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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恐伤肾，吃点补肾的药和调经的药，多吃大枣桂圆吧受惊吓闭经是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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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各方观点汇集
14:44:40 | 作者:
深圳迟来的“行政权三分”，这次能走多远　　核心提示：说到底，当初改革的流产，还是那些政府部门不能革自己的命，怕自己改革后“下岗”。还有一种阻力就可能来自部门利益。　　深圳市政府门前的“拓”铁牛雕塑是深圳人开拓精神的象征。如今，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再次举步开拓。5月25日《新京报》报道，《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于5月初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其所涉及的数项改革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列为首位。一个明确的信号是，深圳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却又悄无声息流产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即将重启。　　“重启”这个词包含着太多的沉重，这个本应早该启动的改革却没有获得“深圳深度”，而是姗姗来迟。如果不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央层面全面铺开，或许深圳的 “行政权三分”改革还不知要观望到何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深圳终于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事实上，《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是年初正式递交的，至批复历时不到半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得以批复，倒有人称之为“深圳速度”。　　早在2003年1月，广东省召开“两会”时，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透露，深圳正在筹划打造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全新政府架构。到今天已经时隔6个年头了。当时“行政三分制”的新闻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讨论，在这个月20日《南方都市报》“社评”刊登的《“行政三分制”将给深圳一个加速器》，就是笔者撰写的。遗憾的是这个“加速器”并没有得到很快地启动，沉寂了6年。我在这篇评论中寄予了很高的希望，着力分析了这种新型体制分离制约又能协调运转的作用。它通过合理分解权力，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决策更民主、科学；执行更透明、公正；监督更有效、有力。文章还指出，从现行的行政体制来看，大多政府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权力过于集中，容易产生权力滥用、“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而怡恰是这个关节上阻碍了这个改革的进程，因为在实际操作上将会面临机构撤并、部门定级等。当时就有评论指出，深圳若真的对许多专业的政府部门动大手术，就不光得不到这些部门的上级部门的支持，甚至会与许多现行专业法律法规相抵触甚至相违背。这样以来，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就不光会遇到来自现有政府部门的上级部门和行业的压力，甚至会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而遭遇法律障碍。没想到还真的一言中的。应该说，最大的的阻力还是来自于政府部门合并后，却没有渠道来安置被分流官员。改革的另一设计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回忆，如果按照最初的思路，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这无疑会带来人事安排的巨大障碍。说到底，当初改革的流产，还是那些政府部门不能革自己的命，怕自己改革后“下岗”。　　还有一种阻力就可能来自部门利益。说白了，“行政三分制”就是“分权”，其根本思路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政府决策、执行、监督三方面的相对分离；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哲人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行政三分制”就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部门、某一环节或某几个人而导致失范的现象。通过建立权力分解、合理制衡的办法，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制约体制，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规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使之又能成为相互协调的互动体制，让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责，形成整体合力和制衡效应，从而达到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目的。我们知道，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权力的监督，正是权大于法、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得以滋生的土壤。而一旦权力进行了合理分解，权力得到了有效制约，得到了充分监督，腐败也从源头上、制度上得到遏制；还能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待遇和收入分配，防止公共权力利益化、政府资产部门化、部门收益个人化的现象。这样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少了高福利，为官者就少了灰收入，显然有人就不乐意这种政革。　　尽管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姗姗姗来迟了几年，但毕竟还是启动了，对于这项改革的启动，我仍然寄予很高的希望。早也好，晚也好，“行政权三分”的启动仍然是“拓荒牛”象征，因为在中国大陆至今还是首次启动。（洪巧俊）深圳处在一个转折点
　　国务院如此之快正式批复《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犹记得当年天津滨海新区上报方案，反反复复被打回来修改，拖了一年多时间才批下来。而现在深圳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确实如各位朋友所说，特殊时期，效率特别高一些。　　不过深圳之所以批得快，也可能跟方案的内容有关，深圳《总体方案》我看过，大部分是虚而化之，包括四项“先行先试权”在内，都是提一些方向性、概念性的东东，不涉及到眼下的重大政策突破的，自然就容易批复一些，而“涉及到特区范围、土地、金融等重要专项改革另行按程序报批”，说明深圳的策略就是先把笼统的、概念性的东东批复了，其中需要啃硬骨头的，则留下来慢慢啃，倘若不这样分拆，恐怕也会象天津滨海的方案那样，拖上个一年两载的。　　深圳市已成立了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并未如我在“两会”期间建议的那样成立一个综合改革委员会“综改委”），下设办公室（是否会简称为“综改办”？），并准备在各区各部门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我就不知道这个机构是否由原来的改革办演变而来呢，还是另外再搭建一套综改办系统。倘若是“综改办”，而综改办还象原改革办那样仅由市委副秘书长兼任主任，恐怕推进起来协调难度仍会很大。我2月份的建议是由市委专职副书记兼任主任。　　据说综合配套改革的“三年实施方案”（）很快就会出来，同时还会出来一个2009年度改革计划。老天，2009很快就过去半年了，所谓“三年实施方案”，准确点说只能叫“两年半实施方案”了。2009年半年能做什么？看来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啦。　　还据说，2009年要完成或希望良好开局的改革事项，至少有七八项之多。这包括全面启动大部门体制改革，据说要在9月底完成——但我估计9月底完成的应该只是一个初步方案，真正完全达到目标，应该需要几年时间来走；还包括向国家争取将经济特区范围延伸到深圳全市——这件事既然中央说“另行按程序报批”，应该是有了谱，中央基本定了同意了，只不过要走程序而已，但走程序是什么意思？那就应该是由相关部委（现在主管改革和特区事务的，应该是国家发改委了吧）提交给全国人大，但就不知道在法理上，这个程序是必须由全国人大的年会来批准，还是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就可以了，如是后者就好说，如是前者，则意味着必须到明年3月了。　　至于“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据说基本上就跟我在前面博客里所建议的那样，先合并街道和社区工作站两个环节，变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其实社区工作站本来就是多出来的一个环节，原本宪法和国家有关法律只说了“居委会”必须自治，但在原居委会走向自治的过程中，“深圳模式”就多搞了一个社区工作站，仍作为政府的根须，而居委会虽然自治了，却发现自己没什么自治权力，大部分权力仍掌握在政府末稍的社区工作站手里，最后居委会搞成了伪自治，政府还是不愿意放权。现在将街道办与社区工作站合并，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正本清源吧，能不能清得了正得了，还要看这个整合之后的机构，与居委会之间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由坪山新区来承担此项改革试点应该说是想确保试点的成功，所以选择了最易的一处，因这些居委会原本就是由原村委会改变而来，村委会自治做得比较到位，并没有什么社区工作站，则也就谈不上什么对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的行政资源整合了；如果坪山新区仅由原坪山一个街道办组成，那简直就跟没有改革差不多；除非坪山新区由坪山、坑梓两个街道办组成，那才有一点改革的意味在里面。要我说，这项试点若真相成功并在全市推开，老实讲就应该在罗湖福田南山这些既有社区工作站，又有居委会的区，看你怎样把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合并了？　　无论如何，创业板确定推出，以及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批复，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获得，这几件事意味着深圳彻底走出了低谷，重新站上了中国舞台的中心，这确实是深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金心异）“创新中心”还需要批准的吗？——兼论深圳的过去与未来时间　　根据最近《南方网》消息，在上海获批“双中心”后，“深港地区”顺利获得了国务院批复的“五大中心”：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在高兴之余也由此遐想，难道“创新中心”还需要国务院批准的吗？不经过批准就不能创新或永远成为不了创新中心了吗？　　如果想起当年深圳也是这样被批准为特区的，那么，今天深圳再次被批准成为“创新中心”，对于深圳人来说，也不会感到什么惊奇，并且很多深圳人都会感到高兴，因为，深圳人的地位在一夜之间又比其它人高了一格，将来的深圳人又有幸成为创新人了。不过作为深圳人，当回顾深圳几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时候，一定也会感叹，现在不创新，还行吗？　　深圳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可以定性地说，就像一辆过山车一样，深圳的经济发展早已冲过了顶峰，现在正要向下滑行。30年来，的确深圳发展得很快，这是没有人否认的。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还得益于深圳与香港比邻。改革开发前，由于深圳与香港之间就像两个水桶中，压力相差很大的液体一样，当两个水桶用管道连通之后，深圳这边的水压就会快速提升，使深圳与香港的差别逐渐缩小。　　当年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区别还可以用梧桐山来作证。30年前，梧桐山并没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山名，因为山的周围人烟稀少，并且靠近边界，无人敢向它靠近，但还是有一位老人敢冒风险，好不容易爬到梧桐山顶，向南远望，然后感慨地说：吾同啊！吾同啊！顿时，“梧桐山”之名就由此脱口而来。因为，后面听他讲述登山故事的人，别的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吾同”两个字，由此“吾同山”之名就被众人广为传开来，后来才又被人正名为“梧桐山”。这就说明当年深圳与香港之间有天壤之别。　　具体地说，深圳30年来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来料加工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由来料加工转变为独立加工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房地产与金融业快速增长，把加工业挤出深圳的阶段。现在国务院批准深圳成为“创新中心”城市，应该说，这是深圳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又将要开始了。　　深圳在过去这三个阶段中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内地，完全得益于国家最先给与深圳市优惠政策。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谓的优惠政策，就是深圳可以像香港一样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称之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在物质方面中央政府并没有给过深圳太多的支持，深圳被划定为特区的时候，中央政府只给过深圳市政府3亿多元，并且是用来建设罗湖海关和修铁丝网边界之用的。　　在深圳刚被划为特区的时候，连深圳市政府里面的人也不清楚什么叫特区，甚至连中央也出现过两派不同政治观点的争论，因此，才出现了邓小平两次到深圳南巡的故事。后来政府官员在总结深圳的成功经验时，就是用一个“创”字来概括，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由此可见，深圳最初的发展完全是靠人们的原始创造力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在深圳特区创建之初，在深圳落户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些国内著名国有企业派来支援特区建设的内联企业。后来也出现过一些合资企业（合资需经国务院批准），但在很多合资企业之中，大部分外资还是中国政府早年派驻香港的中资企业。 （陶显芳）深圳发展尚需改革目标和改革动力 　　国务院批复《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深圳市各界普遍认为深圳有了“尚方宝剑”，新一轮改革征程又将起步，深圳又将成为全国改革的明星和核心地区。“深圳被抛弃论”也将成为过去。　　无疑，《方案》对未来深圳的定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对深圳改革的要求和定位可以概括为：“六区”，即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现代产业的集聚区、粤港澳合作的先导区、法治建设的模范区。四大中心，即全球性物流中心、全球性贸易中心、全球性创新中心、国际文化创意中心。四个“先行先试” ，即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六大改革重点，即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以深港紧密合作为重点,全面创新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城市。　　方案中有几个亮点，一是赋予深圳先行先试的权利，并有具体方向和要求。二是突出深圳和香港共同发展的未来路径，并把它与《珠三角纲要》的实施结合起来。三是肯定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延续其特区的地位，打消了绕在深圳心头的诸多困惑和包袱。　　不过，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成就和现实告诉我们，改革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一个全面审视未来社会发展、体制机制的阶段。纵观深圳综合改革方案的内容，笔者认为，当中的大多数内容或改革实验要求，其实也是中国改革的总要求。如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自主创新，等等，无一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因此，在肯定深圳承担起改革试水的重任的同时，有几个问题需要再加探讨。　　其一，改革的核心在哪？经济体制、政府建设、社会建设等等，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改革方向和内容。但是，当面对社会发展的大局，面对既有的社会格局如利益格局时，小打小闹的“改革”并不可能触动更不能打破强有力的既有格局。因此，要成为真正的改革特区，深圳还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作为，即在社会改革上作出更多的努力。在基层民主、社会民主、政治民主、网络民主等方面放开步伐，以社会建设和民主建设推进其它的改革。如此，才能使各项改革能够真正的深入、持续。　　其二，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深圳综合改革成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取得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即“尚方宝剑”。国家的支持当然是不可或缺，它成为深圳未来改革的重要政策保证和起点。但是，只有这一点事不够的，它并不一定成为深圳未来改革的持续的核心推动力。深圳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民众的支持才是改革的核心因素。“三个代表”中“最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改革的核心动力。在发展经济、发展社会、提高民生水平的同时，让广大居民了解、理解、参与和支持深圳的综合改革应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体制、完善政府行政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获得民众的支持，就成为了关键。　　其三，深圳的责任在哪？历史赋予深圳新的使命和责任。行政体制的大部制改革，自主创新体制的建设，民生水平的提高，产业发展，深港共建等，都不是改革的核心。如果深圳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领域进行改革和试水，虽然不能否定其作用和意义，但也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作为综合改革实验区，就应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更多的关系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的领域作出探索和改革，而不局限于《方案》中的内容。如此，深圳将会创造新的奇迹，给世界新的惊喜。（谌毅兵）深港PK上海：中国城市的终极竞争　　人生如戏，城事亦如戏！上个月29日上海获批“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消息传出后，香港媒体哀声遍野：噩梦终于无可避免的到来了，上海这个“红顶”城市再一次成了万众瞩目的“国家宠儿”，而香港只能悄悄的牵着深圳的手，躲在海天一色的沙滩上，望着南国的星空黯然神伤：让上帝的归上帝，让伤心的归我们吧！　　没有谁能想到在在上海获批“双中心”半个月后，“深港地区”竟然获批“五大中心”——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桂冠，都是深港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眼痕未拭的深圳，长吐了一口从1997年以来就憋着的闷气，却看香港愁何在时，见其漫卷诗书喜欲狂。　　尽管敏感的股市月初已经有零星反应，深圳本地股表现非常“勃起”，但这样浓墨重彩的大手笔，还是让大部分的观察人士意外，犹记当年“天津滨海新区”上报方案时，反复折腾修改得吐血三升。而现在深圳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通过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深圳综改方案》)，真是“国家不幸深港幸，赋到沧桑效率工”。　　自中南海向全国各区域发放优质牌照以来——天津滨海获得综改区，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北部湾，到海峡西岸经济区，再到《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以来，看得出这是高层在平衡国内区域格局，城市之间的竞争开始进入了“白衣飘飘”的骑士时代，群雄逐鹿的格局日渐成形。只是没有想到“次贷危机”横空出世后，中国不得不暂时放弃平衡国内资源而布局国际棋局！在上海获“双中心”深港获“五中心”后，新一轮的城市竞争大幕已经展开，群雄并起的骑士时代逐渐尘埃落定，现在最闪亮的两颗明星无疑是深港与上海，作为中国２１世纪的两张名片，终极目标当然是剑指东京纽约，但他们的关系是微妙与复杂的，他们的关系是竞争又合作的，这其中自然多戏剧，看21世纪的“双城记”（实质上是三城）如何演绎！　　卷一
深圳VS上海：“黑猫”与“白猫”的博奕　　　　在很多人看来，深圳与上海早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了。　　一个苏州朋友说，深圳与广州这种货色争珠三角“龙头”，哪有资格做上海的对手。　　不错，近年来深圳处处树挫：深交所停发新股，直辖市遥遥无期，港深合作隔靴搔痒，明星企业集体逃亡，还有，还有无数的“抛弃论”盛嚣其上……而上海，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又是长三角龙头，又是亚太航运中心，又是中国经济之都，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连“贪污腐败”也是上亿上亿的大手笔，现在的上海，眼中就只有“香港”才配做它的对手，连北京与台北，都处于视线的４５度之外。　　深圳与广州，早就沦为中国二线城市了，哪有资格与自己一起抽烟喝烟呢，与自己的小弟苏州南京ＰＫ去吧。　　表象的确如此，改革开放进行到20世纪末期，深圳“一枝独秀”的时代一去不返。伴随着浦东的开发、北京奥运、天津新区、重庆直辖、广州合并、青岛崛起、苏州制造、东莞加工、武汉复苏、大连建设，曾经“沉睡”的历史名城开始“重振雄风”，更多新兴城市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锋芒直指南方，于是，中国的城市第一次开始全方位的竞争……　　在这一轮的城市较量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许多城市都把目标指向了深圳，因为，２１世纪末的深圳，的确是太风光太独特太锋芒太光彩夺目太美轮美奂了……　　而在这些挑战者中，上海无疑是风头最劲声势最盛的一位，在一轮又一轮的“造神”运动中，上海无疑已经完全压住了深圳，其它城市在欣赏这两座城市的勾心斗角的同时，同时也在享受其中超越深圳的快意。特别是一些自命与上海有着相同背景的城市，更是在媒体有意无意的煸风点火中，不忙嘲讽一下深圳的“年少轻狂”。另有一些有过辉煌而光景不再的城市，更时不时发泄对这个满口金牙的“暴发户”的不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是全部理由，深圳这座“年青的偶像”不倒，那其它“历史名城”如何才能有出头之日呢，于情于理，深圳这堆“臭狗屎”是必须要被踩一踩的，不骂深圳，难道去骂纽约与曼哈顿不成？上海取得的成绩值得庆贺，这个中国城市的“长子”的确曾经为共和国奉献了很多。而且从人文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其个性与气质也有着独特魅力。在这方面，不是深圳，中国的其它所有城市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点敬畏的。　　深圳部分人不服气上海的原因在于上海是喝“财政的血”，甚至是抽深圳的“筋”膨胀起来，而深圳，虽然说是给了政策，但主要是自力更生，而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仇恨就是深交所的停发新股，这将是深圳心中永远的恨！而且创业板中央也是迟迟不批复（现在应该算是定下来了吧！），后面那看得见的“上海黑手”更让深圳忐忑不安。另外深圳聪明人自建一个黄金交易，又被喜欢摘桃子的上海通过手段搞去了，而深圳的黄金珠宝加工制造业占全国7成，上海搞去也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罢了，又弄不出个什么大动静来？这让政治上卑微的深圳很生气。 　　在一些深圳主义者的眼中，自己每年交那么多钱给国家，自己连个地铁都没得建，搞得深圳人民很是“不高兴”，堵车堵得屁股生烟。而上海，想干嘛就干嘛，磁悬浮（人家日本德国自己都不建，就你上海傻逼）就那么“浮光掠影”去了，没事；证券所搞得乌七八糟，没事；建全中国人民一片骂声Ｆ４赛事傻了，也没事……再给它个什么“人民银行第二总部”……结果会怎么样？深圳在拭目以待。　　一些落根于深圳，长期耕耘于深圳的深圳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深圳是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的，是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起来的。而上海，处于国资＋外资的畸形怪圈，即使有国家支持，宝钢一汽什么时候让全国人民放心过，再搞不定就勾结外资来蒙骗良善的中国人民。而深圳企业非常的强，对外渗透力很高。比如华为，中兴，招行，平安，比亚迪，腾迅…….一个个极具竞争力的名字，一大批排在世界同行前列。上海呢，等金融危机过去后再来看吧，谁在裸泳就快见分晓了。　　　　深圳与上海的这些历史恩怨，只是那些对城市比较熟稔的资深市民才明白，大多数普通市民对城市的直观感觉，还是来自于生活上的点滴。　　很多人觉得深圳是一个冷漠的城市，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城市，但有一现象很奇怪，在深圳，老人孩子孕妇一上车，齐刷刷站起来一排人；到过很多城市，但像深圳这样忙着让座的，只在民风淳朴的青岛碰上过一回；而我所熟悉的“武汉”，那抢位置会抢出“人命”来的，大善可以伪装，小善却显本性。偌大一个中国，现在要找出几个乐于让座的城市出来，好像有点点艰难……　　上海则完全不一样了，不要说让座，哪个老大爷不小心碰了一下小姐粉嫩的胳膊，那眼睛瞪得都快要飞出来。记得有一次看见一孕妇轻抱着肚子走上车，几位男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希望对方能先站了起来，最后还是一个６０多岁的老大妈实在看不下去，挤出半边屁股空出半个位来；当时车行使在复兴路上，不知谁的手机传出铃声，就是张学友的“这个冬天不太冷”……但当时感觉到整个车厢却是冷冰冰的。　　当然，这也不能得出深圳的国民性就优于其它城市的结论，原因在于，作为一移民城市，冷漠之后的温暖让人倍加珍惜，移民之间的相互慰藉让人更感亲切。都是漂泊在天涯海角的人，能理解在外的艰难？也许这是深圳能够“让座”的主要原因。只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深圳的善良还是能展现出来的。　　同样在公交上，上海有一点是深圳所不能及的 ，上海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自动遵守，但深圳却是一窝峰的往前挤，可见深圳的性格仍然“草莽”，而上海这个城市却很讲规矩。　　当然，城市性格各有千秋，谁优谁劣不可断论，上海有上海的好处，深圳有深圳的缺点。但为什么上海与深圳却象有“不共戴天之恨”（严重了点）呢？如果说上海与北京的情仇是因为上百年的恩怨的话，但深圳建城也只有２９年，为何深圳与上海好像是完全对立的呢。　　这里要提到深圳与上海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大本营，一个则是“计划计划”的大堡垒。尽管商业时代早已深入人心，曾经的“乌托邦理想”早就成为历史名词，但饱受诟病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从中国的版图中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２００３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再次强势正是这种背景的折射，“国进民退”正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而特区鹏城，最尊重的还是市场的力量，当然这其中也有部分国企，但深圳的核心文化还是尊重市场的。所以深圳与上海的较量，是“市场”与“计划”的终极博奕，是“邓公”口中“黑猫”与“白猫”的博奕。　　卷二
深圳VS香港：“城”梦了无痕，有情人难成眷守　　2007年，深圳本地一网站曾经做过这样一个专题：深港大都会，天下无双。　　这个标题取得有点俗，没有彰显出什么品味来，但也道出一点点事实：1、如果深港真的携手成为一个“大都会”的话，那以现在两城的实力，只怕纽约和东京也得敬畏三分。2、“深港大都会”，这五个字可以看出来，深圳现在总算自我感觉能与香港平起平坐了，要是十年前，哪里敢称“深港大都会”，最多只放低声音怯生生的说“港深合作”。　　这也不是深圳“暴发户心态”，而是多年反复试探后培养出来的信心，如果一“外星异形”站在罗湖桥上左右一看，香港那边是一片贫瘠的四野，那光秃秃的山顶上梳着几根枯黄的乱发，而深圳这边则是鳞次栉节的高楼大厦，一时之间，还真搞不清哪边是“东方明珠”哪边是“南方渔村”？　　岁月无情，香港那高高在上的感觉，已经逐渐淡化了，尽管不能像戴“五眼花翎”的上海那样斜着眼看世界；但最起码感觉能与深圳一起吃个饭喝个酒，偶尔还开个小玩笑，不像原来连头都懒得抬起来。深圳也不像原来那么自卑而偏激，一听说是香港佬在这边，马上龇牙咧嘴的恨不得上去踢两脚。　　那时候的深圳与香港隔阂还不小（这种隔阂甚至现在都存在），面对港人北上消费，深圳觉得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女人，炒高了市区的房价，拉升了深圳的消费，夺去了赚钱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年老色衰”的港人周末过关Q女“包二奶”，不仅挤兑了深圳人不多的幸福，而且拐带坏了深圳的女人，搞得自己谈恋爱都找不到处女，这些来自资本主义的坏蛋们，是一些披着人皮的狼啊！　　而香港同样也是怨声载道，骂深圳那些“臭不要脸的”剥夺了自己的“更年期”幸福，利用色相勾引自己本来不坏的男人，更可恨的是掏空了香港的实体制造业，吸干了香港的商业资本，搞得失业人员经常“集体-散步”，害得香港房价大跌，深圳，不过是大陆用来汲干香港血液的一根针管。　　这些来自个体的吵嚷与喧闹，在深港两地时有发生，但总体来说，这只是民间生活上的嗑嗑绊绊，矛盾也只是茶余饭后的戏谑与怨愤，尚不至于影响到两城“操盘手”的决策，理性的深圳人士都明白，尽管香港占了深圳揩了不少“油”，但深圳财富的增殖是港人资金与经验外溢的结果。智性的香港人也明白，以资讯服务、金融贸易、以及物流业为主的香港，将来必须与深圳这个科技之城先锋之城联起手来，才有可能发挥出更大的效应。　　特别在上海借助国际资本，台湾资本，江浙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崛起后，其势头咄咄逼人，不仅深圳被对方用各种手段逼到墙角，连香港也感觉到那令人窒息的杀机。上海连续15年GDP两位数增长，一跃成为展示中国经济改革的窗口。在十一五规划中，上海要加快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比起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还多了一个“经济中心”，野心大得要把中国的好处全部“独食”，把香港这个国际都会赶出“亚细亚”。　　另外广州也时不时摆出一副“省城”的样子，总想把将香港与深圳踩在脚心，而北京天津等更是一副“咸鱼要翻身”的样子，动不动就鄙视一下“文化沙漠”的香港与深圳。　　面对各城市的步步紧逼，港深也都忧心忡忡。很多香港人觉得面积太小，1000平方公里只够“上海男人晚上约会”，而700万人口虽说不少，但数量也只与“上海女人”旗鼓相当。香港加深圳那就不一样，起码打群架时年青人不会少，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与深圳全面合作的话，一是向中央要政策腰杆壮些，不像现在这样猥琐，只要有上海插足的政策或者项目，吓得连话都不敢说。深圳跟香港的GDP经济加起来两万多亿的经济体，在中国可是一个巨无霸，国人最怵的就是这个。中央没有说让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那深圳与香港捆绑在一起，这能不是全球金融中心吗？只怕“上海籍”的发改委的同志也不好意思不承认了。　　随着中国贸易、金融直接与世界接轨，中国内地市场直接向外资开放，香港这个“世界桥梁，中国跳板”角色受到挑战。同时深圳的“特区”角色早已失去风光，而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自己的发展地，也是因为香港是深圳的精神支柱，要不然，特区早已不特，谁会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南方城市。　　思来想去，深港都觉得对方是自己的的天然盟友。香港本来只把深圳当半个“二奶”看待的，现在形势不妙一夜之间成了“有情人”，所以现在一搞“深港论坛”，两边专家开始“谈婚论嫁”的。　　最核心的是，深圳与香港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两城的合作绝不是像某些城市的简单相加，而是各　　自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如果将深圳的科技与香港的金融结合起来，如果将深圳的制造与香港的服务结合起来，如果将深圳的国内竞争力与香港的对外辐射力结合起来，如果将深圳的人口和香港的教育结合起来，如果将香港的物流与深圳的出口结合起来……深港一体，足可以外战纽约，内战上海，借用“过气的”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战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不过，尽管“深港地区”顺利获得了国务院批复的“五大中心”，但真要把深圳嫁到香港，或者香港娶回深圳，绝非等闲之事，主要有两个大原因，一是制度二是文化，技术细节都是可以慢慢商量的，但制度与文化可不是旦夕之间能解决得了的。深圳如果没有中央这个“婆婆”的全面支持，制度设计完全不同的两个城市怎么可能对接，这涉及到要修改N多制度层面的东西，“解放思想”说起来虽然简单，但具有改革新思维《深圳19条》刚刚提出，就不知让深圳承受了多少压力，偏偏香港这个“姑爷”又不太听话，经常在那里对“祖国母亲”点点戳戳，如果读过香港人辱骂英国人的文章的话，你会觉得，香港人对祖国的言论，真的是爱国爱党的典范，全是在为了这个国家与民族在着想。“一国两制”虽说是开拓性思维，但真要“一城两制”，那更需要大智慧，深港这样的深度合作，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战略的尝试，是整个国家思维的转变，一旦没有百执不挠的勇气，那这对有情人也难成眷守。　　另外，部分香港“老太”放不下“大香港”的架子，仍然看不起对面那个“小渔村”。这属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当然这也应该理解，香港有香港的苦衷，《为什么香港不能做大陆的另一个城市？》作者钟伟认为：“视野内地化是影响香港“大陆化”不良先兆。”“香港要保住东方之珠的璀璨，恰恰不是融入内地而是面向国际，这样才对内地金融家和国际金融家具有吸引力，“内地化”的香港仅仅是给中国多带来一个沿海开放城市而已，这对大陆也是失和氏璧之恸。这就好比香港是一个弹奏莫扎特的大家闺秀，西方人觉得亲切无隔阂，故来者云集；内地人亦觉高雅不凡，所以趋之若鹜。现在因为内地出了个弹琵琶的高手上海，香港不去学好更多的舒伯特，反而掉头妒忌别人的“高山流水”，岂不可笑？最终无非是西方人觉得香港人技艺日疏了无新意返身而去，内地人也觉香港人的琵琶不如听上海人的琵琶。”　　理解可以理解，但钟伟的看法未免偏颇，一体化并非一样化，深港合作中香港着眼点绝不仅在深圳，而是借助广阔腹地而放眼世界；深圳的眼光也不会只盯着香港，而借助香港发力全球。深港携手建设的是国际性大都会又不是国家中心城市。香港不必做大陆的另一个城市，深圳甚至也可以在这一方面向香港靠拢。大陆不会傻到把香港“深圳化”，把英语“普通话化”，把凤凰“央视化”，把联交所“深交化”，把港币“人民币化”，把港府“深圳化”，那是自断后路，而香港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就会提前终结。　　香港要发挥“两制”优势，但不是说害怕深圳的雄起，如果连深圳你都搞不定，又怎么在国际上与纽约一扳手腕，深圳和香港是连体城市，同舟共济福祸与共，如果抗拒深港合作这种大趋势，那只会让香港与深圳这对情人越发痛苦。　　卷三
香港VS上海：中国德比战，谁是经济“状元郎”　　国务院前任“朱老板”在访问美、加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把上海比作中国的纽约，香港比作中国的多伦多。此语一出在当时的香港引起极大反响，部分人觉得中央高层似乎将香港地位置于上海之下，部分人士觉得这种比喻很明显没有顾及香港同胞“脆弱的心灵”，更有部分人士认为这种提法有点过于超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荒诞”）。　　十年之后，国务院通过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并声称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媒体又是一轮猛炒，联想到前不久上海与广东省内４个城市一起被确定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首批试点城市，香港感觉到有萧杀的秋意。　　十年内翻天覆地，十年内乾坤逆转，尽管香港的GDP远在上海之上，但上海却完全拥有了一种向上的“气势”，大有取代香港成为远东第二城（东京第一），“东方之珠”的称号好像要更换主人。　　如果深港这次不是获得“五中心”的国家“勋章”，深圳的确是有点灰心丧气的。　　面对上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十年进攻，香港看起来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1997年之后的“图穷匕见”，香港部分人士直叹无力回天。但香港与上海并没有全面对抗，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国际金融新版图中的定位、关于两城将各自将扮演什么角色、谁又将率先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问题上。　　与十年前战战兢兢的心态不同，十年后的这次思考更加波涛汹涌，香港从媒体到学界，从商界到政界，从“卖中药补品”到“开出租车”的，从相信基督的到信仰释伽牟尼的开始谈论这个问题，慷概激昂者有之，悲观失意者有之，冷静理性者有之。但总体意见是一致的：香港如果再不“逆转玄功”，上海定会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缺乏自信是理所当然的，它仅仅1092平方公里、7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全中国从“局部开放”到“全体祼奔”后，香港还能维持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这样的的国际大都会的地位吗？它不再是中国大陆计划经济与世界各国联系的桥梁，也不再是“红色中国”连接“罪恶资本”的唯一通道，在历经1998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2003大陆非典的肆虐、2008美国次贷危机重创之后，香港经济不再像上世纪末期那样“春风得意马疾驰”，面对上海咄咄逼人的进攻，现在的香港只能依托珠三角、携手深圳才能找回一点自信。　　关于金融中心的地位，“天真善良”的“专家级”教授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发展迅速的巨型经济体，仅仅一个金融中心未必够用，而且香港与上海腹地不同、网络不同、对象不同，即使内地货币兑换自由度进一步放开，也未必能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看看“超级金融帝国”美利坚，芝加哥以期货交易著称于世，而纽约华尔街以股票扬名天下。所以，一个超级经济体应该可以拥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更有“专家”早就将上海与香港的金融服务定位好了：上海以人民币产品为主，人民币的定价、拆借、交易、结算中心设在上海；香港以美元、欧元为主，借助与纽约和伦敦等金融中心的互动，由外向内引进国外的金融资源。　　多美好的构想呵！分工合作，首尾合击，很快“大中华”就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金融帝国”了，美好的愿望当然需要，香港与上海“围剿”纽约与伦敦也值得期待。但香港与上海能那么乖乖听话的各自干各自的事吗？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存在矛盾是天经地义的。现代商业金融具有先天“魔性”——将一切利益占为己有是特征之一，深圳与上海不是也想在金融方面各司其职吗？而结果呢，多少金融人才在这场战斗中负伤呕血，深交所与上交所之间的战争，恐怕是香港与上海“豪门恩怨”的一个预演版而已。　　总体来说，从经济这方面业讲，尽管上海现在的江湖地位迅速崛起，但与香港比还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选手，香港拥有完善的硬件与软件建设，具备极强的国际融资能力，享有大量金融、咨询、物流业方面具备国际眼光的高级管理人才，这些都是上海望尘莫及的。更让上海艳羡的是香港的投资早已遍及世界，从美国曼哈顿到的巴拿马的运河港口，从加拿大多伦多的房产到日本东京的珠宝，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就现代文明而言，香港是中国无可置疑的贵族，而上海还没有摆脱世俗的小姿。　　可为什么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上海取代香港却像是理所当然似的——这与浅薄的媒界“造神”运动密切相关。香港毕竟偏居一隅，在心理上与自己的家乡有点距离，而且是英国佬一手扶持起来的，算不上亲生儿子，有出息也是别人一手造就的，而上海则不一样，虽然这女儿一心想嫁到国外，但毕竟是龙女龙孙啊。上海强则中国强，上海国际则中国国际，有意无意地也一起参与这场“大合唱”。　　而且事实上好像也能找出许多理由：上海依靠的长三角腹地相比珠三角幅员广阔，人才技术资源雄厚，城市分工明显，未来对外资有更强的吸引力；中国加入WTO，市场的日益开放使外资不必再经香港中转。所以勃勃生机的上海和与生机勃勃的内地无往不胜，而香港则与西方世界一起沉沦。　　这种说法也找到了很多论据，CAM EL去了上海，卡地亚的亚洲旗舰店也搬进了上海，UPS亚太总部移师上海，最著名的DTC钻石咨询中心正考虑将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搬往上海。虽然现今亚太总部驻扎上海的跨国公司还不及香港，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所有迹象表明，上海发展潜力更大，势头比香港更好。上　　海能不能超越香港成为中国第一城，在“经济中心”的中国德比战中，到底香港是不败的“经济魁首”，还是上海要成为“新科状元郎”。南方一些学者有一个“顽固”的观点：如果上海的体制不更新，上海10年内赶不上香港，20年内赶不上香港……城市的竞争力来自于其对市场的感觉与历练，来自于规范化的管理，来自于健全法制打造的健康肌体，而不能现在这样集全国之力来制造一张“名片”。如果哪一天上海真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全面超越香港，那肯定是中国之幸，同是也是香港之幸。　　卷四
深港VS上海：中国城市的终极竞争
　　仅仅是深圳单挑上海，或者上海VS香港，已经能在中国南北掀起巨浪了。　　现在是深港联手对抗上海，加起来一共是3万亿的家底，代表的当然是中国城市的终极竞争。　　表面看来，现在是深港在家底上占了绝对上风，借“五中心”的优势更可气吞山河，但事实上不会如此简单。深港与上海竞争的核心是“金融中心”，得金融者得天下，其余什么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创新中心、航运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都处于次要位置。　　而“金融中心”又具有“排他性”，金融主要以虚拟经济为主体，这种经济模式看重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可以说，全世界就是一个“金融中心”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至于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等，只要你实体经济过硬，这个称号自然就会获得。所以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认为上海与深港没有冲突，他分析“中国如此之大，没有哪个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完全覆盖，上海和深港都定位金融中心，但是它们服务的腹地是不同的，深港主要面对珠三角的‘9+2’，而上海面向整个长江流域，再如，北京和天津覆盖的是中国的北方。”这种看法显然是在“安抚人心”，在信息经济如此发达的社会，金融中心只会越来越“核心化”。　　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上海显然处于进攻的一方，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有消息传说说上海交易所准备赶推国际板，金融大鳄汇丰可能即将在上海挂牌，其实早在去年A股牛气冲天时，汇丰银行就公开表示乐意以集团整体上市的形式挂牌，同时德国、美国许多知名企业都有类似的表示。而且这种要求并非只是礼貌性示好，各方加速的策略合作表明意愿是强烈的。　　这同香港一再招徕外企来港上市却效果不佳简直是两重天，看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国际企业在选择上市地的竞争中，香港这个“国际化都市”非但不比上海具优势，反而处于劣势。外企的选择当然不是全部指标，但它是风向标之一，显示出以长三角为腹地（包括整个中国）的上海，具有很强烈的吸引力。　　但毕竟外企没有真正的体验过中国“诡异莫测”的股市，一旦他们试水这个完全不符合任何经济规律的股市时，其态度到底如何可能就很难说了，但从现在看来，上海在金融中心的争夺战中以“势”取先，至于上海相对于香港缺乏国际人才，软件劣势等条件，并不为外企所看重。　　所以香港现在忧心忡忡，这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如果金融不保的话那特首只怕会被口水淹死，在现在这种情势之下，香港如果不能与深交所有效合作，他的处境肯定会越来越难。但只要香港与深圳在金融方面找到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例如如果深交所上市的创业公司同时也上市港股，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同时也纳入深交所，那金融的天平可能会倒转。在金融业方面深圳可不是等闲之辈，金融业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已达9％甚至超越了上海。 深圳基金机构总量居全国第一，证券公司家数居全国第一，深圳期货公司的总量居全国第一，深圳寿险业寿险保费增速近几年连续位居全国第一，深圳保险主体上半年已达50家，深圳刷卡量占零售业总量的40％，达到了发达国家零售业务刷卡量30％至50％的平均水平。 可以说，深港一旦在金融方面只要找到合作模式，上海难与匹敌。　　但要找到一种香港，深圳，中央都能认同的合作模式又谈何容易，这其中涉及到的利益实在太多了。就像《深圳综改方案》虽然主张深圳在扩大开发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以及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这四项“先试”政策的确给整个中国以“无限瑕想”，但如果深圳真的去“试”时就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强大逆流，这在去年出台的《深圳19条》就得到了验证，既得利益的力量比想像的要强大得多。　　再就是深圳的“版图扩张”，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话题，“特区内外”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的巨大落差，这是多年来“城市运营者”缺乏大视野大关怀所致，没有谁不让关内外统一规划，只是有些部门却只在关内395平方公里“精雕细琢”给自己脸上抹金，却对特区外面积1553平方公里故意视而不见，这是历史积累的恶果，并不是一纸文书就可以改变的。除了给房地产开发商又一个爆炒的理由外，不见得会带来多大的事质影响，笔者倒认为现在的边界有必要保留下来，当然不是说让给那些“刚入伍的武警”展示权力的平台，而是为将来深港真正的“自由行”埋下伏笔。　　此次“五中心”的获批肯定让很多人不满，特别是刚刚与深圳握手的广州只怕更是五味杂陈，好不容易搞了个“广佛同城”，这下风头又被“深港联手”盖尽，唉！特区早该废除了，30年来的特区早就已经没有了示范窗口的意义，继续维持特殊的优惠政策只会造成政策的不均衡，使得内地其他地方更加缺乏上升动力，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由些来否定深圳建立“五中心”又不是全对的，其实深港联手，这只是抹平行政力量的分割，加强市场的联动而已，这并非什么优惠政策的给予，只是促使市场的理性回归。　　那为什么又需要国务院的这些称号呢，那是因为在中国像深圳这样级别不高的城市，如果没有中央的“尚方宝剑”出鞘，你神通再大也是进退维谷，市场的力量是无法顺利流通的。特别是在“深圳精神”日益保守，“先锋意志”涂上锈迹之后，这种政策上的“放开”是完全必要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城市圈”的角力已经走到了最前台，但城市间的战争也日趋白热化。　　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城市间的约纵连横与国家谍变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智力与实力的综合较量。和平与发展只是善良的超越主义者的美妙理想，竞争与合作才是城市永远的主旋律。当深港合作获得“五中心”这样的“国际性概念”时，除了上海倒吸一口冷气之外，广佛肯定也露出了一点点酸而涩的情怀。　　但不管概念多么美好，如果只是借这一轮口号炒做房价的话，那打造“国际大都会”的理想永远只是一个梦想。深港与上海是中国城市里的佼佼者，良性竞合肯定是需要的，但不是厚实之学的“围城版本”，而是演绎顶尖城市的真正传奇！（因特虎十七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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