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知识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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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的转移，可以把知识分为(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外文名Tacit Knowledge提出时间1958年
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隐性知识是（Michael Polanyi）在1958年从哲学领域提出的概念。他在对人类知识的哪些方面依赖于信仰的考查中，偶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的因素是知识的隐性部分所固有的。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隐性知识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Reber和Weiskrantz、Warrington几乎同时分别在内隐学习、内隐记忆领域开展实验研究，从此拉开了内隐认知实证研究的序幕。
Reber的研究构造了一套人工语法结构，按照语法规则排列组织若干辅音字母，以形成的无意义辅音字母串作为实验组被试的学习材料。同时以随机排列的方式组成另一套辅音字母串，作为控制组被试的学习材料。学习阶段，要求两组被试记住呈现的字母串。测验阶段，把符合语法的字母串和不符合语法的字母串混杂在一起，告诉被试其中某些字母串是符合某种规则的，要求他们把两者区分开来。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能对两类字母串作有效区分，而控制组被试则完全不能领会两者的差异。Reber认为，人工语法的结构是异常复杂的，任何被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语法规则，但实验组被试的行为说明，尽管他们在学习字母串时并不知道其中隐含规则，最终也不能明确表述规则的内容，他们却能够利用规则对字母串加以分类，包括未呈现过的新字母串。这表明，实验组被试无意识习得了隐含在字母串背后的语法规则。Reber据此提出人类学习的两种模式：外显学习和内隐学习。外显学习是一种需要通过意志努力、策略使用完成学习的过程；内隐学习则是无意识习得环境中复杂知识的过程。这是内隐学习存在的最初证据。
内隐记忆现象的证明最初得益于间接测量方法对遗忘症病人记忆能力的测量。Weiskrantz、Warrington让4位遗忘症患者（3位患者，1位颞叶切除患者）学习一组单词词单，然后进行4种形式的测验：自由回忆、再认、模糊词辨认（把单词字迹弄得模糊不清，要求被试凭印象而不是回忆说出是什么词）和词干补笔（呈现一个单词的前3个字母，要求被试根据心中所想而不是回忆把它填成一个有意义的单词），并把测验成绩与16位正常记忆的患者比较。结果发现，严重的遗忘症患者在传统的再认、回忆作业上表现出明显的记忆障碍，成绩比对照组差得多。但在其余两项不要求回忆的作业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凭内心感觉辨认、填写出一个单词，却使用了很多先前学过的单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过单词出现的概率与对照组没有差异。随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取得了类似的结果，发现遗忘症患者仍保留有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只是传统的直接测量方法测量不出来，仅对间接测量方法敏感。有些研究者认为直接测量方法和间接测量方法测得的是两种不同内部认知加工过程的结果，分别称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前者指对长时记忆中储存信息的无意识提取。
这些早期的研究公布后，迅速得到了扩充，形成了包括内隐感知、内隐记忆、内隐学习、内隐社会认知各认知加工水平在内的内隐认知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突破性进展。目前已经能够证明，内隐认知加工具有相对独立性；阈下刺激能够易化随后的作业；内隐认知加工能力没有明显的年龄阶段特点，较少受智力落后、遗忘症、精神分裂症等神经损伤的影响；内隐学习具有自动性、概括性、一定程度的可理解性、抗干扰性特征；个人背景变量影响个体对社会关系变量的判断和决策；内隐认知加工不受心理资源限制；非策略、非分析的无意识认知加工对高度复杂材料的结构获得效率优于外显认知加工。这些研究结果使人类得以逐步深入窥视、了解自身浩瀚的无意识心理活动。从技能和认识角度可将企业隐性知识划分为两类：包括那些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包括洞察力、直觉、感悟、价值观、心智模式、团队的默契和组织文化等。
从企业隐性知识可编码程度可划分为：可编码的隐性知识、不易编码的隐性知识和(在一定时期不具备条件)不能编码的隐性知识。
由于企业隐性知识的隐含性和复杂性，一般而言，可编码化或显性化的隐性知识仅占小部分，大部分不易编码或不能编码。正确分类有助于我们对隐性知识识别、流动、转化与创新等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明确表述：隐性知识一般很难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它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这是隐性知识最本质的特性。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它的主要载体是个人，它不能通过正规的形式（例如，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形式）进行传递，因为隐性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都很难清晰表达。但是隐性知识并不是不能传递的，只不过它的传递方式特殊一些，例如通过“师传徒授”的方式进行。另外，这里需要区别“个体性”与“主观性”。波兰尼认为，和主观心理状态之局限于一己的、私人的感受不同，个体知识是认识者以高度的责任心（resposibility），带着普遍的意图（universal intent），在接触外部实在（external reality）的基础上获得的认识成果。可见，个体的不同于主观的，关键在于前者包含了一个普遍的、外在的维度 。是通过人们的“逻辑推理”过程获得的，因此它能够理性地进行反思，而隐性知识是通过人们的身体的感官或者直觉、领悟获得的，因此不是经过逻辑推理获得。由于隐性知识的非理性特征，所以人们不能对它进行理性地批判。隐性知识总是与特定的情景紧密相联系的，它总是依托特定情境中存在的，是对特定的任务和情境的整体把握。这也是隐性知识的很重要的特征。隐性知识比更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与一定文化传统中人们所分析那个的概念、符号、知识分不开，或者说，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往往分享了不同的隐性知识“体系”，包括隐性的自然知识“体系”，也包括隐性的社会和人文知识“体系”。隐性知识比较偶然、比较随意，很难捕捉，所以获取的时候就比要困难。这里的相对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隐性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二是相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隐性知识，但是同时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已经是显性知识，反之亦然。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与观念、信仰等一样，不易受环境的影响改变；它较少受年龄影响，不易消退遗忘；也就意味着个体一旦拥有某种隐性知识就难以对其进行改造。这意味着隐性知识的建构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尽管隐性知识往往显得缺乏逻辑结构，然而，它是个体内部认知整合的结果，是完整、和谐、统一的主体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个体在环境中的行为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其本身也是整体统一，不可分割的。企业隐性知识管理的核心是隐性知识的显性化，隐性知识的价值必须通过与显性知识的转化来实现，企业内的知识正是通过这种循环转化而形成了一个螺旋形上升的知识创新过程。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化历经四个循环阶段。社会化阶段是指从个体的隐性知识到另一个体隐性知识的传播过程。这是人类知识传播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不遗余力地将隐性知识通过显性化,但总有部分有价值的隐性知识难以实现转化，通过隐性知识的社会化阶段将隐性知识进行传递、共享及创新，增强组织的竞争能力，已成为企业知识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不使用语言也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隐性知识，如徒弟仅凭经验、模仿和实践就可以学会手艺。外化阶段是通过类比、隐喻、假设、倾听和深度谈话等方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是典型的知识创新过程。人们将自己的经验、知识转化为语言可以描述的内容，是从感性知识提升为理性知识，将经验转变为概念的过程。知识显性化的目的在于知识的共享，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或常规的知识才可以进行传播，深层次的知识则不易为他人获得。因此，实施知识管理首先要采集和加工可以显性化的隐性知识。该阶段是隐性知识到的转化，是一个建立重复利用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重点强调的是信息采集、组织、管理、分析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是在不断聚合过程中产生新的理念。私人知识并不能直接共享，可以进行传递的仅仅是知识中的有关观点和信息。他人在接受信息后，要对其进行深入地感知、理解和内化，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新知识。企业将从个体员工收集到的显性知识通过加工整理，形成一般的显性知识，最终浓缩为企业的核心知识，员工可以方便的吸收和使用，以实现组织的正常运营。意味着新创造的显性知识又转化为组织中其他成员的隐性知识。显性知识隐性化的目的在于实现知识的应用与创新。知识的创新与应用是知识管理的终极目标，组织能否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取决于组织能否充分利用组织的知识，能否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知识，进行知识的更新。经过内化阶段，组织竞争力得到提高，知识管理完成一个基本循环。 在上述四种转化过程中，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是核心，是知识生产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员工个人的隐性知识，是企业新知识生产的核心。如何有效地激发个体的隐性知识，避免转化过程中的障碍，增加四种转化方式的互动作用，将影响公司的新知识产生水平。正如指出，如果隐性知识是个人的见解，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获取，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显然是困难重重。下面我们从不同类型的隐性知识的特点角度来分析隐性知识显性化的主要障碍。基于身体的隐性知识所谓基于身体的隐性知识是指，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所产生和应用的隐性知识。这类隐性知识多植根于人类的运用，或对于工具的使用。如演奏与绘画、医生对病人施行手术等。在这些操作技能及艺术技能中存在大量隐性成份。 该类隐性知识具有垄断性，隐性知识被限制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或被共享。典型表现是将知识专有化，对具有商业价值的隐性知识进行控制，以避免知识显性化使自身失去竞争优势。此类隐性知识的显性化需要信任机制的建立，通过内部思考与外部交流可以获得。除此之外，往往还需要经过反复的亲身实践和体验。基于言语的隐性知识是指，当主体所认识的外部世界是另一个主体，两主体之间的交互必然需要通过言语（包括肢体语言）来进行，这一过程中所产生和运用的隐性知识即是基于言语的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无意识的特点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知识的范围。显性知识是很容易识别，但内在的思维和灵感以及经验这类隐性知识是很难描述的。经验和知识深度又导致隐性知识的深化，增加了表达知识的难度。不同语种之间的表述的差异也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基于言语的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往往要求主体间有着与交流主题相关的共同的知识背景。另外，讲故事，通过隐喻、象征、案例分析等方法可以很好地帮助主体间构筑共同的语境，因而，这种做法对于隐性知识的获取有着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认知个体内部思维、情感、心智模式、直觉等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的差异会影响到个体提取客体信息、施予智能行为及信息传递过程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信息认知与再生”方式。而这些即是基于认知个体内部心智与思维的隐性知识，或称为基于个体“元认知”的隐性知识。该类隐性知识，体现为个体的心智模式、解决问题的方法、直觉、情感等方面。获取一般需要通过师徒传授方式，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进行建构。相对于个体的元认知，种族、、所形成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个体所处的组织环境都会对个体的“信息认知与再生”模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层面，形成基于社会文化的隐性知识。该类隐性知识，会对个体的元认知、个体与其它个体的交互、及个体对自然客体的认识过程产生影响。如不同文化背景，知识共享的难易程度是有区别的，知识共享的流动要求参与人采取开放的态度。这类隐性知识的显性化，需经由个体在其环境中长期体验来实现。隐性知识由于具有不易用语言表达， 不易衡量其价值和不易被他人所理解的特点，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而显性知识相比而言，容易表达和转移，极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学习，不能形成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在一定知识水平范围内，对于越来越多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如果组织内不能及时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竞争对手会设法获取这些已经应用或已经编码化的显性知识，并将运用其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组织内部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一方面保证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另一方面加强显性知识的保密，防止的复制。
加强显性知识的保密，防止竞争对手的复制
隐性知识显性化所获得的收益无法弥补其过高的显性化成本。随着显性化水平的提高，的转移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学习方式转变为语言调制方式过程中，组织需要创造出其中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及技术条件，这必然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同时， 显性化所创造的收益难以在短时间内衡量，显性化成本会随着知识显性程度的提高而改变。因此，在内部，显性化成本及收益的衡量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及时或正确地将组织内部隐性知识显性化也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如果组织没有及时将知识主体的隐性知识外化，并得到充分利用，有可能会使组织丧失各种机遇。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的隐性知识都可以或都能够正确地外化为，如果组织不顾技术水平及其他方面的限制，硬是将不可显性化的知识显性化，从而导致核心知识的错误解释，以至于知识的错误运用，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就需要组织把握住一个度，即知道哪些知识可以正确的显性化，能够显性化的程度。而这个问题解决还需要依靠管理人员一定的经验知识。
对于知识主体来说，尽管自身的隐性知识的共享会提高组织整体的知识水平，但不一定有益于个人。个人知识的创新和研究是耗费大量精力，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达到， 因而知识主体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投入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信誉成本作一个， 预测在将自己的隐性知识共享后的公平性及合理性及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值。往往这些成本不是所能弥补的， 当知识主体无法通过内部机制获得补偿时，就会限制知识的传播与共享，从而也就难以实现合理地将个人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目的。(1)为了克服由于人才外流所造成的隐性知识的流失，除了可以将个人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以外，还可以通过组建促进隐性知识共享的机制来充分挖掘知识主体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将知识主体的隐性知识通过组织内各种渠道的传播和共享，成为组织的隐性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依靠的是之间隐性知识层面上的沟通，这就要求组织内的知识主体对如何协调组织的工作有一种全面理解，而组织应创造出一种鼓励知识主体发挥合作精神的环境， 以达成成员之间的默契与协调，实现个人隐性知识的归纳、总结，完成向组织隐性知识的转换。
同时要不断地增加企业核心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数量和质量。通过不断地创造新的隐性知识，保持组织的长期，由于技术类的隐性知识归根到底是以单个主体为基础的，所以应从人本角度出发，由组织的内部文化来驱动知识的产生，激励员工主动寻找、共享、创造知识，在组织内部形成自下而上的知识拉动型流动机制。
(2)提高隐性知识显性化所需的技术水平及知识主体知识显性化所需的， 以提高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准确程度。在组织内部，知识主体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知识转化能力和技术使用能力，以及对隐性知识的理解和消化能力。同时，由于知识主体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能力，因而可以适当的授予其处理和利用组织知识的权利以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同时，知识转化技术要随着业务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作相应的重组和适应性的变化。
(3)采用信息技术和的形式来降低知识显性化，专业的商能够提供高水平、低成本的技术产品和专业的技术建议。同时，在与信息技术外包商相互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增加相关的知识。这时需要合作双方知识的流动、共享及相互间建立亲密的。一方面，组织内部人员要积极参与合作，并提供组织的和部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信息，使知识转化的技术产品更接近于实际工作的要求； 同时，通过进一步参与知识转化技术产品的设计和工作，来了解该产品的理念及要求，并提出不足之处，以促进切实可行的技术改进方案的提出；另一方面，技术也应注意吸收组织内部知识，协助组织成员加深对该类产品的理解，从客户角度出发，尽可能的以高效率、低成本的知识转化产品提供给。
(4)组织要为知识主体提供宽松的奖励措施，一方面要对知识主体新知识的付出绝对给与补偿，按所提供的知识对组织贡献的大小给与奖励性， 使知识主体期望值得到满足，使个人贡献知识的回报大于囤积知识的回报。建立良好的外部制度，以促进知识的积累， 加大知识主体提供隐性知识的压力及动力。已经开始意识到隐性知识的价值，对的投资也开始逐步增加，但如何将与隐性知识管理相结合作为企业新的竞争力的研究做得仍不充分。基于以上分析，个人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建立组织的，保证知识的转化和共享
知识创新具有高成本性、高风险性以及和分配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成功后知识的拥有者为了回收，会对所拥有的知识有意的垄断。而传统的的运作只能加剧个体的这种垄断。因此，组织需要建立恰当，合理满足隐性知识拥有者的利益要求，激发他们知识的愿望。一方面，应该承认员工个人隐性知识的独创性和专有性，建立恰当的和以知识贡献率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使组织成员得到知识共享的实惠；另一方面，要为员工提供成长机会，引导员工进行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促使员工获得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这对推动员工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十分重要。建立知识库，形成组织
整合，体现的竞争力，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企业知识库的建设，有效地将员工知识进行规范管理，可以促进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有序流通，提高知识的利用率。同时，将组织的登记入册，建立数据库，既可以寻找组织需要的人力，也可以制定人力资源持续，促使企业员工形成长远发展计划。建立，提高隐性知识价值
是通过培养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的、扁平的、符合个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隐性知识始终贯穿于知识积累的整个过程，如果缺乏相关的隐性知识，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就无法获得和吸收其它知识。因此，组织应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增强组织内部的学习气氛，开展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共享会议，实现组织内部知识的持续创新。重组组织结构模式，构造动态
由于隐性知识是难以表达、观察和描述的，其相互转化就不能延续惯常的思路。除了、奖励等机制的外，企业应该建立全新的模式，动态的构造，将有利于隐性知识转化，隐性知识的学习往往可以从人与人接触的潜移默化中达成。因此组织应适时为实现某一项目，将不同工作领域的具有不同技能的员工集合于一个特定中，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知识的传播、整合、共享以及创新。
在知识管理研究理论和实践中，隐性知识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与隐性知识在知识管理中的关键作用密不可分。同样的，重视并开发隐性知识在的作用，对于提高企业管理、增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管理学角度探讨隐性知识，涉及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
长期以来，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对于组织越来越重要，它是的源泉，能够不断为企业带来竞争利益。一些组织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扩展了隐性知识的内涵。温特 (Winter)、尼尔逊(Nelson)、斯班德(Spender)等在对的研究中，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隐含性的组织知识。企业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员工个体和企业内各级组织(、、企业层次等)中难以规范化、难以和模仿、不易交流与共享、也不易被复制或窃取、尚未编码和显性化的各种内隐性知识，同时还包括通过流动与共享等方式从企业外部有效获取的隐性知识。
企业层次拥有的隐性知识是在对员工个体、群体和从企业外部获取的各种知识有效转化、整合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涌现出单个个体或群体所无法具有的知识特质。主要特点是它表现为只有企业层次才具有的、价值体系、企业惯例等，这些是难以清晰说明，但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知识。它也包括能被企业层次掌握的诀窍、经验和协作能力等。
从“个人”视角出发的主要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以管理学教授（Peter F. Drucker），另一位是管理学教授（Ikujiro Nonaka）。他们是从隐性知识的个体属性来认识的。
认为，隐性知识是不可用语言来解释的，它只能被演示证明它是存在的，主要来源于经验和技能的，学习的惟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
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认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主要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隐性知识是主观的经验或体会，不容易运用结构性概念加以描述或表现的知识。则是可以客观运用概念加以捕捉或呈现的知识。他也特别强调隐性知识和知识环境对于企业和共享的重要性。另外， 他在OECD的知识分类的基础上还提出了隐性知识与的转化关系。日本专家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提出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换的SECI过程：
1.和隐性知识相互转换的过程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换的过程群化（Socialization）即通过共享经验产生新的意会性知识的过程
外化（Externalization）即把隐性知识表达出来成为的过程
融合（Combination）即组合形成更复杂、更系统的显性知识体系的过程
内化（Internalization）即把转变为隐性知识，成为企业的个人与团体的实际能力的过程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关系1、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
这是在个人间分享隐性知识，是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主要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使隐性知识得以传递。师传徒受就是个人间分享隐性知识的典型形式。借助信息技术建立虚拟知识社区，则为在更广范围内实现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2、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这是对隐性知识的显性描述，将其转化为别人容易理解的形式，这个转化所利用的方式有类比、隐喻和假设、倾听和深度会谈等。当前的一些智能技术，如系统、、专家系统等，则为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提供了手段。
3、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这是一种知识扩散的过程，通常是将零碎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复杂化。将这些零碎的知识进行整合并用专业语言表述出来，个人知识就上升为了组织知识，能更容易地为更多人共享和创造。分布式文档管理、、数据仓库等是实现组合的有效工具。
4、到隐性知识的转化。
这意味着，企业的显性为企业中各成员的隐性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在企业员工间传播，员工接收了这些新知识后，可以将其用到工作中去，并创造出新的隐性知识。团体工作、干中学和工作中培训等是实现隐性化的有效方法。这方面，也有一些协作工具，如电子社区、E- learning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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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认同：重新解读19世纪槟城国际港口的客家社群
一般讨论东南亚客家历史，往往认为槟城嘉应同乡或者增龙同乡最早在当地为乡人建成会馆。在槟城华人史上，嘉应会馆的地契志明1801年，最初称为&仁和社&或&仁和公司&，增龙会馆由增城与龙门先贤合创，前身则是&仁胜公司&，其会史曾经说明嘉应会馆1801年地契上亦有标明北侧是&仁胜公司&。此外，以客家人为主流的惠州公司则是在1822年建馆。同期间，永定陈洪魁于1840年逝世以前，也将打铁街门牌七号的房子交托永定和大埔同乡设立的&永大馆&作为日常联络座谈之用途。此际距离英国1786年最初殖民槟岛不到半个世纪，亚洲第一个国际自由港都市最初雏型正在逐渐形成，四家会馆陆续兴盛，显然说明客家人在当地进出与落脚的情势日趋频繁。只要把这几间会馆出现的位置对照Home Briggs Popham在1798年绘制的槟城东北角港口地图，实可发现，各股客语系势力都占据了海岸边不同角落，各自设立会馆照顾乡亲成员。这也正好反映，最初聚居在当地的客家群体，不见得一体同心；各会馆很早便是本着中国原乡地域差别，以及在当地的利害关系，各抱群体，各自有各自的认同方向。
当然，自19世纪客家先民漂洋过海下南洋，他们立足港口，长期通过港口作为跳板开拓周遭内陆地区，以及对外输出农、矿原产品，也正在催促许多来自山村或矿区的先民转变视野。他们很早便面向海洋，也是最早向着西方交流的客家人。然而，回到当年的历史脉络去看，这些各据港口策略位置的同乡组织，在海岸前线建馆的目标本事为了接应本身从华南南下的来往人口进出邻近各埠，以及争取本集团的合作能争取开拓邻近各地的内陆资源。因此，在当时的客家先辈互相之间，竞争才是主流的局面。而竞争的剧烈，也导致他们不只分化，甚至一度趋向带动邻近区域的整个华人世界两极分化，而大家在实质分裂的现实中，又是不断追寻着大众心里共同追求的合作认同。
分裂年代的现象：港口乡会分别成为邻近同乡聚落的中枢
在Home Briggs Popham绘制的地图上，有一条街道叫&中国街&，街道由海边笔直伸延到陆地，路口直指邻近一座较高的小丘。要等到他绘制地图的两年后，当地华人方才在小丘上边落成望向大海的观音庙，这座&广福宫&是当年地方上华人社会共同的社会组织兼信仰中心，现在依然是当地华人的信仰重镇，逢年过节必然人潮热闹。以Popham的地图对照后来出现的嘉应会馆和增龙会馆，两间会馆从初建到现在依然在相同位置，即是地图上&中国街&靠海前端的左邻。只是，嘉应会馆和增龙会馆都在Popham绘制地图没几年之后拿到地契，当时的海岸线尚未向前扩延填海，海边也尚未增多现有的两条横街，两间会馆都是建造在槟城海港港湾岸边，左侧不远是英殖港口海关碉堡，又是槟城向着马六甲海峡北方通往印度洋的海岸线。先人选址，看来是为了配合海港都市的经济特征，掌握守望优势，保护乡亲在会馆门前上下港口。
再看当时惠州先民在惠州公司建馆前后的聚居地点，其地理位置和&增龙&以及&嘉应&显然保持距离。惠州人在港湾另一边建馆，会馆先前的大门是向着现在的后门方向。如今，会馆后边原有的水道已经变作大沟渠，可是它在19世纪曾经是进出槟岛内陆的繁忙河道；当地现在还保留着&港仔墘&的地名，说明它曾是河港岸边。从Home Briggs Popham的地图看，永大馆所在的打铁街，路口本来就连接着闽南人俗称的&海墘&，即港口另一片可供人上岸的&海岸地&，现在连接它的横路是后来填海填出的&海墘街&。
这几个客家乡会分布在槟城海港前线各处相当策略性的位置，其格局首先就反映出当时不同籍贯的客家群体相会在同一个港口都市，并非是一体的，而是各以原乡认同互相区隔，投靠乡亲组合的集体&公司&维护个人生活。当然，这也说明，各籍贯客家人来到槟屿，各自拥有共同组织，各自就可以依靠自家人设立会馆聚族，过着守望相助的群体生活；只是，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体互助互利，乡群意识也更加抬头。再者，几家会馆的地理位置，反映出先民似乎都很在乎抢占沿着港口海湾的岸边&码头&，各据地盘。而这些客家组织在海港边沿各自据有优势地理位置，正能够说明先人那时早已饱受港口经济生态影响，眼界都是跨海的。
早期港口生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般。19世纪客家群体虽说分布各地从事农业或矿业，但是一切出入口俱要依赖槟城自由港口的国际贸易优势。像领导增龙会馆的郑景贵，即使身为霹雳太平甲必丹，但其居住与经商，还是以槟城为基地。又如后期在霹雳州拿乞与端洛采矿致富的永定人胡子春，其&春园&也一样是位于槟城。即使在槟城岛上，遇上当时陆路交通不便，要从内陆阿依淡山区去到槟城市区，最快的水路是海岛西南方浮罗山背的港口。
把Captain James Scott在 1786年绘制的地图，对照槟岛市政局在1820年代建议开宽港仔墘河道的另一张地图，更可考虑惠州先人在1822年建馆选址其实经过深思熟虑。在19世纪，槟城惠州公司的成员很多在槟城南面至西南面一带务农或捕鱼，还有更多同乡是渡过槟城海峡，到海峡另一边的马来亚半岛，在吉打和威省从事种植，或远赴霹雳太平一带采锡。当时槟岛海岸线并没有延长到今日的海墘街，海滩就在馆址不远处，惠州馆门朝港仔墘，实际上又是把守着河海交界的港岸，而港仔墘的地理位置则是对正马来亚半岛的马当（matang）河港，形成两岸之间的最短距离。正如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在英殖介入拿律战争以后的调查所见，马当河港曾经是惠州先民在拿律矿区进出、运粮以及输出锡矿苗的水路命脉，也是防守关卡和仓库所在。
配合当年的地图去解读槟城客家组织，并以此为例，可知19世纪中叶之前的南洋乡会多从组织性质自称&公司&，并称呼拥有实质聚众功能的硬体建筑为&馆&。&公司&即属&公&之&司&。众人创立或加入公司，是基于共同需要，赋予&公司&照顾众人各种利益的职责，而又形成众人对其归属与依赖。而&馆&则有&客舍&之意，有&馆驿&则可以供张行旅。&公司&为&会&众而设，聚&会&有&馆&而称会馆，即由於组织必须接引南来海外开垦劳动人口，集散从港口分配各开荒地区或者从当地撤回的成员。公司之所以必须有会馆，在于组织必须有空间培训同乡武术以及谋生根底、收留病患或失业者、提供工作安排、埋葬死者。会众时而自称组织为&公司&时而自称为&馆&，其实源于大众从不同方向去了解与形容集体的归属。
当然，正如上文提到的广福宫，在惠州、嘉应、增龙、永大各公司出现的同时间，地方上也不是没有跨民系的华人组织。嘉庆五年（1800 ）《剏建广福宫捐金碑记》提到&槟榔屿开基以来，日新月盛，商贾云集，得非地灵人杰，神之赐惠欤？&而结论立庙之举是&同沾乐利，广福攸归&。这是以神道设教确立庙宇协调社会联系的地位，大家在神明眼下必须互相遵守公道诚信，成立广、福两省人民在地方上沟通议事的机构。槟城广福宫现存道光四年（1824）碑记有说：&有广福宫者，闽粤人贩商此地，建祀观音佛祖者也&，同治元年（1860）碑记则说&槟屿之有广福宫，固两省都人士所建，于以宁旅人而供香火也&，又说&有事则解纷排难，同消雀角之争&；可见槟屿开辟之初，各籍贯华人，包括增龙、嘉应、惠州人，确实是根据广福宫的共同信仰作为基础，在共同事务上寻求合作协调。至于嘉庆六年（1801）《广东义冢墓道志》，也一样不分籍贯。这说明至迟在乾隆年间，广东省人在当地已经往来贸易谋生，大众有需要设立义冢，为不幸身亡异乡的同乡安排集体埋身之处。
19世纪南洋华人神道设教之所以兴盛，背后还有个理由：正待开垦的新社会，面对着不同族群/民系/籍贯的开拓群体和冒险者蜂拥而入，不见得有足够的执行威权支持法律与制度。当然，小丘上的广福宫高高在上供奉着观音菩萨以及诸方神仙，而港口前线各股会馆势力分布在港口对外交通的策略性位置，这样一幅历史图象，方才是帮群政治的真相写照。
回到《剏建广福宫捐金碑记》，碑上&商贾云集&之说，说明当地商业繁华。商业世界的本质毕竟是竞争，同业为求共生，方才会重视社会道义与协商同业利益。单仅根据&仁和公司&和&仁胜公司&的历史，这两家客家人组织和&广福宫&与&广东义冢&同期出现，也都是在1801年获得地契；可知嘉应、惠州、永大、增龙等诸组织，更注重乡会只限成员的内聚性认同，以及通过此种共同体营造和保护共同福利。以在地的乡亲认同去结合由港口经济生态演变出的地缘势力，又会持续互相推进也互相巩固乡亲彼此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妨说，下南洋的华人不必等待他人&分而治之&，本来就存在势力分化之态。
客家组织的成员参加槟城广福宫，以及各组织联合参与槟城广东暨汀州公冢募款，固然是基于更大的&华人&或&广东&或认同，但也是考虑维护整体的共同利益有利小群体，从各自的同乡利益出发去完成与他人的团结。当时华人对广福宫的认同、广东各府县先人对广东义冢的认同，都是建立在各有主体、各依主体的根基上，可谓是种&分裂的认同&。&&&&&
更具体地说，早期下南洋的先民身处他乡，最重要是能在异地生存下来，谋得生计；组织能保障大家在异地克服生活障碍，方才是群体最具体的认同对象。槟榔屿开发港口初期，华人先民初到贵境或暂居槟城，不一定人人都要居住岛上，更别说为长居久安建造新屋。以惠州先人经验为例，前人解释会馆缘起，曾说：&前清道光二年，惠州属人组织惠州公司，时有老乡李兴氏，以三百二十五元购得瓦屋两间，地皮一段，无条件捐赠惠州同乡以作会馆之用&&定名惠州会馆，凡居住乡村僻埠之同乡，因事至槟城者，均以会馆为憩息之所。&很多时候，各府县先人成立&公司&，由公司而建会馆，其实是为了照顾其成员寄居，解决乡亲陆续到达港口转往各地谋生方便。再以嘉应会馆为例，在嘉应同乡的记忆中，当初的会馆任务之一，是照顾和提点初到槟城登岸的同乡新客，，由会馆办理一切手续，分配大众到内陆各州谋生。再到后来，嘉应会馆还办起过疗养院，集中照顾在各处工场因病回槟的同乡，提供休养治疗的福利。可见，公司除了迎送乡亲到内陆生活，也有责任照料从内陆撤出的同乡，包括在华社内部为自家人的养生送死未雨绸缪。在&分裂的认同&底下，不同籍贯的客家先民虽说同属客家，但其各自&公司&是以本身成员的&公众&利益为上，是否时时切合更大的&公&概念，毕竟要历经考验。
这种心态情势也可以根据广东暨汀州公冢不同时期的碑记措辞说明。在嘉庆六年（1801），《广东义冢墓道志》说明&凡粤东之客，贸易斯埠，有不幸身故者，埋葬于此&，到道光八年（1828），其组织刻碑主题已经改称《广东暨汀州府、诏安县捐题买公司山地》。按闽粤俗语，&公司&即共同出资与共同拥有。可是，碑文上各组织分明，亦证明人们是根据籍贯/语系认同的基础造成&公司&的分合。广东省原本是多语系，在《广东暨汀州府、诏安县捐题买公司山地》碑记上，明显看到&潮州府&与底下的大埔县各作题捐，显然清代到槟城的潮语系潮州人，和属客语系的潮州府大埔人尚有语言距离，未曾建立后来&韩江家庙&的认同。反而，同一碑上，源自福建汀州府和诏安县的先人，可能是语言上更亲近广东客家人，不是参加福建人的义冢，而是加入广东省的阵营。到咸丰四年（1860）《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梹屿福德祠并义冢塚凉亭碑记》，会党和府县捐款皆以&馆&称，显见当时各府县迁民已经各有会馆，但其中&永大馆&代替了汀州和大埔的出现，可见广东省各籍当时接受着大埔先民一度&离潮抱永&的亲近之情。福建永定本来就毗邻大埔，南洋永定先人侧重客家认同多于福建的地域认同，以致&永大馆&出现，是立下至今&广东暨汀州&共同体的基础。只是，咸丰四年（1860）碑文也显示着，诏安县人至迟在1860年已经从此脱离广汀阵营。
来到今天，围绕着槟城的邻近大小乡镇从19世纪走到21世纪，饱经变化，各地区回应着地方上的人口剧增，都出现地区性质的同乡会。早期槟城跨地域&公司&作为所有这些市镇同乡的中枢，在港口维持&会馆&以方便集散人口，已经是属于历史的组织模式。可是，如果有心人能细心对照19世纪槟城各会馆碑文与邻近地区的文献史料，还是可以发现这些当年设立在槟城的同乡&公司&是跨地域的联盟体。这其中，如增城郑景贵和嘉应梁碧如等，两家会馆的众多领袖都是拥有跨地域的投资，跟随他们的员工也多属乡亲，是较具体的例子。
至于惠州人间，黄陈庆留在各处的捐款遗痕，也让惠州馆跨地域领导乡亲的模式有迹可寻。黄陈庆在1862/3年槟城《重修广福宫碑记》捐款60元，仅是排名29位的跨地域捐款人之一；但一旦遇上同治八年（1869年）的《重修惠州馆碑记》，他就以捐款260元名列捐款人榜首，可见他当时也是把持&分裂的认同&，在认同华人共同体之余，较倾向以惠州同乡关系为主。到了1877年，黄陈庆在高巴三万的大鱼潭坟场《大山脚题缘碑记》是以排名第一的总理人排在捐献者名单第三位，在他前边领捐的是&义兴祖馆&和&义兴馆&，这不只显示出&义兴&会党组织是当地唯一的领导势力，也反映出黄陈庆在当地的领袖身份；再到1886年，黄陈庆在当地社会与信仰象征的福德正神庙出任&匡理&，当时的《募题捐助建庙芳名》全部263名捐款人总共才捐献出2740.9元，他在石碑上留下捐款465元的纪录。这一系列相关黄陈庆的不同年代碑文，结合其他材料，足以证实惠州先民在大山脚镇曾经的主流地位，也佐证了槟城惠州会馆在当时属于跨地域组织；而黄陈庆的活动领域也反映了其时惠州馆的领导或成员都不一定来自槟岛。
分裂年代的特征：各自通过跨民系联盟抗争其他客家对手
回归到19世纪的时空脉络，黄陈庆在1862年与1869年两次捐款，会出现厚此薄彼，不一定是由个人与组织的亲疏关系决定捐款数目，也不一定是遇上不同年代的经济预算制约。
黄陈庆在历史上领导过的大山脚华人社会，其实是各地出现过乡亲结盟、社区组织与会党势力一体三面的较明显例证。大山脚镇外的高巴三万村区大鱼潭义冢，黄陈庆是1891年《大山脚题缘碑记》排名第一的总理人，但参与捐款的名单没有籍贯组织，只有来自义兴祖馆和当地义兴馆领捐，其他都是血缘群体采用姓氏堂号和大批个人捐款。这足以说明整个地区早期属于义兴公司势力范围，而地方上主要的开拓群体也是惠州先人，所以涉及当地全体华人生死大事的义冢才会不见各府县籍贯的地缘组织参与，只出现血缘群体以姓氏堂号合捐。&&&&&&
而马来亚历史上，不论是在黄陈庆捐献广福宫的那年，又或者是惠州会馆重修的年代，却是整个马六甲海峡北部华人社会最为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时期，从1860年到1874年爆发三次拿律战争，由槟城港口到各地矿区，义兴公司和海山公司两股会党势力形成主要对敌阵营，双方在矿区的主力毕竟是增城人和惠州人。增城公司的领导人郑景贵或刘三，本来就是以增城人的势力领导海山公司，而惠州公司的领导人，也都是义兴公司的领袖。当年，交战双方基於会党出面的敏感，无论是义兴和海山发给海峡殖民地当局的申诉书，都不曾以会党的名义，义兴公司是以&四邑公司&和&惠州公司&的名义发出信件，海山公司则是使用了&五邑公司&的名义。双方在申诉书中自称的名义不仅证明当地的客家是分裂的；两个势力组织之间的争论也反映着早期华人地缘与语系分界之争的特点：先是有乡群帮派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後来则以会党武装作为谈判、争胜与解决的後盾。
事实上，英殖民地官员很早便搞懂同乡&公司&与会党&公司&的一体两面，认为两种组织在成员重叠的情形下是随时可以互相转化出面的形式。利昂康伯（Leon Comber）着作《马来亚的华族私会党，》引述1825年槟城警察长R.Caunter针对会党和会社的调查，把惠州、仁和、仁胜等七个组织列为会社；同时，在一则注解中，则引用前英殖华民卫护司巴素的看法，认为所谓&守法&华人会社的只不过是&欧洲人的概念&，一旦华人组织遇到疑惧或对抗政府，就会把一切转为&秘密&。
这其中，要是单纯从中国原乡的&地缘性&或者&方言群&顾名思义，以之作为认识这些&公司&的准则，则可能只看能到它们依靠&乡团&凝聚的含义，忽略了它们到了马来西亚以后，是依靠着东南亚当地的地缘利益背景而强化了维持共同体的必要，其主要存在目标在于保护成员在地方上的共同利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最初下南洋的各籍贯客家先民，并不是互相联系而一致行动。他们是从各自的原乡召唤和组织自家人，因此首先会借重原乡的地缘认同合理化与巩固互相之凝聚力。等到众人到达南洋，则必须通过&公司&获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更需要确保脚下开拓的土地是属于异地重建的&增城&或&惠州&，并且以相同的意识向外扩展。如此一来，各籍贯客家先民，各自在中国的梓里相距甚远，互不认识，下南洋之后又是各自以&公司&抱团的竞争对手，分化本就难免。一旦不同籍贯先民到了南洋以后不可避免增加接触，发生太多人事纠纷，后边又潜伏利益冲突，各自要自保或压倒对方又不得不以&会馆&召唤纠集壮丁，势必引发争斗危机。
在槟城岛上，咸丰十年（1860）新立《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梹屿福德祠并义冢塚凉亭碑记》，碑文提固然说到&联类聚之众心&，又有&展同心之欢愉，慰旅魂之零落&等等互相认同的理想；究其实，全文却足以暗示自1850年代以后各方势力竞争开始白热化，而捐款各界也其实在碑文中重申缓和矛盾的共同盼愿，包括将折衷方案延伸到清明扫墓的实践。当日的碑文居然规定各馆祭祀先人必须错开时间，其规定说：&每逢清明之日则义兴馆，前期一日或两日，则海山馆，前期三日或四日，则宁阳馆。凡各府州县及各族姓，便随订期，同祭分祭，总不离清明前十日之後十日者&。这就避开各方人马同时大举上山扫墓所可能引发的互相冲突。
上述规则，若非所有涉及会党与会馆势力一致同意，是难以做到的，一旦化为碑文又显示着互相要求共同固守的意愿。大家打打谈谈之间，一方面是把更多资源用在本身的&公司&，另一方面依然不忘支持&广福宫&或者&广东暨汀州人&这类跨乡团的组织的共同需要，也说明大家在分裂中还是不忘记有共同的认同，依旧愿意继续通过在&广福宫&或&广东暨汀州&的途径合作与对话，保留最终一线的和谈机会。
可惜，历史告诉大家，从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客家五属毕竟还是由于矿区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利害关系，无从在分化中把大家追求维续的认同维持在最高稳定程度。他们最后是各自结合其他方言群，形成会党&公司&旗帜下的更广泛联盟，大动干戈。马来亚拿律战争十余年的冲突中，分裂的不仅是客家人，几乎是整个华人社会都牵扯进去。
以当时的情势，惠州、潮州以及古冈州宁阳（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邑都是联盟在义兴公司旗帜下，增城人则在海山公司的号召下联合广州府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五郡。而早在1840年之前大埔人原本与永定人结成&永大馆&，双方的联合看来在1864年之后也一度消沉；当1864年潮州公司发展为&韩江家庙&，大埔人、揭阳人以及潮州府底下各县其他零星的客家人都加入了，潮语系与客语系的潮州府人显得一致，已经是义兴公司的一方。而永定领袖胡泰兴，和漳州人一路都有生意联系，又显然较喜欢与增城人及福帮来往，他反而和义兴对头的福建人建德堂领袖辜尚达、邱天德等走在一起。
按1825年槟城警察长R.Caunter在1825年的调查，当时在槟城的惠州公司会员只有160人。但是，到了1861年，当参与海山的增城人攻打抢夺义兴公司的惠州先人在新吉联（Klian Bharu）的矿区，义兴成员未被杀伤或俘虏者，有近千人辗转花了两个月时间撤退到达槟城。对比这1825年和1861年两组数目，可以说明前往南洋开拓矿区的客家人口年年急速增长，但也反映华人在拿律战争同室操戈的战况惨烈。
再根据英殖民政府后来的调查报告，惠州领袖苏亚昌于1865年受到增城人与马来武装夹击，再次率领义兴部众撤退，想要借道古楼（Kurau）转往槟城，不幸路上被马来武装阻拦俘虏后送往马当杀害。后来战况一再延续，古楼蔗糖产区由同属义兴阵营的潮州人所控制，当然不能幸免。在英国人的记录，1873年2月8日，有一群人自称&许武安的人&，打着红底镶白边旗帜，在吉辇河乘着武装船艇巡游。这位许武安也曾经呈交英殖警察总长一份&华人陈述书&，直承自己是义兴公司的&先生&；他投诉说，他在1872年期间积极供应粮食用品到拿律支持四邑和惠州盟友；结果敌人攻不下马当（matang），便登陆到他的园坵打砸和掠夺，惨杀了六十条生命。&可见会党势力联盟，也涉及到万一战乱时互相支援或照应的需要。
回过头来看，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早期工业生产各领域大量需要锡矿，是促使华南客家人南下的主因。马来西亚客家人过去流行 &客家人开埠&的顺口溜，也可谓是极形象化的说明矿区开拓的特征。清代惠州府，原本就是中国最大锡矿产区；其他客家地区，人们靠山吃饭，也累积了采集各种金属矿的丰富经验。华南客家人本来来自亚热带，较习惯热带作业，他们走出当时掌握世界较先进采矿技术的中国山地矿区，到最近的广东各港口出海，占有开发当地主要经济资源的优势，很快就互相成为抢夺南洋各地矿区的竞争对手。可是，即使华南客家人掌握先进技术，又习惯在炎热的山区采矿，但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赖来自其他方言群的各行业工匠以及菜农为他们支援；同时，身在异地荒野的无秩序状态，也不得不是依赖武装自治的共同体。久之，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和县区的客家人，几乎都在把先进技术带来的同时，也引进会党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运用在马来西亚保护自身的经济势力，通过会党的形式确保组织严密，也以会党伦理巩固组织/社区的伦理取向。并且，以会党武装自治作为开荒集体的主体，方才能够在没有秩序的土地上维护内外秩序，对抗外侵与内乱。如此，早期客家农区和矿业生产地盘，实际上多是以乡情为纽带、以会党为组织的武装经济生产聚落，形成了&会党结盟、乡群实力、经济生产&为特征的社区形式。
从洪门帮会的角度，如此长时间而大规模的兄弟阋墙，更是非同小可。洪门本来按照明代军队运用五行之制，分为五房，五房弟兄皆以歃血为盟认清自己与其他各房同属一源，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兄弟之情，并重视以仁、义、礼、智、信象征五房合作的价值观，以此论述&反清复明&的正当与必要，也解释会党存在的合理意义。在南洋的会党之间，义兴公司原属二房、海山公司原属三房。天地会成员之间，自1860年代在南洋掀起如此大规模的长期内战，前所未有，也未免影响到整个组织的纪律，理想受到动摇。
整个华人社会，包括客家人互相之间，所谓的握手言和要等到1874年之后，而重构整体客家认同，则是在20世纪初期方才完成。至于南洋的洪门，也在拿律战争之中，受到许多负面影响，以至英殖民政府藉着调解拿律战争入主马来亚本土，之后有了镇压会党的借口。以后会党势力痛定思痛，郑景贵儿子郑大平曾经以义兴大佬陈亚炎义子身份走访各地矿区，想要和解结合共同拜祭传说中先烈&万云龙大哥&洪门各房分支，重组&合万为记&会党，于是便有&二房做戏三房看&之说，出现各房分支配合举行招收新人礼仪的场面。可是，那已经是后话，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会党遭遇殖民政府一再推行压力政策，已经全面转入地下。
20世纪以后，一般会馆刊物提到早期历史总是语焉不详，总是以&敦睦乡谊&、&排解纠纷&、&照顾贫病&带过，其中原因，既源于文献散佚，也由于后人忌讳，避谈过去，以致这些文字总是敢以忽视同期存在的中英文文献。就以后人编写槟城惠州会馆馆史来说，大家在诸种客家组织的特刊上千篇一律，总是相继诉说会馆起源于李亚兴在河边养鸭，收容乡人，后来捐赠私宅赠送给惠州同乡作为会馆。但李亚兴身为南来大众的领袖，何必千里迢迢带大家赶到槟城养鸭，他自己若是单靠养鸭维生又如何掌握会党权势？何况，乡人陆续南下，选择在如此繁忙商港大河边聚族，纯粹依靠养鸭子谋生，要养多少鸭子才够？但是，终20世纪，东南亚华人毕竟需要强调团结才能谋生，也不想在他人反华冷战和种族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下落人口实，大家应对客观艰难，谁也不认为应该主动提起祖辈公司（会馆）之间的械斗史。基于马国当地特殊客观历史环境，先人写作这类&养鸭&文字的态度和动机应该受到理解和尊重的。
分裂年代的演变：从原乡血缘与地缘认同发展在地的群体认同
在拿律战争结束之后，担任过槟城警察首长的范汉（J.D.Vaughan）回顾上述广福宫终整个1800年代的不变目标，说道：&这间位于必特街（华人称为&椰脚街&）的庙宇，是殖民地政府拨给华人社群作永久的宗教用途&&正门中央上方悬挂着刻上&广福宫&字眼的黑色匾额，表明它是由广东人（Macao men）与福建人共同建立。&而颜清湟论述1867年槟城大暴动，则是把方言群体视为当地华人分化的渊源与结果；他认为槟城大暴动发生之前的数十年间出现各种方言或宗亲结合的组织，它们互相之间缺少联系即是表明地缘认同正在加剧，这和广福宫在同一时期越发失势，缺少通过神道设教协调各股华人势力的实力，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只是，后人将广福宫创立年代对比仁和、仁胜等公司的历史，实难假设当地之前有过未曾分化的&大一统&华人社会。只能说，自槟城开埠前后，当地华人群众本来就有原乡差别，每个人一直兼有多重层次的集体认同，从宗亲到乡团，再到会党结盟，最终是&华人&；但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各自投靠乡亲群体求取共同生存福利，其&客家&以至&华人&认同，一开始就是较具体的分化在日常依赖乡亲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同样几股华人势力是牵涉在三次拿律战争或者是1867年槟城大暴动，事实都源自当地华人原本已经在日常生活分化为各种群体认同，遇群体利害关系影响的影响，更容易激发小群体的同仇敌忾情绪。而小群体共同的利益存亡需要，往往便盖过相距小群体日常生活较为疏远的&客家&或&华人&认同。
因此，一旦人们依托着具体的集体组织，当组织的共同利益受威胁，就不见得同属客家语方言会紧密联系，反而可能导致不同方言群根据具体利害关系歃血为盟。拿律战争期间，来自四邑的新宁人加入义兴公司与潮、惠人结盟，就是一例。当然，每个小群体都是由个人组成，当群体为了维护个人或集体生存利益必须对外斗争，人们虽然在客观上归属分裂的组织，但却不见得大家能在主观上放弃对客观事实的认同，群体也不容易否认&洪门五分房本是同源兄弟&，或者放弃大家同样是&客家人&、&广东人&以至&华人&等等认知。也因此，当1874年邦咯条约把矿区及饷码承包利益分配较为妥当，经济蛋糕扩大，华人乡团之间对于地盘与经济利益的矛盾也随着拿律战争结束渐次消弭，不同的小集体到后来有了跨越分裂的认同的重新联系空间，以至到了20世纪初期已可以重构对于&客家&整体的认同。
如果不去对照拿律战争的史料，单从客家弟子在年重修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奉送的碑匾刻联入手，所看到的是一系列署名&沐恩五属弟子等同奉&的对联，也许还会以为这几个讲客家话的乡团组织从来只有&客家认同&，不曾分裂。包括其中一幅对联刻着&钦加头品顶戴特赏侍郎花翎俟补三品京堂总理潮汕铁路事务张煜南敬撰并书&，署名也是&沐恩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同奉&。然而，若认识到这几股势力在19世纪分化的真相，则反而应从的文字解读北马客家五属势力到了20世纪初的心态转向：客家人崇拜受到洪门五房公认为先贤的诸任大伯公，是多年斗争后的痛定思痛，合作起来，为从会党历史走过来的华人社会共同信仰出钱出力；这既有利客家人重归于好和互相联结，又是整合以及重塑客属集团在华人社会的地位。当客家五属联合在&大伯公&最早&开山&的海滨重建庙宇，上述对联全文作&君自故乡来，魄力何雄？竟辟榛莽蕃族姓；山随平野尽，海门不远，会看风雨起蛟龙&，这样形容开拓先驱，描绘出华人海外落地生根应对殖民者的民族气魄，不仅满足客家人的胸怀，亦符合20世纪初期的华人集体民族心理。&会看风雨起蛟龙&更是东南亚华人在中国积弱年代的期盼。对联由取得清朝驻槟副领事的后人撰写，暂搁洪门&反清复明&于一旁，倍添全民族共同面对西潮东侵的意义。
吾人尚应注意，20世纪初期，一方面，国际市场持续的锡矿业需求使得在南洋&传统上&投入矿业的一众客家人经济更有起色；另一方面，南洋各个天地会组织也在1890年以后经历过重大政治抉择。这两个历史场景演变也是催动合作的原由。以19世纪末年的槟城华人社会来说，当时增城人主导了广州府五福堂基础上扩大的广州府会馆，而大埔人也在潮帮内堀起，又有嘉应人历任驻槟领事，其综合情势足以促使客家乡团意识到来自嘉应州、广州、潮州三府乡亲在马来亚北部合流等同促成粤人合作，加上永定县先人的力量，就更有可能促进整个广汀集团对应福建社群交流，牵动起整个华人社群的互动。而槟榔屿&平章公所&作为当时槟榔屿与邻近地区华人公众组织，自1883年成立以后，初期历史也反映着此种形势牵动的民族努力。最初组成&平章公所&的好些领导都曾积极牵涉洪门各分支势力，公所成立的目标也是为了把经历过会党/方言群分裂的华人社会转化出互相协商的机制，而公所里头还奉祀着洪门各分支共同尊崇&忠义&的关圣帝君；及至光绪二十年（1894），原是海山公司领导的郑景贵带领公所诸公向清朝皇帝请赐关帝御书匾额，目标岂是为了关帝也需要殊荣？这无疑是借助着关帝&忠义&的表述，在西方压力之下重新诠释 &忠心义气&的国族认同。
值得注重的是，当人们有机会全方位的交织出对民族、民系、原籍地以至新开拓家园的多层次认同，此时此际在槟城以至邻近地区的&客家认同&基本上已经演变成根据南洋地方历史文化脉络形成的归属感，不是单凭方言划分可以解释，也超出了依照原乡地理位置或血亲传承的定义。这里的&客家人&未必祖籍地在中国客家山区，也不一定能讲流利客语。以惠州公司为例，按清代州治的地缘关系，惠州十邑原本包括海陆丰，不论客语系和河洛语系的海陆丰人参加惠州公司，也是天经地义，合乎惠州府十邑齐全的意义。只是，自20世纪以来，南洋各地海陆丰人其中往往有不谙客家话而自称&福佬客&者，他们真诚踊跃参与客家各籍贯的联合公会，甚至因此成为全国客属公会联合会的领导，甚至有者还长期自以为自己家中使用的是某种&客家语&。追溯其认同的起源，这也是渊源于帮群/会党时代的演变，&当年河洛系的海陆丰人基于原乡地缘参与惠州公司，又随着惠州公司的主流参与拿律战争，以后也随着组织走向联合客家人的各种组织，出钱出力，久而久之就形成&客家&认同的感情。由此可见血泪&战斗情谊&建立起深远的影响。
这其中，槟城美湖乡区当地海陆人的情况最为显着。槟城惠州会馆直到1980年到1985年的会员记录簿，犹见证着当地是客语系与河洛语系惠州人的聚合区，在会馆来自美湖的会员中，有31人是陈姓河洛系陆丰人，其他尚有曾、萧、庄、吴、卢、赖、郑、张等姓陆丰人，施、陈、曾等姓海丰人，廖姓龙川人，以及邹、庄、叶、何、罗等姓惠阳人。
在另一方面，在不少原来属于客家人的矿区/农区，周围环境以客家文化为主，有些人认同本身属于&客家&民系，是源自来自其他籍贯的先辈长期和客家人交流，长期耳濡目染。又或者，客家先人收养同盟战死者的孤儿，包括领养异族子弟，这些原乡不在中国任何客家地区的本地成长第二代，很自然的也会跟随地方大众选择自己的&客家祖籍&。早期许多客家斋堂都有收养孤儿的善举，也从中培养接班人，这些被领养的各族孤儿，后来都是跟从斋堂创办人的原籍。
尚应注意，经历了整个19世纪以后，对南洋&客家&的认识并不能限制在 &山居&或&农耕&的刻板印象。如上所述，来自嘉应、惠州、增龙、永大的先民早在19世纪初叶已经沿着槟岛海岸线设置各自的会馆，重视以组织力量经营槟城海岸基地；这些先辈为了保证水陆两路的通畅以及人众与物质资源能安全运送，出入平安，还曾在邻近各地开发区设立营寨控管水路。就在嘉应会馆和增龙会馆所在的大伯公街，与这两座会馆同排的大伯公行宫在1909年确定归属客家主权，&沐恩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重修时在庙门前新立的石柱上刻联，内容称颂大伯公：&我公真世界畸人，当年蓑笠南来，剪棘披榛，亟为殖民谋得地；此处是亚欧航路，今日风涛西紧，持危定险，藉谁伸手挽狂澜？&其文字固然借机流露华人对地方要求主权的意识，也透射着担忧为国族前景的祈愿，但其文句何尝不是反射出其时的客家集体意识&&&沐恩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的主导阶层自认&沐恩&的心理，是向往着乘风破浪开疆拓土。
究其历史实况，18世纪以来，下南洋的客家先辈长期进出马六甲海峡，看守着海峡连接印度洋的出入口，其&客家性格& 早已在不同公司各据码头的分化年代历尽丰富演变。讽刺的是，最早进出国际港口商业社会的先民，从中国下南洋以后的最初&西化&或&现代化&，居然是采用毛瑟枪和洋炮保护以会党组织武装自治的矿区，对抗着其他华人群体。然而，先辈应对着&此处亚欧航路&熏陶，负面因素纵然势所难避，重要是大众在&亟为殖民谋得地&的过程中逐渐习惯&火轮&、&海港&、&商贸&、&契约&之类的关键词汇。大伯公行宫位处在大伯公街邻近海岸线海关，其对联亦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反映着客家五属重建相互认同以来的主流意识；大众面向海洋世界，唤醒了朝向商贸世界的进取心，其中混和着民族图强的憧憬。
此时此际，正值倾向学习洋务与跨海投资的客家商人风起云涌之刻。1890年，被大众视为南洋首富的大埔张弼士从印尼移居槟城，出任清朝第一任驻槟副领事；之后，又有嘉应人谢春生和张煜南、鸿南兄弟从印尼迁入槟城久居。同期间，除了有&锡矿大王&称号的永定胡子春，大埔戴欣然和嘉应梁碧如也从霹雳迁至槟城。1950年代，邝国祥访问张弼士家丁撰写短文《莲花河》，记载&莲花河&街名及街上大屋子的由来，说起张弼士曾经约同谢梦池、梁碧如、戴欣然等客家富商在当地买地基，预备建一条客家街；邝国祥也提到张弼士屋旁隙地原是长满莲花的积水地，&莲花河&的名称源于张弼士将地填实，移种莲花到门前莲花缸。但邝国祥可能记错，他难以解释为何积水地充满莲花之刻反而没有称&莲花河&。倒是名报人曾梦笔在更早之前曾以&野史氏&化名写下&莲花河&的典故：&在四十年前，它确有这一幕的景色。接到海边的莲花河口导着一条水直流到槟榔律和牛干冬的交叉点去，少说也有五七百码。&&再过十年以后，这条河已经填了敷路，只留下一条细流当沟渠附在街边。&后人对照邝、曾遗留的文字查找地图，还是可以发现&莲花河&本来面貌是连接着闹市中心与邻近海关的海岸。原来，那时的客家大佬领导着各自的乡会，依然延续着诸多会馆19世纪以来重视面向海洋的传统。
纵观19世纪聚会在槟城港口的客家群体，先民显然不止是来自山区的客家人，他们也是极早期走向海洋的客家；为了争夺资源、控制海域，不同群体曾经长期分化以至分裂，方才是历史的真相。他们在分裂的年代，各自占有着海港沿岸的策略位置，尽可能争取所能掌控的最多资源；在走向相互认同的年月，他们也意识到大海洋时代保护共同资源与财富很重要。就在海港旁边，他们重建大伯公的行宫，通过回顾先烈航海南来的开天辟地，向着天地和海洋呼唤质问：&今日风涛西紧，持危定险，藉谁伸手挽狂澜？&
原文为嘉应学院主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承办&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之一（<span style="COLOR: #12年<span style="COLOR: #月<span style="COLOR: #日至<span style="COLOR: #日）。修正版已经正式出版于嘉应学院客家研究出版社房学嘉主编《客家研究辑刊》<span style="COLOR: #13年第<span style="COLOR: #期，第<span style="COLOR: #3-133页。网上刊登版本注解页数从略，仅供保护版权与学术参考用途，以及说明文章内容之发表时间与来源，避免海外发生正式出版之前的任何抄袭与雷同，引用请根据原刊。
曾辉青：〈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载刘果因主编：《槟榔屿客属公会40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客属公会，1979年
钟炎坤：〈槟城增龙会馆简史〉，载林廷佾主编：《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200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1997年。
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史〉，载王琛发：《槟城惠州会馆180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拓殖史实》。
胡文希：〈槟城永大会馆概况〉，载胡嘉达主编《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会庆42周年纪念、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年。
Cheah Boon Kheng ed.(2001), 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Early Modern
History[],p.40。Capt. Home Briggs Popham历经八年的测绘完成的图，原名叫做「康华丽斯堡与岛屿东隅的城镇计画(Plan of Fort Cornwallis with the Town on the East Point of the Island)」。Khoo, Su Nin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Georgetown&s Historic Centre.所附录地图（原件属槟州博物院收藏史料），载槟岛市政府城市古迹规划建议书，1993年，未公开发行。
温梓川：《埋没了的洪门致公堂&&兼述与槟城惠州人渊源极深的振汉社、联胜堂》，载槟城：《星槟日报新年特刊》，日。
温梓川：〈客家人在槟城〉，载同注1。
王琛发：〈追寻槟城惠州人最早的聚居地〉，载同注3。
参考Burns, P.L., and Cowan, C.D. ed. (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 Kuala Lumpu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碑文，凡属现场抄录者，不另作注。
丘若峰：〈槟城惠州会馆会史〉，载同注1。
李国贤：《发刊词》，载《槟城嘉应会馆成立170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星槟日报》特刊版，日。
王琛发：〈潮州会馆史论〉，载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1998年。
王琛发：〈惠州人在大山脚开发史上的地位与组织的变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3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0年9月。
Wong,C.S.(1963)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Ministry of Culture.
王琛发：〈东南亚客家乡会是地缘利益结合的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之〈人文岭南〉，日。
Wong,C.S.(1963),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Singapore.pp.106-107；Blythe,Wilfred(1969),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y in Malaysia: A Historical Stud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参同注14，1998。
陈剑虹：〈19世纪槟城华族秘密会社〉，载槟城：《星槟日报新年特刊》，日。
Blythe,W.L.(1969),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ythe,W.L.ibid.
Winstedt. R. O. & Wilkinson, R. J.(1934), A History of Perak. JMBRAS, Vol. XII, Part 1. Kuala Lumpur: MBRAS，3rd Reprint(1974).
Wong, C.S . op.cit., p.90.
Blythe,W.L.op.cit..
在这以后出现的会党入会收据，有些是混合使用二房义兴和三房海山各自原来的特定字眼和符号。如盖上&万记&章的&居住实力&（新加坡）义兴公司凭证，底下则用上海山公司&家后堂&的字眼。图见李子峰：《海底》，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原版出版于1940年）。
Vaughan,J.D.(1879),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Straits Settlements. Oxford in Asia Historica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Press(Reprinted 1992),p.59.由于当时从广东省出境者赴南洋的先民，多有取道澳门，又以男丁为主，因此作者行文把粤籍先民视为&澳门来的男人群&（Macao Men）。
Yen Ching-hwang( 198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ns, P.L., and Cowan, C.D. ed. (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 &Kuala Lumpu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大伯公历史文化的重新论述，参考王琛发：〈张弼士、晚清侨务与槟榔屿绅商的神道设教 &&从公共外交与召唤侨资两个角度解读〉，载房学嘉、周云水、冷剑波、黄建阳主编：《张弼士为商之道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以及王琛发：〈信仰的另一面&&从南洋天地会视角解读大伯公〉，载徐雨村主编：《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2年。
参同上注。
王琛发：〈聚居美湖的福佬惠州人〉，载同注3。
Burns, P.L., and Cowan, C.D. ed. loc.cit.
邝国祥：〈莲花河〉，载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年。
野史氏：《桃色版》，新加坡：夜灯报社，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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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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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认同：重新解读19世纪槟城国际港口的客家社群}