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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荐文:异见分子高尔泰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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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只需一秒。精彩，尽在掌握！1951年新春,翻译家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邀请他回国任教,巫中断在美攻读博士.同学李政道前来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
1951年新春，翻译家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邀请他回国任教，巫中断在美攻读博士。同学李政道前来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1957年打成右派，同年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巫1991年选择定居美国，出版《一滴泪》，讲述文革受难史，轰动西方世界。上海即将失守，王鼎钧父亲的朋友说“国民党坏，共产党坏，何必跟失败者”。王父问王的意见，王鼎钧答“已经知道国民党有多坏，能应付。但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坏，估计应付不了。”后来，王鼎钧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又在51岁时移居美国，学术成就颇丰。……这类以人生选择为主题的真实故事，因为特定时代的因素，被后人挖掘出来许多篇章，很多内容其实如果不去看当事人姓名，剧情甚至都是如出一辙。历史的悲歌，因其真实性和相关性而永不磨灭。今天分享媒体人苏更生的一篇文章，这是他在读过知名画家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一书后写的书评，与上面那些个故事相仿，在历经反右、文革等磨难之后，高尔泰先生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并在美国完成了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字著作《寻找家园》。以下，是苏更生的书评正文：在高尔泰一生数次逃离死亡之后，他已是一位老人，回到家乡之时，家破人亡，活着的姐姐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他那就是在1958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高尔泰父亲的凶手。他望着那个老人，在阳光照射之下，老人一动不动，可能已经睡着了 ，高尔泰看不清楚帽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摊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的枯瘦如柴的手。就在那一刻，高尔泰一下子失去了几十年来的人生支柱，那就是仇恨，浸透着血和泪的仇恨。 高尔泰是画家，1957年，年仅23岁，因发表《论美》一文被打成右派送往夹边沟劳改。5年后，劳改结束，逃出流放之地的高尔泰渴望安宁，一头扎到西北沙漠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绘画研究，在暂获休憩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边陲之地又成了“揪斗分子”，一斗就斗了6年。之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了5年，1977年，终获自由身，调至兰州大学哲学任教授。 一段数百字的苦难履历表背后，是20年的时光，他由郁勃而有生气的少年成了沉痛的中年人。他在数度被劳改、揪斗、改造之时，他的父亲在大跃进时，因被打成“地富反坏右”，被虐待致死，母亲前去收尸时，父亲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在临死之前，父亲正在毒日头底下背砖头，从跳板上跌下来。母亲抱着父亲的尸体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被批斗；妻子在劳动改造中去世，留下几岁的女儿。此后，高尔泰带着女儿，在兰州大学、社科院、四川大学辗转漂泊，执教为生。 1986年，女儿19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因为“反自由化”运动，有人整理了高尔泰的资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南开大学因为录取了他的女儿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取消了女儿的名额。女儿坚持要去上去，打包好行李，在开学的前几天失踪，高尔泰在车站找到女儿时，她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往医院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几年后失踪，在郊外的树林中发现尸体。 这本《寻找家园》中所写的，正是高尔泰一生的飘零。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鲜少窥见怒意，在深重的苦难之间，高尔泰好像并不愤怒。有人称赞高尔泰学会了宽容和妥协，高尔泰解释，这只是误解。他说，宽容和妥协是强者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来的。是在无穷的漂泊中所体验倒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都让他涤除了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地观察和书写。 在《寻找家园》中，对苦难的申诉变成冷静的对人生的书写，甚至有一丝滑稽。在夹边沟劳改时，高尔泰和一干劳改分子要在盐碱地里挖沟，日出之前出工，日落之后收工，狂风呼啸，时间消逝，日复一日。被监工羞辱和殴打不算什么，他吃不饱，每天的早饭和晚饭是一样的，白菜和萝卜煮熟之后，掺和进包谷面搅拌而成的糊糊，很稀。大家吃完自己的糊糊，就到桶里去刮桶壁上薄薄的一层，起先是轮流刮，后来抢着刮，把饭桶倾侧过来，用铝勺刮，刮下来的汤汁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一并吃掉，吃完了还是饿，就出门上工了。 一日，高尔泰出工时，发现远处有一棵沙枣树，他眼睛一亮，在收工的时候故意掉在队伍后面，等队伍走远了，猫着腰，朝沙枣树偷偷跑去，他写道：“虽然猫着腰，远处队伍里只要有人回头望，也还是有可能发现我的。”好在并没有人发现他，他跑到沙枣树旁，树上果实无多，但足够他吃，他边采边吃，把沙枣塞进棉衣的破洞里，装了许多，然后往回跑，边跑边吃。但队伍已经走远，天色渐暗，他在戈壁中迷路了，他安慰自己不要着急，迷路的时间很短，后来顺着盐碱地里挖出的沟，悄悄跟上了队伍，他在夜色中小跑，快到场部的时候，终于追上了，一下倒在地上，人们把他抬了进去，醒的时候，身上的沙枣散在铺位上，被工友抢着吃。他想着他跑回来的时候，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在夹边沟的日子并非只是劳动改造，还需要面对各种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友之间的相互举报。一次，场部连夜搭造了一个篮球场，因为有参观团来参观。在参观团之前，白天加强相互监督学习，晚上加强揭发批判，谁谁谁老是吊着个哭丧脸：你是对谁不满？谁谁谁一天到晚闷声不吭：你打的什么鬼算盘??这样互相揭来揭去，大家都有共识，原来所有人的思想都没有改造好。要求风气立即改变。 于是在工地上，每个人都在微笑，随时随地都在微笑，眼睛眯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开着两角向上翘，就是微笑。工人们，笑着抡镐，笑着使锹，笑着抬筐跑上坡跑下坡。高尔泰也笑着，他写道：“我假想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种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部都突然埋进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高尔泰在敦煌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安排打扫敦煌石头洞，在大大小小的洞中扫灰，他喜欢扫灰，躲在四面都是墙壁中获得片刻安宁。只是可惜天黑之后，他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 高尔泰所记录的生活，沉痛的苦难混合着滑稽、不易求得的片刻宁静、边陲之地的美景、所遭遇的人事之间的罪恶。他并不明白，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一生要被那些不爱他们，不理解他们的人在顷刻之间决定，为什么？他不服气，不论是在劳改或揪斗中，他始终不服气，没有片刻臣服于教条和权威而失去人的尊严。他只想在天地间舒展四肢，大写一个“人”字，获得应有的尊严。这或许也就是为何有人能在铺天盖地的斗争中求得自保而高尔泰始终被批判斗争的部分原因。他不服气，他渴望生而为人即有尊严。他是一个痴人，一寸山河一寸血，他却痴心一片写剩山。 在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高尔泰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始终善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几个牛鬼蛇神被送到荒山中垦地，粮食不足，想抓点动物吃。他们在山里放了捕羊的铁夹。高尔泰去看的时候，上面有一只黄羊的断腿，羊跑了。他和一个同行的厨师顺着地上留下的足迹追，发现了黄羊，黄羊一直在跑，高尔泰慢慢跟上了它。他写道：“我慢慢跟着它走。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惟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全身躺在地上，血不断渗入沙土。后半身血肉狼籍，可前半身毛色清洁明亮，闪着绸缎一般的光泽。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高尔泰楞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同行的厨师跑上来，满脸放光，赞叹黄羊真大，扑上去把羊的四条腿——包括那条断腿——捆起来，把杠子穿进去，准备抬走。高尔泰坐在地上，抽了根烟，然后和厨师抬着羊下山回去。路上羊发出奇怪而悲惨的叫声，高尔泰放下杠子，让厨师把羊宰了再抬回去，厨师不同意，因为气温在零度以下，宰了抬回去会冻硬，硬了再化开不好吃。高尔泰生气地说：“它痛得很呢！” 正是这种人性中的善良更让人沉痛，他历尽苦难，还对一只垂死的黄羊有情，对同时受苦的人有义，但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这种在扭曲的人性，无边的苦难之间的泛着光的善良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一本好书，但我无意赞美它是一本好书，由苦难练就文字不值得，因为我无意赞美苦难，无意赞美在无穷的残忍的愚蠢的苦难中所获得的美，这是罪过，这种美在罪过之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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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 ，旅美学者。1935年生,先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任职。现居美国，为内华达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寻找家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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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中的民族话语――兼谈左联叙事策略调整的内因
　由丁玲主编的《北斗》(日在上海创刊，日在出版2卷8期后遭查禁)在其存世的十个月里，对频仍而至的民族危机，作出了迅捷的反应。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在积极宣传左联的相关主张、忠实贯彻左联其他相关要求的同时，却又往往在如何表现“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和主题问题上冲破了左联的律令。它以相当鲜明的民族立场，通过刊发以东北“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为焦点的理论文字和文学创作，传达出了与左联“正音”并不一致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话语，显现出了作者和编者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与此期左联“正音”不相谐和的民族话语的出现，不仅昭示了左联此后转变的可能路向，而且其自身也构成了促使左联调整叙事策略的内发性因素。
　　《北斗》创刊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从第3期开始直至终刊，中日矛盾始终是《北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上，《北斗》自然刊发了不少代表左联立场、高扬阶级论“正音”的理论性文章。其中，沈起予的《抗日声中的文学》(1卷4期)、钱杏的《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2卷1期)、丹仁(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阿英的《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沈端先的《创作月评》(2卷2期)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它们虽然也表现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但主要是以中日矛盾为载体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并认为当务之急首在开展国内的阶级斗争。
　　但是，与此同时，《北斗》却也发表了不少与此“正音”不相谐和的、旨在彰显民族立场的理论文章。在1卷4期《文艺随笔四则》中，有两则值得注意：一是寒生(阳翰笙)的《从怒涛澎湃般的观众呼喊声里归来――上海四团体抗日联合大公演观后感》，二是临秋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艺运动》。前者是对上海戏剧界所举办的“抗日的联合大公演”的评述。该文聚焦于中日民族矛盾，将“反帝国主义运动”视为“时代的核心”之一，肯定了“反帝国主义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足价值。
　　后者是一篇讽刺“打起旗子为民族而战的文艺家们”的文章，它所指称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艺运动”就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从题目所显现出的情感态度来看，它与左联严厉清算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格调显得相当一致。但是，临秋的文章在内容上、在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态度上，却与左联的“正音”迥乎不同。它讽刺的主要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老牌专家们”“走江湖，卖膏药”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即“从前挂招牌，扯旗子，大鼓大擂”；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硬把我们的满蒙抢占去了，东北无数的劳苦大众，都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枪靶和炮灰”的紧急关头，却“在那儿不声不响”、“不积极的起来在文艺上去谋中国的独立自由”。但是，它并没有讽刺那些“老牌专家们”所标举的“民族思想”；相反，它倒是对“民族思想”这一“招牌”、“旗子”本身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与前述左联的主流观点相比，该文正视民族矛盾的存在，表现出了对“民族思想”的认同，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茅盾曾经也是左联同仁中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于1931年9月刊于《文学导报》1卷4期上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系为“专门驳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所作。①它通过对该“宣言”四色原料的逐条解剖，揭露了其“法西斯的面目”。但是，在1932年5月出版的《北斗》2卷2期上发表的《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一文中，他却又表现出很鲜明的民族意识。文中虽然也使用了前者所使用过的“民族革命”这一核心观念，但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它却始终置重于“民族”问题，而不像前者那样关注民族内部的“阶级”问题(即所谓“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意识到“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集中点的上海，便是狭义的爱国主义也受压迫”，因而，他要求作家“必须艺术地表现出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勇猛；必须指出无论在东北事件在上海事件中，各帝国主义朋比为奸向中国侵略……必须指出只有民众的加紧反抗斗争……然后可以打破帝国主义者共管中国的迷梦”，以此“艺术地去影响民众，唤起民众间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将此视为“我们民族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的要求”。可见，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出发点是在“民族”和“民族利益”上，他所说的“民族革命运动”所指主要就是“反帝国主义”。
　　《北斗》在“九一八事变”后刊发的上述三篇理论文字，在“民族”问题上显现出来的是与左联不同的立场。尽管它们与左联的“正音”相比还显得比较微弱，而且它们的作者的立场还可能时有游移(特别是在阳翰笙那里)，但是，它们的出现毕竟说明了作为左联盟员与非盟员的作者因为民族危机的刺激在“民族问题”上有了与左联“正音”不同的理论言说。而作为左联机关刊物的《北斗》能够刊发出这些文章，也说明在左联同仁内部(至少是在主编丁玲那里)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这就从理论上昭示了有关民族问题认知方面另一个可能的路向。
　　《北斗》民族立场的呈示，除表现在上述理论文字外，还更多地表现在其刊发的创作类作品中。左联虽然也倡导“作家必须抓住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但同时要求作家借此去“分析”各种国内外的阶级关系、去暴露帝国主义“以中国作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的阴谋”②。这也就是说，前者只是“题材”，其蕴涵的“主题”却应该是阶级性的。但是，《北斗》刊发的不少作品在事实上却突破了左联的这一题材和主题原则。它们并没有按要求去开掘和“分析”蕴涵其中的阶级关系，而是既饱含民族义愤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和罪恶，又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民众的觉醒和抗争。它们以这种鲜明的民族意识，高张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
　　综合看来，《北斗》所刊作品在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方面是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的。沈起予的小说《蓬莱夜话》(1卷3期)通过描写一个留日中国学生季特被羁押期间的所闻，揭露了早期日本殖民者买卖人口、贩卖毒品的罪恶。同期刊载的周裕之的小说《奸细》以朝鲜记者金利生的遭际为线索，用纪实的笔触，通过对由“东省”寄来的相关报纸上的新闻和金利生日记的组接，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对此，主编丁玲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和极大的关注。稍后，正是在丁玲的“授意”下③，李辉英于月间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宝山》，后于1933年3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当然，《北斗》所刊作品在关注日本侵华历史的同时，更关注的是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及在此情况下奋起抗日的民族志士。穆木天的诗歌《别乡曲》(1卷4期)描绘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政策”和“利刃”的统治下东北大地的惨然图景，号召农民“要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斗”。谷非(胡风)在诗歌《仇敌的祭礼》(2卷1期)中，揭露了“咤叱者们”(日本军阀)的野蛮的扩张政策――“他们梦想着扩大这个吸尽了膏血的三岛王国，/他们梦想着再建一个榨取无量的奴隶王国”；正是他们这种扩张的“梦想”在满洲制造了“可耻的流血惨剧”，给中国民众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如果说穆木天、胡风的诗歌对“灾难”和“抗争”的书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领的话，那么，2卷1期刊出的楼适夷的独幕剧《S.O.S》、白薇的剧本《北宁路某站》、李辉英的小说《最后一课》、丁玲的小说《多事之秋》(前三章，后三章载2卷3、4期合刊)等，则具体展现了东北“九一八事变”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一幕幕“惨剧”和民众英勇抗争的图景。
　　丁玲(署名“彬芷”)小说《多事之秋》，前三章描写事变次日上海市民在大马路先施公司门前示威抗议、在学联组织下第二中学学生演讲队到市民中进行抗日演讲以及在政府授意下“抗日救国会”召开市民大会的情景；后三章分别描写上海学生到南京请愿吁求政府出兵和民众参加义勇军等事件。其中虽掺入了一些阶级话语(如借市民的议论，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第一炮”，又将“中国的××党”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必“打倒”之)，但核心却是反映在民族危机强烈刺激下民众的觉醒和反帝抗日热情的迸发：“所有的一切大的都市城镇里，都为沈阳的巨炮轰醒了，全中国的民众都要起来，要解救在日帝国主义残暴的铁蹄下的民众，要免除自己身上所负的重的锁链。”④
　　《北斗》此期除了发表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歌颂民众抗争的作品外，还刊发了一批反战作品。陶晶孙的“梦幻剧”《谁是真正好朋友》(1卷4期)以巧妙的空间转换，表达了作者追求和平、实现民族友好的诉求。2卷1期也刊出了何少川的反战诗作《请你们想想吧》。它吁请那些受蒙蔽的日本兵“认清楚谁是你们的仇人，谁是你们的同志”，然后“掉转枪头”、为“消灭仇人而战”。此外，上文提及的胡风的诗歌《仇敌的祭礼》也表现了反战的内容。它在揭露满洲事变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还以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的口号――“不要打中国的兄弟”为魂，呼吁日本“三军的‘孩子们’”“回过枪头”，因为“敌人在自己的阵线里”。上述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反对战争、实现民族友好的愿望(特别是寄希望于日本兵倒戈以消弭战争的思想)，在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背景下，显然带有某种“梦幻”的性质，在当时是很难如愿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表现出了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的思考。
　　稍后，由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北斗》从第2卷第2期起刊出的相关作品几乎全是“以上海战争为题材的”(2卷2期《编后》)。最早在《北斗》上献出这类作品的是两个年轻的女作者――葛琴和文君(杨之华)。葛琴的《总退却》以十九路军士兵寿长年为主人公，叙写了“一?二八事变”中我军从搏战到撤退的经过。作品前三个部分正面描写十九路军士兵在民众帮助下英勇抗击日寇的情景。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寿长年“只晓得要打东洋人就要打个痛快”。怀着对“这些蛮不讲理的东洋兵”的仇恨，为了民族的生存，他和他的战友们违抗党国要人们的旨意“自动作战”，在死的边缘上，与敌人展开了无情的搏战。但就在此时，撤退的号令吹响了。在撤退途中，寿长年负伤。作品后两个部分即写寿长年住进伤兵医院后的见闻。作品最后写到寿长年的战友“小阿金”也负伤住院。“小阿金”之所以“牙齿咬得骨骨的响”，是因为他愤恨于“叫老子们退”的命令和“老子们要打矮鬼……你们就放机关枪”的遭际。由此可见，《总退却》的叙事主调是民族话语，而非阶级话语。
　与《总退却》相同，文君的《豆腐阿姐》的叙事主调也是民族话语。作品起始部分虽然叙写了工人阿明一家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繁重，同时也写到了劳资矛盾，但没有将之作为重点来突出。作品的重点在于描写“一?二八事变”中他们一家的悲惨遭遇和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感。在逃难的路上，阿明一家与日本兵相遇。最后，阿明被日本兵枪杀，他们四个月大的孩子也被刺死；被掳去的豆腐阿姐，在日本司令部里遭到轮奸以致发疯而死。作品以此触目惊心的描写，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作品还同时叙写了阿明的邻居阿福的遭遇。他主动到前线去，自愿帮助十九路军士兵掘战壕、烧饭。而他所帮助的那些士兵们之所以“要打”，是因为他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不肯卖国”。作品以此讴歌了下层民众的抗日热情。
　　因为上述两篇作品没有置重于阶级话语的表现，所以，曾招致左联领导人冯雪峰和沈端先的严苛批评。同期刊出的两篇批评文章――冯雪峰的《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和沈端先的《创作月评》，冯雪峰批评《总退却》“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没有十分明确的把握”兵士的“阶级的革命的意识”；沈端先批评“作者所描写的那种局限在‘民族性的’仇恨，(这儿没有丝毫国际性的表现)反而掩盖了战争之发生的根本”。关于《豆腐阿姐》，冯雪峰认为，它没有最鲜明地最深刻地描写“中国资本家乘战争的机会向工人进攻”，没有“在反对资本家的乘机进攻的斗争中来描写他们”；沈端先也指出，它将“阿明夫妻的存在和工人斗争分开”，“将上海战争写作孤立化了的战争，这一点和《总退却》犯了同样的错误”。沈端先甚至还进而得出结论：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了“所谓‘民族主义’作家所努力的作品一致的倾向”。不难看出，冯雪蜂和沈端先的如此批评所遵循的是左联阶级论的“正音”。因而，他们的批评越是显得严苛，便越是可以见出这两部小说所蕴涵的“民族话语”之丰厚。
　　虽然左联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对《总退却》和《豆腐阿姐》置重于“民族话语”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力图扭转“上海战争题材”作品的主题倾向，但是，成效却并不显著。此后，在第2卷第3、4期合刊中刊出的三篇此类题材作品所显现的主题倾向，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仍然基本相同。这三篇作品的作者分别为拉石磙修筑马路的工人白苇、努力于工农化教育工作而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慧中和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戴叔周。他们都是初登文坛的“无名小卒”。对于他们，丁玲在《编后》中向读者作了“特别推荐”，可见其重视程度。白苇的一组“墙头小说”总题名《夫妇》，共有五篇。其中第一篇亦名《夫妇》，表现了比较纯粹的反帝主题。与《夫妇》表现比较单一的反帝主题相比，慧中的《米》和戴叔周的《前线通信》的意识倾向显得要复杂一些。前者以上海“一?二八事变”为背景，同时表现了工人与当局的斗争。后者以第一人称和通信的形式，记叙了在“一?二八事变”中一队士兵从赶赴前线、参加战斗到总退却的过程。
　　综上，《北斗》所刊发的这些理论文字和文学创作，均传达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话语，显现出了作者和编者的民族立场。其实，这类持守民族立场、以民族利益为本的民族话语，是与左联的相关要求相违背的。自成立以来至《北斗》刊行期间，左联始终高扬的是阶级论的旗帜，始终是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的。如上所述，虽然左联也倡导“反帝国主义的题材”的创作，但是，在倾向性问题上，它却从阶级论观点出发，将这一题材的表现与反抗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主题要求勾连了起来。这反映出了它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的基本思路。这一基本思路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左联所处的极其险恶的客观环境。左联这个旨在“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⑤的组织，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当局摧残”⑥。当局以查禁刊物、封闭书店、枪杀作家等暴力手段对左联进行了强力压制。为了履行其“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⑦的历史使命，也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左联必须对摧残自己的“反动统治阶级”发起反击。其二是左联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体化关系的主观认知。左联诞生于30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漩涡之中，是“在当今‘万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革命与战争的时期，两个势力针锋相对――两个敌对的营垒血战肉博(搏)的时候，为参加伟大的革命斗争而结合的”⑧。在左联看来，在这种“万国”化(国际化)的历史语境中，因为国内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同处于“敌对的营垒”之中，所以，反抗国内反动当局也就同时具有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左联在不少文件中，一再使用了“帝国主义国民党”⑨和“军阀帝国主义”⑩等集合概念。它们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指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两类名词拼集在一起(中间既没有用顿号也没有用连词)，意谓二者完全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这种认知，无疑将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混合为一了。在这种主观认知的作用下，左联不但以阶级话语统摄了民族话语，甚至还进而以此取代了民族话语。
　　总之，在左联成立最初一年多时间里，主要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以“真正的斗争机关”自期的左联一直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虽然它也多次泛泛地喊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它的落脚点却大体都在反对其“帮凶”――国民党当局上。在一个内外矛盾均很激烈的时代，如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超越阶级的民族利益？对此，左联的答案是偏于否定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左联发表了一个宣言。它一方面很在理地抨击“党国要人的无抵抗镇静主义是‘宁赠友朋，勿与家奴’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说：有些党国要人“绝望拼命的大叫对日绝交宣战，其实是想催促国际干涉以至太平洋大战，这也是同样的企图维持资本统治的路线”。在它看来，日本占领东三省的目的竟然也是出于“保卫资本主义”、“保卫中国的封建余孽”和“毁灭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指苏联)之阶级利益；而“党国要人会驱策我们去‘为祖国为民族而战’”，也只是替资本主义的“美国，英国之摇旗呐喊”。(11)总之，日本侵略，说到底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而那些“党国要人”不管是主张“和”还是“战”，也还是在于维护其“资本阶级”的利益。由此可见，左联从阶级论的思维定势出发，将阶级利益远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了。它甚至还进而提出了“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因而在日本占领东北时最重要的似乎倒还不是自卫，而是“要保卫苏联”。如此，连本源意义上的“民族利益”是否还存在，似乎也都成了一个问题。
　　但是，到1934年下半年，左联却又开始正视“民族”问题了。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拯救危亡的民族，他在文学领域突破了阶级的藩篱，公开倡导“国防文学”的创作，强调“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样各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的“国防文学就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12)1936年6月，周扬又从“反帝联合战线是现阶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撰文批驳了徐行的“‘左’的宗派主义者”的观点。他着重驳斥的一些观点(如“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论、“爱国主义的浊气”论等)，实际上就是当年左联的主流观点。从那以后，“国防文学”逐渐成了左翼文坛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民族话语”逐渐成了左联所倡导的主流话语。
　　为什么在“民族”问题上，左联的态度有前后如此急剧的转变？为什么左联叙事策略会发生从强调阶级话语到倡导民族话语的调整？答案当然首先在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八一宣言》，主张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接受王明的指令给左联写信，提出解散左联，要求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的口号之下“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大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促成了左联态度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的发生，同时却也与左联盟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密切相关。
　　左联固然是一个组织严密、带有准政党色彩的机构，但这不等于说它就能在“民族”问题上真正统一其所有成员的认识。虽然此前左联一直在高扬阶级论的主旋律，但是，当其中有些盟员(如《北斗》的作者茅盾、胡风等)为亡国灭种的危机所迫，并敢于从自己的真切感受出发，他们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即可能发出与左联不同的、超越具体党派利益的声音来。此外，与左联盟员相比，其他一些非盟员(如《北斗》的作者李辉英、芦焚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原本就少；在国难当头之时，作为民族共同体之一员，他们从各自对民族的那种崇高的普遍的道德情感出发，为民族的生存发出最后的吼声，则更是顺理成章之事。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非盟员发出的民族话语，固然首先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但是，他们的这类话语能够在《北斗》上发表，自然也从一个侧面间接地表露出了《北斗》编辑们(他们均为左联盟员)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作为左联此期最重要的一个机关刊物，《北斗》的领导阵容是强大的。据丁玲回忆，那时她“是属冯雪峰领导的”(13)；但除冯雪峰之外，其他“左联领导核心成员”如阳翰笙、茅盾、阿英、郑伯奇、张天翼、叶以群、耶林等“都或长或短都参加和指导过《北斗》的编务工作”(14)。应该说，这样的领导阵容为《北斗》屏蔽掉民族话语的杂音、传达出左联阶级论的“正音”，是提供了足够有力的组织保障的。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左联的喉舌、本应以传达左联“正音”为己任的《北斗》却仍然掺入了丰厚的民族话语。不用说那些非盟员的作者，就是某些“左联领导核心成员”也以此为载体传达出了与左联阶级论律令相抵触的言论。
　　本文择取《北斗》杂志这一个案，来管窥左联转变之前其作为《北斗》作者和编者的盟员在“民族”问题上不同于左联“正音”的认知，尽管还不够全面，但也足以证明：在“伟大的事变”的强烈刺激下，以民族共同利益为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是任何理论都难以抑制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左联在民族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以及叙事策略的调整，既是顺应大势的结果，也是顺应民心的结果。
　　注释：
　　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日。
　　③李辉英：《我从事文艺创作的一段经历》，《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蓬子的小说《白旗交响曲》(1卷4期)和芦焚的小说《请愿正篇》(2卷1期)分别描写上海学生和朔都大学学生为抗日救国请愿，讴歌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其立意与丁玲此作相关描写相同。
　　⑤《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日。
　　⑥《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日。
　　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期，日。
　　⑧《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五一特刊》，日。
　　⑨《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工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报告后的决议案》(《文化斗争》第1卷第2期，日)斥责取消派“已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旗下的忠顺走卒”。
　　⑩《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1期，日)揭露了“军阀帝国主义的横暴”。
　　(11)《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日。
　　(12)周扬：《“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日。
　　(13)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14)陈天助：《探问左翼文艺刊物的短期行为――以丁玲主编的〈北斗〉为例》，《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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