吃饭。吃完饭，她走向冰箱，拿来放水瓶和杯子的平盘回在饭桌上。她看了看饭桌突然停下来。她把平盘上的水瓶和杯子放在桌子上，又放下自己的空碗。妻子静静地说。“我什么时候吃的饭呢？”那个冬天，我们都很疲惫。那天早晨，妻子是洗完了头才出去的。不知哪里来了一个电话。那段时间没有找我的电话，所以我没有接。电话铃不停地响，妻子头上包着毛巾从浴室出来接电话。喂，妻子的声音干燥无力。然后她站在那里，默不作响地听着。毛巾散开了，滑下脖子又落到肩膀上，黑色长发洒落下来。妻子右手握着话筒，左手抓过头发放在电话旁边的小花盆上。她默默地注视着泥土被头发浸湿，悄悄放下了电话。从哪儿打来的电话？我问。是骚扰电话，妻子的声音很平静。妻子坐上了副驾驶席，她的表情就跟去不孕症诊所一样平静。她帮我系好安全带，轻轻地笑了。汽车驶离新都市，来到郊外。她一直看着窗外她，看被春色浸染的丘陵和排成一行的塑料大棚，也看路过的汽车里有小孩子在游戏。两辆拉鸡笼的车一前一后行驶着，这让她看了很久。被铁丝纵横捆绑的鸡笼里，塞得满满的鸡群不能挪动半步。只有几只鸡把脖子伸出笼子呼吸空气。它们肮脏的羽毛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飞舞。鸡笼车过后，几缕鸡毛漂浮在半空中。她像个外出的孩子，兴致勃勃地观赏着窗外的风景，她那瘦弱苍白的双手就象被人丢在电影院椅子上的手套，无力地放在膝盖上。妻子好象感觉到了我的视线，把头转向我这边。我故意眼望前方，她立刻悄悄地把视线移向窗外。就在这时，妻子嘴里发出残忍的悲鸣。匆忙中我把右手挪开方向盘，抓住她的肩膀。我情不自禁地问她，怎么了？亲爱的？怎么了？妻子突然变得紧张，仿佛刚从梦中惊醒，她呆呆地注视前方，低声说道，鸡不见了。果然，一直行驶在前面的鸡笼车里，一只鸡也没有了。妻子目光呆滞地望着空荡荡的鸡笼喃喃自语，鸡不见了。这又不是什么怪事，鸡笼车有两辆，走在前面的那辆本来就载着空笼子。可能妻子一直都在看后面的那辆。&&我跟她解释，她似乎还不相信。她不再说鸡笼子了，双手不停地摩挲着脖子，眉头也皱了起来，一脸的费解。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到达以后，妻子睁开眼睛。当她意识到在睡着的时间里已经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她感到不安，像一个刚从麻醉中清醒，挣脱蒙在眼睛上的黑色眼带的被劫持少女。妻子基本上还是沉着的。手续很顺利。比起将她关闭起来的新都市的家，或者不孕症诊所，仿佛这里更平静。妻子再也用不着抵押希望了，而且她也不会再怀有那样空洞的希望。回来的时候，我沿着车轮的痕迹走出去。四边都是红花。放下车窗，树林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自从到达那个地方，她就再没正视过我的眼睛。没想到附近还有这么个地方，她只说了这一句。我把妻子送到那里自己回来，又从那条路旁边经过。看着这条曲折的路，我想如果能回到去年春天，一切还都可以挽回。然而这样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前面的车停下来，我就跟着停下来，前面的车出发，我就跟着出发。夜里，我没看晚间新闻，也没有上床睡觉。胡乱地换着频道，我忽然明白过来，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我把遥控器放在桌子上。电视上出现了“今日世界”，随后就听见解说员的声音。去年情人节，美国加利福尼亚某研究室，雄果蝇和雌果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雄果蝇想与雌果蝇结成一对，就朝雌果蝇飞去，然而雌果蝇却坚决以头抵制，最后雌果蝇的腿缠住了雄果蝇的头。雌果蝇说，即使雄果蝇往它体内射精，它也不会生卵。这是妻子喜欢看的故事。我悄悄地注视着画面。原因是基因突变。通过这个实验，研究小组证明了发生变异的基因会影响到神经系统。我想起被火烧坏的结婚照片和妻子的画像。还没等到晚间新闻我就早早上床了，却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晨，我一上班就给房产公司打电话，要一座立刻就能搬进去的空房子。我也给搬家公司打了电话。早晨九点，他们准时到达。一个人吹着口哨，在口哨声中戴上手套；一个人从我手里接过新家的地址略图和公司电话。从家里出来，我很后悔没有再看一眼妻子的房间。车发动了。往对面一看，隔壁女人正在擦车。离开新都市，我没有任何感慨。当绿色的丘陵出现在眼前，我才切实感觉到自己已经离开那里了。拐进左转线，等候信号灯。车并不多，直接往前走也没什么问题。然而我还是等绿灯亮了才向左拐去。就像以前看过的跑车，我经过绿草萋萋的江边，来到妻子一直想看的路上。路很曲折。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危险而狭窄的林间路。灰尘四起，车摇晃得厉害。我决定就此返回。走上下坡路，一座山突然出现在眼前。一座被坟墓覆盖的巨大的山。低低的天空泛着鬼气峥嵘的寂静。我没有停下来，沿路继续前进，汗水浸湿了腋下。火葬场与村庄分开的叉路口上竖着一块牌子。我慌忙打转方向盘走向村庄，树林好像越来越深了。无边无际的坟墓。背上全是汗水，衬衫粘住了后背。汗水也从脸上流下来。拉下车窗，等候已久似的灰尘一堆堆扑面而来。汽车歪歪斜斜地行驶在山路上。是的，我为妻子什么都做了。妻子又是怎样回报我的呢。现在她应该在睡觉，到了吃药的时间她会醒来。重新入睡之前，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我。没有我的同意，她不能离开那里半步。她过得很好。她在等待我去找她，也在回报着我的爱。译者简介：薛舟，诗人，原名宋时珍，1976年生，祖籍山东莒县，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诗作见于《花城》、《青年文学》、《台湾诗学季刊》、《诗刊》、《北方文学》等，有作品入选《2002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03年度中国最佳诗歌》、《70后诗集》等权威选本。另有译作、评论发表于《作家》、《译林》、《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红岩》等著名刊物。主编并翻译了《韩国李箱文学奖获奖女作家作品丛书（四卷）》，另有译著《大长今》、《三国志》、《巴黎恋人》（待出版）等多部。徐丽红，祖籍黑龙江呼兰，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曾就读于韩国牧园大学国语国文系。翻译作品发表于《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红岩》、《诗刊》、《诗歌月刊》、《译林》、《诗潮》等杂志。主要译著有《大长今》、《钟声：申敬淑小说选》、《等待铜管乐队：金仁淑小说选》、《搭讪：殷熙耕小说选》、《暴笑：权知艺小说选》、《爱火红》、《爱雪白》、《爱幽蓝》及诗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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